内容摘要：高速公路建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收费制度提高了人口迁移成本，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不利的延缓性作用。本文运用西方城市化理论，从城市化的“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两方面，分析了高速公路收费制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明确指出，收费制度不但制约了城乡人口的短期迁移，而且限制了大城市居民向城市边缘和外围中小城市的居住性迁移，阻碍了城乡交流，强化了“二元”体制下的城乡隔离。
关键词：城市化 高速公路 收费制度
高速公路是与铁路并重的陆地交通大动脉之一，高速公路发展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意义深远。目前，高速公路收费制度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较多， 本文重点研究高速公路收费制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高速公路发展
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这是我国理论界对城市化内涵代表性和共识性的理解。但是，借用西方城市化有关理论对城市化内涵重新思考会发现，上述理解存在明显的偏狭，并直接导致我国城市化理论和实践存在诸多误区。
西方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化包含两层涵义或过程。其一是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即我国理论界对城市化涵义的界定。这描述的仅是一个人口机械迁移的“物理性”过程；其二是由城市和农村因素相融合和转变而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这里描述的是在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各种因素如文化、价值等，城市与农村之间经过碰撞、取舍、推陈出新的“化学反应”之后达成一致（即形成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www.11665.COm如果将前一个物理过程称为狭义城市化，那么既包含物理过程又包含化学过程的城市化则是广义城市化。
假如我们不使用狭义城市化眼光来审视我国的城市化问题，执着于“在城市之内”探讨城市化出路，而是从广义内涵出发来深入研究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前景，那么全社会将会在如何解决广受民众关注的一些问题，更容易达成共识。
在我国，公路融资渠道的拓宽缓解了建设资金的不足。近些年来，公路尤其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的一些成绩，公路交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收费公路的过度发展也已经和正在产生各种问题。按照公认的说法，全世界收费公路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我国，高速公路更是收费公路。
众所周知，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等于缩短了空间距离。建立在发达的交通网络体系上的城市化，使城市的触角四通八达，城市居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获得广泛的自由，城乡之间频繁“人口交换”与互动，促进了城乡文化的融合与相互认同。以德国为例，德国人称其为“绑在车轮上的民族”，以发达的高速公路、铁路、城市地铁等陆地交通系统为支撑，人们工作机会的选择范围可达到距离居住地200公里以上；在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庄，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少。城乡高度融合淹没了旧有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之间的非职业性差异，人口和工业外移缓解了现代城市的各种压力和问题，突出了城市在商业、娱乐、时尚、文化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功能。
高速公路施行收费制度的直接效应
城市化首先表现为人口的机械迁移。迁移成本包括：交通费用、克服社会管理障碍的支出（如办理城市暂住证所需费用）、放弃原居住地的机会成本及克服新居住地人际障碍等成本。显然，这是一个长期迁移成本构成，交通费用既包含旅行费，又包含为迁移进行准备和最终完成迁移所支付的各种交通费用。我国居民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从小城市向较大城市、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这是一个向上的社会流动。因此，交通费用支出对一般家庭的迁移决策影响并不大。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短期迁移的进城务工农民来说，高速公路收费提高了迁移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铁路运输压力。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为了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周末休闲郊游或去乡下探亲访友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这对拉动农村经济增长和增加农民就业收入有积极作用。
交通费用对于不同收入人群在出行路线选择上的影响是不同的。大体上说，高收入人群的选择较多地考虑交通路线和工具的便捷和舒适性，低收入人群一般情况下会选择费用低的交通工具或路线。我国东西部间、城乡间收入差距较大，高速公路收费制度会对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出行选择产生很大影响。与发达地区相比，西部欠发达地区高速路的使用效率往往不高。除经济发展不够活跃外，“排挤效应”也是重要的原因。重庆绕城高速就是典型例子，从重庆经成都到绵阳，从节约时间和设计者本意来说，从成渝高速经绕城高速再上成绵高速是最理想的全高速通途，但很多司机宁愿多跑也不想就近上绕城高速，原因就在于三环不收过路费。
为弱化排挤效应，一些地方交通管理部门采用强制性措施，甚至有意放松对开放型公路的养护，这可能造成：高速公路资源闲置浪费并不因此而明显改善，而且因为开放型公路失修而出现路面交通状况不良和事故多发问题，从而扩大了社会的成本支出。
作为重要公路交通干线，高速公路征收通行费是导致居民出行成本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城市间交通费用指数上升幅度高于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生产成本，成为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和消费价格的重要拉动因素，2006年城市间交通费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对城乡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的贡献率高达575%（见表1）。
高速公路施行收费制度的间接效应
从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看，当城市化水平达到或超过50%之后，城市病表现最为严重。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4.9%，城市病日益突出，以致理论界惊呼我国城市化过速。为此，一些地区纷纷建设高速公路，并和城市放射干道一起将新市区或卫星城与老城市联系起来，期望具有便捷交通、较低土地价格、优越环境的新城镇能吸引更多的投资以及市区居民迁徙居住，拓宽城市的发展空间。然而高速公路收费制度使市区人口迁徙发展的交通成本过大，强化了居住市区具有的生活成本优势，反而使人们更加依恋市区。
以陕西为例，国家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位于西宝高速公路中段，距离省会城市西安80多公里。在市区住房高价格的环境下，杨凌商品住房每平米均价为1700元，西安-杨凌通行时间少。这些优越的经济、交通、环境因素本应吸引更多买不起市区房或追求高生活质量的城市工作者迁徙居住，然而高额的交通费使许多人的梦想破灭。虽然高速公路相对压缩了空间距离，但收费制度制约了人们出行路线选择。甚至由于出行交通不方便，而方便的交通费用高的影响，居民做出不出行的决策。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收费制度不但对城乡人口的短期迁移构成了极大制约，而且对于大城市居民向城市边缘和外围中小城市的迁移居住形成了一定限制，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出行动机，大大减少城乡居民直接面对面式的接触与交流机会，城乡文化碰撞、融合、提升变得更加困难。可以说，高速公路在提供潜在交通便利的同时又用收费制度人为制造了不便利，使城乡联系频率和城市开放性降低，城市对外围农村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减弱。如何确切地对其加以估量还有待后续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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