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税收遵从是近年来公共财政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经济分析的框架。事实上，税收遵从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行为问题，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社会影响、社会规范、态度、道德伦理、价值观等因素也对税收遵从具有重要的影响。对这些因素进行研究就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为此甚至产生了专门的税收心理学，其主要运用社会调查、受控实验等方法研究纳税人和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认知、态度等。
　　[关键词]经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税收心理学
　　
　　一、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融
　　
　　行为是人们受思想和心理支配而表现在外的各种反应、动作、活动和行动。行为长期以来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行为主义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研究动物和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他于1913年发表在《心理学评论》上的一篇文章，被称为“行为主义宣言”。他用三句话宣布了三条革命性的原则：第一，心理学的内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意识；第二，其方法应该是客观的，而不是内省的；第三，其目标应该是“预测并控制行为”，而不是对心理现象的基本理解。
　　后来，心理学家勒温在大量分析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勒温行为模型，其公式如下：
　　b=f(p—p₁，p₂，…，p_n；e—e₁，e₂，…，e_n)
　　其中，b表示个人的行为；p表示个人的内在条件和外在特征；(p—p₁，p₂，…，p_n)表示构成内在条件的各种生理和心理因素，如生理需要、生理特征、能力、气质、性格、态度等；e表示个人所处的外在环境；(e—e₁，e₂，…，e_n)表示构成环境的各种因素，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Www.11665.COm
　　该模型表明，人类的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人类的行为方式、指向和强度，主要受个人内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个人因素包括生理和心理两类基本因素，而环境因素则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基本因素。
　　从行为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心理是其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心理学即行为科学，那么，作为人类基本行为和主要行为之一的经济行为也理应是心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但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上并非如此。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比经济学发展得要晚一些。在19世纪，心理学尚处于幼年期，所以不能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一块基石。作为对经济学的“唯我独尊”和对人的主观变量刻意排除的回应，长期以来心理学也对经济活动失去了兴趣，表现在心理学家对于动机、行为的形成、刺激和欲望或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心理学研究中，利用了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来检验假设，但却忽视了对经济行为的直接研究——尽管经济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基本行为。这种学科之间的隔阂和疏离使得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发展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可谓“两败俱伤”。
　　对心理学而言，由于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是人类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学，没有任何理由忽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对经济学而言，一味追求经济学的科学性而放弃对人类心理变量的研究，就会使经济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形成“单向度”、“真空化”，反而不科学了，而且严重地脱离社会现实。卡托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心理学的经济学不能成功地解释重要的经济过程，而没有经济学的心理学就没有机会解释最一般的人类行为。”尽管在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存在诸多的隔阂和疏离，但最终人们还是发现了两者之间相互交叉的共生带。
　　
　　二、经济心理学的诞生
　　
　　经济学和心理学有着共同的起源，它们都发轫于17～19世纪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学派。这个时期学科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它们各自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立学科之前，两者相互交融在一起。谈论经济问题时常常牵涉心理因素，谈论心理问题时往往涉及经济因素，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矛盾、互斥和对立。但随着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理论思考不再研究社会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而仅仅是某些看来较为专门属于经济科学(或心理科学)的问题。当一门学科在它专门的问题上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和观点时，研究者就可能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投入到他们自己的特定兴趣中去，这样同相关学科的联系也就必然被削弱了。
　　但是，纵观整个经济学说史，从亚当·斯密的“损失规避”思想、边沁的“效用”概念、门格尔的“内省”分析、穆勒的“干扰因素”、马尔萨斯的“肉体倾向”、巴维克的“边际对偶”理论到帕雷托的“非逻辑行为”、凡勃伦的“本能和习惯”、贝克尔的“怠惰与冲动”、莱本斯坦的“x—低效率”、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西蒙的“最大化偏离”等等，都强烈地昭示出经济心理与行为始终是经济学家们进行研究时有意无意地予以思索和探究的内容之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提到：“当我们从一个较好的环境转入较差的环境所感到的不适程度，将大于从一个较差的环境转入一个较好的环境所感到的舒适程度。”这简直就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所提出的“损失规避”概念的通俗描述。边沁的效用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感受，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但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机械地借用了这一概念，认为理性人可以通过行为选择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并由此构筑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效用理论，从而使人们对“效用”的理解，离其初始的定义越来越远。门格尔早在1871年就提出要认识经济机制中的需求、价值和判断等，只有通过内省的心理分析。穆勒认为，干扰因素是理性无法直接把握的种种情感、习俗、意志、动机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总和。穆勒的干扰因素，实际上包含着对市场行为者存在的理性最大化原则的种种偏离的承认。马尔萨斯认为，把人仅仅当做一个理性的存在物是不够的，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倾向具有很强的挑战力”，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巴维克则认为，人们只有在换进的物品的主观价值大于换出的物品的主观价值时才愿意交换。