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隋炀帝打破了隋文帝关中本位的文化政策，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南北士人，不仅倡导南北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兼容南北的文学思想倾向。炀帝本人兼好南北文风，在用人方面不拘于地域，文学创作及审美趣味方面广泛地与江南作家、山东作家、关陇作家进行交流，客观上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
　　关键词：隋炀帝 文学思想 江南 山东 关陇
　　南北朝后期存在着三大地域文化体系①，即：江左文化、山东文化和关陇文化。在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三地在文学创作方面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如以文风来划分，江左文学体现的是南朝的审美趣味，而山东文学和关陇文学则可看作北方审美趣味的代表。在炀帝之前，三地文学和文学思想之间虽有过接触，相互之间也发生过影响，但就整体态势来说依然是各自发展，直到炀帝即位之后，南北文学和文学思想才向着彼此融合的方向迈进。
　　一、对南方文学及文风的继承
　　首先，炀帝推崇江南文化，迷恋江南文学的审美趣味。炀帝很早便受到了江南文化的熏染。开皇元年，十三岁的杨广被立为晋王。次年，纳萧岿女为晋王妃，萧梁宗室素来崇尚文学，萧王妃在家庭传统的影响之下亦从事过文学创作，曾作有《述志赋》，几乎全由对句组成，较富文采。对于同样喜好文学的杨广来说，萧王妃可谓江南文学的引介者。此后，杨广又有十年的南方生活经历，从开皇十年（590）至开皇二十年（600）被立为皇太子止，杨广一直都在扬州总管任上，每年只入宫朝见一次，多数时间在扬州。在此期间，他招引百余位才学之士以充晋王府学士，其中大部分为江南文士，如柳■、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王■、虞绰、庾自直、徐则、徐仪（徐陵之子，见《陈书·徐陵传》）、袁宪（见《陈书·袁宪传》）等。wWW.11665.Com本来就崇尚“庾信体”的杨广，在与这些江南文士交往的过程中，文学上应当也受到影响，尤其受柳■的影响最大，杨广每有文什，必令柳■润色，然后示人，可见其对江南文学审美趣味的喜好。只是由于此时文帝刻意压制江南文士，鄙弃并痛恨江南文风，杨广不敢过于显露自己的文学趣味。
　　即位之后，隋炀帝开始大规模地重用南方文士，一些人还逐渐进入了政权的核心。他明文批评轻视南人的言论，《太平御览》卷六百二引《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炀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炀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窦威等，其敕文曰：“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②认为江南自六朝以来就是人文荟萃之所，尤其永嘉之后，更是文化的中心，称赞自陈入隋之士为“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这就从思想观念上扭转了轻视南人的做法。炀帝所信任者多为南士，大业元年即以礼乐之事总付柳■、何稠、诸葛颖等南士，南士总领礼乐之事，这在文帝朝是从未出现的现象。炀帝还让南士参掌朝政，如让虞世基、裴蕴等参掌机密，表明南士在炀帝朝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炀帝也开始大张旗鼓的推崇南方文风。《隋书·文学传·虞绰传》曰：“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③虞绰、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陈灭入隋，见《周书·萧■传》）等，都是以“文翰”受到赏识，说明炀帝对南方文风的喜好程度。王胄亦“以文词为炀帝所重”，炀帝曾高度推崇王胄、虞世基、庾自直三人的诗歌曰：“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实际上是把南方作家推为创作的典范。“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④（《隋书·文学传·王胄传》），“二人”即指王胄和虞绰。这充分表明在炀帝的倡导之下，南方文风已成为作家的广为学习的对象。
　　炀帝经常开展文学活动，与南方作家切磋技艺。《隋书·柳■传》曰：“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

