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2012年的新进展及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在教育部颁布的我国学科分类目录中，作为经济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包含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共六个二级学科或专业。在这六个二级学科或专业中，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整个理论经济学学科的基础部分，属于狭义的“理论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在本文的介绍和讨论中，我们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状况作为主要内容。
　　一、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总体格局
　　近20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得到大量的传播和普及，甚至占据了我国经济学教育和学术媒体的主流话语权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我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凸显，使人们对于西方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反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评价，认识到创新经济学理论并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紧迫性。
　　从近几年理论经济学总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状况来看，一方面，经济学的大部分研究仍然沿袭着已有的传统，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与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盲目迷信和推崇西方经济学的局面开始扭转。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活跃，许多理论研究取得明显进展。WWw.11665.coM第三，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经济学已成为真正具有远见的中国经济学人认同和追求的共同目标。
　　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和人们对于经济学理论认识上的宏观特征在于：虽然盲目迷信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人和现象仍然大量存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都无法科学地解释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无法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以全球化的当代世界为背景，以我国现代历史和当代国情为基础，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主要对象，通过概念或范畴的创造、理论的创新、逻辑体系的构建等方式，努力创建符合科学理论标准、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虽然实现这一学术目标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明确地意识和确立这一发展目标和方向，无疑是我国理论经济学的一次伟大觉醒。
　　二、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在上述总体认识形势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1）《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如，高峰发表了《论“生产方式”》一文，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生产方式的含义，即劳动过程。林岗发表了《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方法和分析范式》，明确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关于生产方式的含义解释为“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没有获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2）劳动价值理论问题。对于如何理解在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社会财富的增长与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讨论的热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当代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创造商品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外延或范围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关系。对此，我国经济学者分别提出了新的“商业服务价值论”和“精神商品价值论”的新观点。“转形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提出的严峻挑战。对此，过去我国经济学者很少能够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而近些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具特色的不同理论见解，从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世界级的新水平。另外，2012年以来，冯金华、丁堡峻、罗雄飞、薛宇峰等学者分别发表文章批判了萨缪尔森、斯蒂德曼等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攻击，进一步捍卫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如，冯金华发表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价值基础》一文，力图对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提供一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解释。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
　　（3）经济危机理论问题。在新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释新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机理，成为近几年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是，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开辟专篇或专章论述经济危机问题，因此，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裴小革研究员发表了《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整体性》一文，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梳理，从而为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当代金融经济危机问题提供了基础性的学理支持。

　　（4）收入分配理论问题。基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现实，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多方面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成果在理论上仍然显得散乱而单薄。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的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系统化研究，同时还进行了马克思经济与西方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的比较研究。有理由相信，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和解决。
　　（5）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问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持久的萧条与低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围绕这个问题，王学东发表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社会主义》，对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分析。蔡万焕发表的《金融资本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通过分析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郭殿生发表的《生态危机与21世纪的资本主义》，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走向问题。张新宁发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国外学者的视角》，介绍了国外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理论观点。朱安东发表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和发展》，从世界体系的角度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2012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卫兴华发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是非需要澄清》，针对一些人对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误解进行了理论辨析，进一步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周新诚发表了《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的两点思考》，论证了公有制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批判了从收入分配角度理解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并探讨了公有制经济的管理问题。高梁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历史合理性》，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杨永华发表了《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系统整理了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说明了中国模式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张作云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首次对社会主义经济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及其化解途径进行了理论探讨。谢地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土地与住宅思想的现代解读——兼及中国土地与住宅问题反思》，通过整理和运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土地和住宅的理论和思想，对中国当前的土地和住宅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包亚钧发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经济理论的探究》，从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个人消费的内在联系出发，探讨了如何通过构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
　　3.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及初步成果。2012年，围绕经济学创新和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洪银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代化》，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张宇发表了《关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思考》，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论证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邱海平发表了《经济学遭遇新历史分水岭》，从当代世界经济的总体形势出发，论证了创新经济学理论的必要性和基本原则。张军发表了《正义问题：衡量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尺》，从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标准问题。高德步发表了《科学主义与人文转向：论中国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论证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的方法论原则。葛守昆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点及逻辑展开》，探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点与逻辑问题。
　　除了以上论文成果之外，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程恩富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这套教材由《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中级现代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现代政治经济学》等三本组成，分别为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学所需而设计。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第一套完整的层次分明的政治经济学系列教材，是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实证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
　　2012年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1.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另一种增长轨道。在经历了2011年的亚高速增长和物价上涨之后，2012年以来，我

