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刘哲

　　中国南海主权、湄公河水权等问题引发了东亚和东南亚多国的政治争端，虽然没有爆发传统战争，但是争夺资源的紧张气氛已日益加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预言，在新世纪，自然资源将继化石能源之后引发世界大战。前不久，大西洋学会也发布了题为全球资源关联安全（global resource nexus）的报告，分析了全球能源、水、食品、矿物、土地等五大资源市场的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关系，认为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无法平衡各方发展利益，势必会导致局部地区的战争和无政府局面。为此，应该构建更为全面和均衡的国际治理框架，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人权和环境安全纳入政策框架。那么，全球资源关联安全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一、全球资源关联的内涵与安全现实
　　（一）资源数量安全
　　资源的数量安全始终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不稳定的时期，资源的数量安全相当于一国的国家安全，从水资源、粮食、能源，到科技发展和军备，资源的数量安全在各国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以能源领域为例，不可再生能源如化石能源和矿产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之际就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和矿产危机导致了海湾战争，2010年以来的中亚北非各国的地区争端也都源于对化石能源开采权、使用权、经营权、定价权等权力的争夺。经过多年的争夺，化石能源已经行将枯竭，然而争斗仍在继续，但战场正在逐渐转移。
 　　主要经济体对化石能源的争夺大势已去，而对非化石能源的争夺从技术到产品，再从产品到市场，正可谓甚嚣尘上。wWW.11665.COM可再生资源如生物、物种资源、水资源等已经引起了地区争端。以水资源领域为例，各国跨流域水权的争夺自古有之。如湄公河流域，对于如何使用水资源，由于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出现了各种争端，如中国需要建水电站和控制径流发展经济；越南少水需要上游水量补给；泰国多水需要抽水保障湿度平衡；老挝需要疏通河道促进河运；柬埔寨需要河道淤泥保障土壤供应。各国各有所需，对水权的分配和使用多有争端。
 　　此外，世界各国已经对地球衡量资源大气空间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2012年年底关闭了关于京都议定书的所有谈判，然而基于德班平台的新一轮谈判将在2015年之前决定2020年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阵营已经被逐步打乱，发达国家分化为欧盟和伞形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分化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基础四国、拉美阵营等。这些国际战争、争端、协商和谈判都是源于各国对资源数量安全的需求。
 　　（二）资源质量安全
　　资源的质量安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也越来越多的进入人们的视野。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于产品质量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可使各国降低高质量产品成本、互通有无，但国际贸易也会使质量安全问题进一步蔓延。比如，起源于英国的疯牛病，使得与英国具有牛肉及其制品贸易关系的国家都难以幸免；再如大宗的转基因粮食的国际贸易，主要从美洲向亚洲、非洲和欧洲个别国家的流入，将导致农业种植环境的大规模改变，进而影响一国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有些资源的质量安全，也是与数量安全之间的关联性所导致的。在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将产品质量作为绿色壁垒，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准入标准进行国际贸易保护，如2013年美国对中国风电产生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2013年欧盟对中国光伏产业征收的高额关税，都是出于对潜在市场的争夺。 [论文网]
 　　（三）资源价格安全
　　资源的价格安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其重要性不容置疑。举例来说，拉美地区的资源禀赋足以满足该地区的粮食供给，但海地、玻利维亚等国存在或多或少的粮食短缺问题；中国的粮食也基本自给，但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粮食短缺问题也不容忽视。拉美和中国都是国际粮食市场上的大需求方，粮食进口量足以影响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但却完全没有市场定价权。尤其是非洲大陆，由于战争、饥荒和缺粮，需要大量进口粮食，粮食资源的价格安全是最无保障的。
 　　（四）资源关联安全
　　资源关联安全体现在依存性、传导性、竞争性和优先级上。安全的依存性体现在粮食安全依赖于水、土地和能源安全；传导性体现在水安全影响土地生产力，进而通过传导机制影响粮食安全；竞争性体现在能源安全和粮食安全对土地资源的竞争上；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之间也存在竞争水资源。关联安全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资源安全的短板效应，即该地区资源安全受制于最脆弱的资源，如荒漠地区水资源就优先于矿产资源和土地资源。三种安全的优先顺序因各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各国保障本国安全的同时应该尊重别国安全底线。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存在一个国家、一种资源的单一安全，只有厘清各种资源的相互关系，才能构建清晰的国际治理框架，这种思路用于国际和国内治理都适用。纵观当前全球的，自然资源的关联安全问题，早就在各个领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国际争端。