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⑤炀帝在文学上受柳■的影响极大，“言宴讽读”及对酒酬酢的场合中当也包含不少文学活动。炀帝还曾赐诗与南方作家，也常令南方作家奉和作诗。察逯钦立所辑《全隋诗》，存有奉和、应制、应教、应令诗歌的有：柳■、徐仪、王胄、诸葛颖、许善心、庾自直、虞世基、虞世南等，这些文学活动也必然会对炀帝本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都产生深刻的影响。《隋书·文学传·庾自直传》曰：“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⑥炀帝令庾自直“诋诃”自己的作品，并按照庾自直的意见反复修改，这一方面体现出炀帝在文学方面的宽容态度，同时也清楚地表明其诗歌创作是以南方文风为准则的，而炀帝追求南方文学审美趣味的思想倾向也表露无遗。
　　二、对山东文学及文风的吸纳
　　除了重用南士，推崇南方文风外，炀帝也起用北方的山东士人和关中士人，并将北方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纳入其文学思想体系之中。
　　从来源方面说，隋代的山东士人包括原北齐境内的山东本土士人和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关陇境内的山东士人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为随西魏孝武帝西迁入关之士的后代；一为齐亡入周、后又入隋的北齐士人，其中主要是文林馆文士。山东士人虽为杨坚代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隋文帝即位之后，却也成为被抑制的对象。正如杨金梅所言：“在全国统一后，曾经为杨坚谋取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山东士人，转而成为最不受信任的备受打击的对象，曾经的佐命功臣几乎被黜落殆尽。”⑦而山东本土士人也同样饱受歧视，《隋书·儒林传·马光传》载：“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⑧可见，歧视山东士人也是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陈寅恪先生即指出：继承宇文氏之遗业的隋文帝，“仍旧施行‘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⑨。因而，山东士人在文帝朝大多与江南士人一样郁郁不得志，如卢思道、辛德源、李文博、孙万寿等，或沉沦下僚，或衣食乏绝，或因小事而被流放。 　隋炀帝对于山东士人虽不如对江南士人那样推崇，却也并不歧视。其为晋王时就引用一些山东士人，如甚为器重清河张虔威与太原王韶，以备咨询，即位之后也任河东裴矩参掌朝政。山东的知名文学之士，至隋炀帝即位时所存无多，炀帝即位于大业元年（605），时距齐亡的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已有近三十多年之久，原入关的北齐文林馆之士在此期间已大都去世，仅剩薛道衡、孙万寿、王劭等数人仍在世。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是颇为重视的，如薛道衡流放岭南，时为晋王的杨广欲其经由扬州时打算向朝廷上奏留之，薛道衡不从，杨广虽然衔恨薛道衡，但是爱其才而对薛道衡依然颇为尊礼。他后来杀薛道衡，只是出于“爱其才而不能得而用之”⑩的缘故。又如，博陵崔赜“七岁能属文”，曾为杨广的侍读，后又被引为晋王文学之士。崔赜的文学才能也受到了杨广的重视，当时晋王府邸公文，大多为崔赜所作。大业五年（609），奉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后又奉诏作《东征记》。崔赜在文学创作方面较为活跃，“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輥？輯？訛《隋书·隐逸传·崔廓传》附《崔赜传》），应是当时的一位比较重要的作家。此外尚有杜正玄、杜正藏兄弟数人，《隋书·文学传·杜正玄传》曰：
　　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輥？輰？訛
　　杜氏兄弟并以文章才辩著名，尤为聪敏的杜正玄被授为晋王行参军。杜正藏兄弟三人，于大业中又“俱以文章一时诣阙”。可见炀帝对杜氏兄弟的文学才能也是相当重视的。杜正藏所著《文章体式》，成为后进之士的写作规范，则山东文学在当时文坛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炀帝对山东文学之士的奖掖和礼重，表

明其对山东文学及文学思想也是持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
　　三、对关陇本土文学及文风的兼容