国经济继续受到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同时，我国经济自身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显突出。保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进一步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核心任务。但是，由于存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矛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自由度受到严重制约。这种客观形势要求中国经济学界更加注重宏观经济的分析与预测，并为国家制定相对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持。
　　2012年，一些金融机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继续发布了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其中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研究团队提出的研究报告仍然是最受国家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报告之一。该系列报告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新的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还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其政策、金融和资本市场、产业经济、居民收入增长、区域经济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专题研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我国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团队推出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和国内各种矛盾日益累积的背景下，那种没有深厚的理论和学术支撑、仅仅经验式的对宏观经济的判断一定是不可靠的，而基于这样的判断制定出来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一定会失效的。这就要求一方面，经济学界要更多地走向我国经济实际，更多地服务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政府及管理部门要更加自觉地与学术界合作，更多地倾听来自学界对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诊断。高等院校提出的各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报告，为国家制定科学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参考，从而彰显了理论经济学的重大实践价值。

　　2.宏观经济政策研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大力度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在使我国经济避免严重衰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和负面作用。因此，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对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进行科学评估，同时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如何制定更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成为2012年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中的代表性成果包括：
　　刘伟发表的《五问中国经济政策》，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的角度，对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反思，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质疑。刘元春发表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调整》，针对2012年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重点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点，并对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应该进行怎样的调整进行了探讨。朱杰发表的《2011-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研究与分析》，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提出了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政策调控的取向、时机、重点、力度的建议：控制通货膨胀比较紧迫，稳定增长的时间安排比较重要，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最为突出；宏观调控政策要统筹兼顾，具有统一性和全局观；加强价格调控和资源价格改革，促进消费和生产物价指数平稳可控；中期放缓人民币升值速度，长期推动人民币结算；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居民工资收入；扶持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严格完成节能减排任务；推动进口便利，降低人民币中期升值速度，区域合作抵抗外部风险。刘尚希、樊轶侠发表的《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认为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趋缓下行，其性质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国内外结构调整变化叠加影响导致的“结构性收缩”。因此，宏观经济政策应从总量性政策转向结构性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上下工夫，这也是实现“稳增长”的最佳路径。伍戈、李斌发表的《成本冲击、通胀容忍度与宏观经济政策》，以2010年以来通货膨胀十分明显的宏观经济特征为背景，在多恩布什——费雪（dorn-busch-fischer）框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创新性地区分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冲击（尤其是b-s效应）对总供给以及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机制，探讨了有关通货膨胀容忍度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应对问题。张同斌、高铁梅发表的《财税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考察了财政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激励政策比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出增长。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率的提高和内部结构的优化都具有积极影响，并且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更为显著。方志秋发表的《基于汇率制度变化谈我国宏观经济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以人民币中长期升值趋势为背景，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下实现内外均衡的政策搭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该文还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3.收人分配和扩大内需问题研究。围绕这一问题，2012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实证研究成果。如，马双、张劫、朱喜发表的《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最低工资政策的实施对就业和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张义博发表的《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收入差异的变迁》，提出了部门收入差异阶段性假说，并利用中国家庭营养健康调查数据（chns）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该假说，这对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性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孙君、张前程发表的《中国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分析》，运用1978～2009年的统计数据，基于协整检验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分析了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该研究表明：城乡金融不平衡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金融发展的规模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成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聂慧、张媛媛发表的《我国财政社会性支出影响初次分配的实证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现行财政社会性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社会性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以及医疗支出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但教育支出却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教育支出和教育体制改革。岳希明、徐静发表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根据税率表和住户调查数据中个人收入结构的信息，计算了每个人个人所得税的应纳税额；使用应纳税额的估计值，计算了mt指数，并将mt指数分解为个人所得税的横向公平效应和纵向公平效应；mt指数的估计值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个人所得税虽然降低了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但效果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孙文杰发表的《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原因——基于最终需求和技术效率的视角》，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重点从需求结构和技术效率两个视角深入分析了开放经济背景下1987-2007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因。研究表明，最终需求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化对我国1987-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演变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1997年之后，国内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我国劳动报酬的拉动系数呈大幅下降趋势，且拉动重心逐渐由国内居民消费转向投资和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1997年之后劳动报酬份额的显著下降。党的十八大已明确将收入分配改革列为未来经济改革的重点，因此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年之内，学界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将进一步深化。
　　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根据人均国民收入的国际流行标准，2011年我国已进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基于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落人中等收入陷阱而遭遇发展停滞的教训，2012年以来，经济学界对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如，乔晓楠、王鹏程、王家远发表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验与对策——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遴选15个国家和地区作为样本，比较了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对其进行了分析，基于我国经济的