对石油资源的开发不当导致的环境污染会影响当地的生态平衡和社会经济发展，如2010年bp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以及2011年康菲石油公司在中国渤海湾的漏油事件。类似的资源开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沿海渔业的发展、危害沿海生态，进而影响沿海地区居民的生存状态，威胁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旧不排除各国为了各种资源而发动战争的可能。对资源的数量争夺自古以来就是引发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之一，从茶叶、食用盐等经济作物，到石油、铁矿石和铀矿，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地区，只有战争才能保障战略物资的数量安全。除了这种对资源数量的争夺，对发展权的争夺也屡见不鲜。用于国际航运的航道划分，在波斯湾、南中国海、索马里和也门等区域引发了常年的争斗，部分地区陷入无序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经济发展制度降到最低值。数量安全的问题可以通过战争和自由贸易来解决，而质量安全和价格安全则需要各国政府协作进行全球治理，因此全球关联安全问题需要密切重视。

　　二、中国的资源关联安全
　　（一）中国资源关联安全的数量约束
　　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很多基本战略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低，世界排名靠后。近30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175名跃升至2012年110名，但与国内生产总值2012年世界排名第二的发展水平相比明显不协调（表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粮食人均占有量不低于400公斤是衡量粮食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我国粮食的人均生产量刚刚超过这一标准（表2）。从石油资源的数量比较来看（表3），2010年中国石油进口依存度高达49%，存量不足。此外，水资源和耕地面积的人均量也很低。中国受到发展阶段和人口基数等多重安全因素制约，数量

的刚性约束构成安全的第一隐患。
 　　（二）中国水资源的短板效应
　　水资源安全和土地安全是粮食安全的前提条件，矿产资源和能源安全会对水资源产生外部性影响，可见水资源是各种资源中的关键性战略资源。中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供给不足，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均，污染严重，饮用水源堪忧，洪涝灾害和干旱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损失。水资源无疑是中国资源关联安全的短板，一直以来，无人否认水资源的重要性，但是水资源的开发率高、利用率低的现象却并未得到改善。随着极端天气的频繁发生，水资源的短板效应日渐凸显，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特大暴雨造成受灾面积1.6万平方公里，死亡人数77人，经济损失61亿元。这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三）中国缺乏大宗商品进口定价权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201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仍高达50%以上，而且中国资源性产品如粮食、石油和金属矿产进口的量大，但却缺乏国际市场定价权。2011年中国进口原油2.54亿吨，进口铁矿砂及6.9亿吨，分别比上年增长6%和10.9%，但两种产品的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45.3%和40.9%。价格上涨幅度成倍高于进口量上涨幅度，这种现象明显违背市场规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存在粮食数量需求短板，刚性需求缺乏价格弹性；一方面是中国缺乏大规模的粮食加工企业，国际粮食市场由欧美大型国际粮食贸易企业垄断。可见，资源性产品的定价权并未掌握在中国进口商手中。此外，大宗商品的交通运输安全还受到海盗、海洋权益争端、地区军事冲突的严重冲击。
 　　三、中国的对策
　　（一）正确认识关联安全
　　正确认识资源关联安全，需要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利用市场规律的基础之上。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源关联安全，使一个国家和地区单纯追求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或价格安全的情况无以为继。以农产品国际贸易为例，中国大豆和玉米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1/3，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巴西和阿根廷。如果按照传统的粮食安全理念，中国大豆和玉米的安全性已经突破警戒线，但从资源关联安全的角度看，只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品种越来越多，参与的复杂程度越来越大，安全程度才越高。提高安全水平的方式不是停止国际贸易或者减小国际贸易量，而是应该通过适当提高国内粮食价格、农业种植补贴、低收入人群购粮补贴等综合政策来保护和提高国内农业生产积极性。为此，我们需要一方面努力培育和延长国内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通过培养有竞争力的跨国粮食企业，占领国际粮食贸易市场；另一方面需要灵活多样地选择国际贸易伙伴，从单一的从美洲国家进口，转而从东欧和非洲等粮食供给国进口，避免形成垄断性贸易。这样，不仅能够保障粮食的数量安全，也能够很好的甄别粮食的质量安全，进而通过市场占有率来掌握粮食进口的竞价权，实现粮食的价格安全。从这点看，正确认识关联安全的含义，广泛而深入的进行南南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不仅是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需求，也是维护资源关联安全的必经之路。
 　　（二）国内资源优化与节约