　　总体上说，与文帝截然相反，炀帝对关陇集团采取的是打击和限制的政策。起初谋夺太子之位时，依靠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清除了以高■等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杨勇集团。即位之后，为了稳固统治，又对以杨素为代表的关陇士人予以严厉的打击。虽然如此，炀帝毕竟出生并成长于关中地区，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关陇文学的某些影响，其文学创作是从学习“庾信体”开始的，“庾信体”便是当时关陇地区流行的文风。炀帝对关陇文学也是持一种兼容的态度，他与关陇作家之间的文学往来也颇见于史籍记载。如史祥“少有文武才干”，伐陈有功，后从晋王击破突厥。杨广为太子时就曾遗书史祥，盛赞其武功，并曰：“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輥？輱？訛表达了欲拉拢结交的意愿。史祥的答书几乎全由偶句构成，颇富文采，可见其应当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炀帝即位后，史祥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反叛，炀帝赐诗表彰曰：“伯■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輥？輲？訛（《隋书·史祥传》）炀帝对牛弘更是高度推崇，《隋书·牛弘传》曰：“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后，尝赐弘诗曰……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輥？輳？訛又如于仲文，他在北周时曾与谯王宇文俭有过诗歌赠答，因有将领之才而受到杨广的亲幸，今存有《侍宴东宫应令诗》一诗，作于杨广为太子之时。这说明炀帝对关陇作家也是比较重视的。
　　炀帝经常开展集体的文学活动，以此作为切磋技艺的手段。如炀帝作《白马篇》、《纪辽东》、《悲秋诗》，王胄亦有《白马篇》、《纪辽东》二首、《奉和悲秋应令诗》以和之。炀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隋书·文学传·王胄传》）；炀帝有《春江花月夜》、《谒方山灵岩寺诗》、《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诸葛颖则有《春江花月夜》、《奉和方山灵岩寺应教诗》、《奉和通衢建灯应教诗》以和之；炀帝有《四时白■歌》二首、《望海诗》，虞世基则有《四时白■歌》二首、《奉和望海诗》以和之；炀帝有《献岁燕宫臣诗》，虞世南则有《奉和献岁燕宫臣诗》。可见炀帝与臣下诗歌交往之频繁。值得指出的，其中当有一些规模较大、参与者较为广泛的活动，只是由于作品散佚，其具体情形已无法确知。但有些大规模的集体赋诗活动则可考知，如炀帝有《月夜观星诗》，诸葛颖、虞世南皆有《奉和御制月夜观星示百僚诗》的和诗；炀帝有《幸江都作诗》，虞世基、虞世南俱有《奉和幸江都应诏诗》的和诗；炀帝有《临渭源诗》，柳■有《奉和春日临渭水应令诗》、薛道衡有《奉和临渭源应诏诗》；炀帝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许善心、牛弘皆有《奉和冬至乾阳殿受朝应诏诗》；从诸葛颖、虞世南、蔡允恭、弘执恭均有同题的《奉和出颍至淮应令诗》，可知这也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从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来看，大部分为江南文士，然亦有些活动是将江南文士、山东文士和关陇文士都囊括在内，这说明了炀帝对三地文士及文学的重视。炀帝的出发点虽在于附庸风雅和以诗娱乐，但也体现了其在审美趣味和文学思想方面兼容南北的倾向，为南北诗风的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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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杜晓勤：《地域文化的整合和盛唐诗歌的艺术精神》，《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② （宋）李■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10—2711页。
　　③④⑤⑥⑧？輥？輯？訛？輥？輰？訛？輥？輱？訛？輥？輲？訛？輥？輳？訛 [唐]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39页，第1742页，第1423—1424页，第1742页，第1717页，第1758页，第1747—1748页，第1494页，第1496页，第1309页。
　　⑦ 杨金梅：《隋代诗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⑨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⑩ 孙大莉：《隋炀帝诛杀薛道衡、王胄原因探析——〈隋唐嘉话〉笺证二则》，《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二辑。
　　参考文献：
　　[1] （唐）魏征等撰.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 （唐）令狐德■等撰.周书[m].北京：中

书局，1971.
　　[3] （北宋）李■等撰.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