在竞争中，价格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被确定，市场价格是由两对边际对偶的主观评价所限制和决定的。尽管帕雷托坚信“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行为……大部分属于理性行为”，但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他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在《论社会学》一书中，他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了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并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凡勃伦认为，本能树立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推动人类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而做出努力。理智、理性则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个人和社会的行动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导的。贝克尔认为，经济生活中不仅有理性行为，还有非理性行为。在他看来，“经济理性很能相容于非理性行为，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他认为。“广义的非理性行为包括处于极端情形的怠惰行为和冲动行为”。即市场普遍存在着偏离最大化原则的非配置型低效率现象。在凯恩斯看来，对有效需求量，从而对就业量起最后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有“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和货币量。西蒙认为，由于经济行为人的真实决策情景的不确定、不完备性和复杂性使得全面理性不可能实现，同时，信息处理者本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也决定了真实决策过程中行为人是“有限理性”的，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对最大化的偏离是由行为人的认识本质所决定的，那种无限放大经济行为人理性能力的完全理性说，是对市场的无知和对行为人的误解。凯恩斯更为直截了当地坦言：“我要十分强调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它和人的内省和价值观相联系，它关心的只是动机、期望和心理不安。”

　　经济心理学家阿尔哈德夫甚至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然进入经济学了。”这方面的证据之一是经济学正是依据“人的行为是机械的”这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派的经典命题才提出“人是机器”、“人与客观事物的关系是简单的刺激——反应(s-r)”的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消费支出是收入的函数”、“商业投资是利润的函数”以及“需求量随价格下降而增长，随价格上涨而下降”等经济原则，乃至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体系。
　　应该说，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并非人为使然，而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有着“天然的合理性”。于是，20世纪以来，在一批“具有良好心理学素养的经济学家”和“具有良好经济学头脑的心理学家”的倡议和积极参与下，以卡托纳1951年出版的《经济行为的心理学分析》为标志，诞生了跨越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人为樊篱的新兴学科——经济心理学。待到卡托纳1975年出版《心理经济学》时，经济心理学才开始作为一门科学被接受。
　　归纳近年来经济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1)对金融行为的经济心理分析兴趣日趋浓厚；(2)发端于前景理论的实验经济心理研究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兴趣，并为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3)经济社会化和经济知觉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4)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发展领域是对谈判行为的研究；(5)经济心理学研究将更多地与公共政策、企业战略和宏观经济体系等宏观参照结构联系起来；(6)态度研究将在经济心理学中产生更大的影响；(7)归因理论已被引入到诸如购买失误时的心理与行为反应等许多研究中；(8)消费者行为研究仍将是经济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什么是税收心理学
　　
　　税收心理学的先驱性工作是由斯哥摩尔德斯做出的，他把税收心理学看作公共财政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分支。他认为税收心理学应该包括对决策者们决策过程的心理分析以及对纳税人税收心理的评估，后者被认为是税收心理学的主要任务。
　　随后，穆勒和斯达姆派尔对税收态度和公共支出进行了研究。斯达姆派尔特别注重把税收认知和税收态度作为税制的自变量(例如边际税率)和税收遵从的因变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来描述。斯达姆派尔、贝切特等人、斯哥摩尔德斯和其他研究者都把这类态度和认知称作“税收心理”，恩里克则称它们为纳税人的“税收意识”。斯达姆派尔的模型表明，逃税不仅是一国税制影响的结果，还取决于纳税人对税制的态度、对税收目的和税收公平的认知等。斯哥摩尔德斯通过调查，对纳税人的“税收心理”、“税收压力”和“税收道德”进行了评估。卡托纳利用调查的数据研究了税收变化对有效需求的影响。研究认为，除财政政策的自身变化外，诸如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带来了更重要的影响。
　　刘易斯对税收心理学的概念进行了归纳：税收心理学主要研究纳税人、税收官员、政策制定者以及最广义的普通大众的偏好、认知、态度和信念，其主要研究方法是社会调查和运用调查表。
　　
　　四、心理学能为税收研究做些什么
　　
　　社会心理学对税收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调查技术的运用；二是社会心理学已有研究成果的直接应用。
　　首先，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些方法和技术(比如社会调查)可以对纳税人的态度和偏好进行评估。目的是将从纳税人那里收集的有关态度、偏好、满意度等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并与理论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从而为理论研究提供经验的证据，对理论假设和理论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此外，税收调查还可以为布坎南在《民主财政论》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更多的信息。如纳税人通常是多么无知啊!他们知道财政政策的选择吗?他们对财政制度的影响是如何感知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迫缴税?他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是什么?如何评价?他们能在收益和减税之间进行有效的转换吗?
　　其次，社会心理学中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为税收心理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比如，税收调查中需要对纳税人的行为特征进行假设，如果我们采用心理学中有关态度影响实际行为的假设，就能为逃税分析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视角，从而突破经济分析的局限性。再如，对税制简化的研究，就要应用到沟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书面沟通的理论。简短的句子、通俗易懂的词汇和更加亲切的语言风格有利于驱除詹姆斯和刘易斯所谓的“财政迷雾”，有利于增强纳税人对税法条文的理解程度。此外，在有关税收效率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有关工作动机的理论、货币刺激作用的理论以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同样，在有关税收遵从的研究中，还可以用到公平理论、社会比较理论、归因理论以及前景理论等。在归因理论应用方面，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方面保守的人更有可能把财富和贫困归因于个人而不是环境，因而不太赞成税收政策的再分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