发展现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孙立平等发表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由于我国刚刚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因此，中等收入陷阱还远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既成事实，但已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为了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2012年，我国经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总结日本、韩国、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同时还对拉美一些国家的教训进行了研究。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我国最终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将起到一定的实践指导价值。

　　三、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状态和阶段。概括起来说，新时期理论经济学面临的最主要和最重大的实践问题有：
　　（一）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趋势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下，我国经济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也日益深化。危机之后的实际情况表明，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外部经济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仍然是主流和大趋势。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仍然必须以世界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为依托，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为动力。这种客观的内外经济格局和关系，决定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必须高度关注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趋势。
　　到目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仍然深陷不景气的泥潭。国际理论和思想界已经提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众说纷纭。为了能够适应和应对未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变化，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力求能够从理论上揭示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而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应对政策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在这一方面，不仅需要从总体上研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而且需要加强国别经济研究，从而为我国制定科学的对策提供学术支持。
　　（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核心内容和根本特征。30多年的实践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无论是相对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相对于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模式而言，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搞以完全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和以完全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都更加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发展之中，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更好地结合或融合。我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表明，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还很不完善；另一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都面临着能否进一步保持与发展的巨大挑战。从经济学理论规范上来看，到目前为止，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别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部分，但都没能逻辑一贯地完整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取得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的“合法性”。这正是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存在关于中国未来的极左和极右两种思潮和主张的根本原因。这种客观情况要求我国经济学界必须大力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必须通过理论创新，既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创立一种全新的理论经济学范式，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符合科学理论规范的系统解释。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依然任重而道远，但也面临着难得的创新与发展机遇。
　　（三）我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性质和道路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强大，经济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引进来”为主开始向“走出去”转变。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正日益成为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在工业制造品保持世界出口第一的同时，高技术产品和服务以及文化商品也开始形成一定的出口规模；人民币进一步走向国际化；我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地位也在不断加强。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正处于强劲的崛起之中。但是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随着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国与外部的摩擦和矛盾也日益增多，不仅个别发达国家明确喊出了“中国威胁论”，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我国的发展与日益强大也心存戒心。客观实践已经为我国理论经济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中国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走过的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对外开放道路？在这一方面，我国理论经济学同样面临巨大的创新任务与机遇。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必须尽快适应我国经济在世界上日益崛起的客观发展形势，必须着力研究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与发展如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从而不仅使我国经济在世界上成功崛起，而且让中国为全人类的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认为，我国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上述最重大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才能实现理论上的真正创新，才能在我国经济日益强大的同时，使我们的理论经济学在全世界经济学界获得一流和领先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首先必须克服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形成的崇洋媚外的习惯性心态，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和当代世界意识。没有这种心理与意识的重大转变，要创建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