　　在正确认识资源关联性的基础上，中国首先要搞好国内资源的优化利用与节约。中国疆域辽阔，资源种类丰富，分布不均匀，而资源关联性要求不同资源合理配比、优化利用、提高生产率。传统的计划配比极大地浪费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发展逐步建立了市场配置的资源利用模式，但仍存在很多市场失灵的现象。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2》中指出，北京、广州、上海的平均上班花费时间分别为52分钟、48分钟、47分钟，位列全国前三。大量的时间花在路上，不仅消耗了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增加的交通排放对环境治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土地规划事先考虑了土地资源与人力资源的关联性，就能够避免办公区与生活区分离、无谓增加交通成本的情况。又如中国风电单纯以补贴做激励，鼓励大规模开发风力资源的同时没有注意产业链的培育，忽视了上下游产业的配套，对生态环境也造成了极大地破坏。根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2013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风力发电累计装机容量75324.2mw，世界第一。尽管如此，风电上网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风电消费比例不足能源消费总量的10%左右，浪费现象普遍且严重。只有充分考虑资源开发的各种特性，充分利用市场规律，才能够完成国内的资源优化与节约，保障资源关联安全。
 　　（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决定了在很多资源安全问题的治理上无法独立完成，需要在国际上寻求先进的治理经验，甚至需要一些资金和技术的国际援助，因而，中国更需要进一步加强资源安全问题的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近30年来，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了90mm，沿海海表温度上升了0.9℃，1980年至2012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2.9毫米/年，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海平面上升是一种缓发性灾害，其长期的累积效应会淹没滨海低地、破坏生态环境，给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2012年海平面变化影响调查结果表明，海平面上升与地下水位下降，引起海水与地下淡水的压力差加大，加重了河北、山东和江苏等沿海地区的海水入侵与土壤盐渍化程度。海平面上升问题在国际上与小岛国和其他气候脆弱的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问题颇具相似性。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发布的《2010年亚太灾害报告》中的数据显示，1980-2009年间，亚太地区承受着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85%的死亡人数和38%的经济损失；亚太地区易受自然灾害影响程度是非洲地区的4倍，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25倍。中国急需在国际上寻求合作，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四）主动参与全球治理
　　中国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其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都将对全球经济、政治和环境产生巨大影响，中国的资源安全问题的成功治理经验和最佳案例，对全球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安全治理具有示范效应。中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80%的贫困人口居住在生态敏感地带，其贫困地区也多处在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区。2011年初，陕西省正式展开一场为期十年的移民，预计耗资1100亿元、涉及移民240万人；截止2011年，宁夏为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搬迁了66万人口，“十二五”计划搬迁35万移民。如果中国在处理气候移民方面取得成功经验，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帮助，特别是为孟加拉和印度的气候移民有益的借鉴。
 　　此外，一些关于资源安全问题的国际争端，也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不能置身于外。菲律宾与中国关于“黄岩岛”主权的争论、日本与中国关于“钓鱼岛”的争夺，都是对方超越主权界定基于大陆架资源开发权力的争夺；而湄公河地区水权的争夺问题，也是基于对上下游流域水资源开发权益的争夺。中国在边境地区与邻国发生的多起关于水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权的纠纷，都是多方源于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渴望，产生这些纠纷的各国也都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很难达成相互间的妥协。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地中海东部已探明具有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以色列、黎巴嫩、塞浦路斯和土耳其将会存在潜在的

利益纷争；尼罗河上下游水权治理问题同样引发埃及和邻国的纠纷。另外，气候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摩擦，如中欧航空碳关税、中美边境调节税、中欧光伏高额关税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而这种挑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对的。
 　　未来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包括参与国际经济领域定价机制；参与国际治理框架；加强区域和双边的对话、交流和合作；积极争取话语权和定价权，保障资源关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