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科技进步贡献率国外研究历史和现状，以及国内经济学者根据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做出的研究，作了较全面的回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
　　关键词：科技进步；贡献率；经济研究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水平的提高，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制订各种科技计划、政策和法规来支持技术创新，加大科技投入。回顾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总量及人均收入大幅度增加，成功跨越马尔萨斯陷阱。究其原因，技术进步厥功至伟。越来越多的证据也表明，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即科技水平）的不同。本文先回顾tfp，即科技水平发展历程。
　　一、国外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研究的演进
　　古典经济学家在强调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同时，也看到劳动分工的作用，亚当·斯密把技术进步视为劳动分工和劳动熟练的结果。技术进步测定模型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1928年道格拉斯与数学家柯布首次应用函数式来分析生产理论，将生产投入要素高度抽象化，并对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等投入要素与产出关系进行了定量描述，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简称cd模型），但由于受到当时经济发展条件的局限，柯布和道格拉斯未意识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新古典派（neo-classical）经济增长模型由索洛的开创性工作而称之为索洛模型，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24年8月23日—），美国经济学家，以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着称，并在1961年被授予美国经济学会授予青年经济学家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和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www.11665.cOm
　　索洛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是solow于1956年首次创立的，用来说明储蓄、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的关系。自建立以来，这一模型一直是分析以上三个变量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且假设边际生产递减的一次齐次的总生产函数、满足稻田条件、储蓄率一定，技术进步为外生等的条件，直到现在该模型仍然是经济增长理论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索洛模型的假设
　　模型假设：
　　1.该模型假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投资转化率假设为1。 该模型假设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 该模型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采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
　　该模型假设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即储蓄—投资转化率假设为1；该模型假设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递减，即投资的规模收益是常数；该模型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生产技术假设，采用了资本和劳动可替代的新古典“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而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不能自发相等的问题。 因为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劳动数量既定，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确保经济增长稳定在一个特定值上。该模型没有投资的预期，因此回避了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不稳定，就此可得出结论：经济稳定增长。
　　（二）模型变量
　　外生变量：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
　　内生变量：投资
　　模型的数学表达
　　其中，k——资本；l——劳动；a——技术发展水平；i——毛投资；s——储蓄；k——有效劳动投入之上的资本密度；s——边际储蓄率；n——人口增长率；g ——技术进步率；δ——资本折旧率；y ——有效劳动投入之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索洛增长模型的假设｛①生产和供给方面：y=f（k，l），劳动和资本可以平滑替代，规模报酬不变，稻田条件（公式），在生产函数两边同除以l—— y=f（k，1）=f（k），所有符号均代表人均产量；需求方面：y=c+i，c=（1-s）y，y=（1-s）y+i，i=sy=s f（k）｝，资本存量的变化｛△k=i-δk= s f（k）-δk｝，投资、折旧和资本存量的“稳态”，储蓄率对稳态的影响，资本积累能提高产出水平，但是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黄金律水平”{c*=f（k*）-δk*，条件：mpk=δ}，一个经济肯定会自动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但并不会自动收敛到一个“黄金律水平”的稳定状态。
　　（三）索洛建立“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即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的比量。是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一个概念。solow认为，全要素包括科技和组织管理的改进；给定投入量的增加；其他规模经济效益及制度因素，全要素生产率被称为广义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它是指科技进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反映了科技进步在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的所起的作用
　　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石。索洛模型描述了一个完全竞争的经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长引起产出的增长，而新古典生产函数决定了在劳动供给不变时，资本的边际产出递减。这一生产函数与储蓄率不变，人口增长率不变，技术进步不变的假设结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
　　索洛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在人口增长率不变和技术进步不变条件下的稳态零增长正是这一思想的的体现。
　　（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研究的演进
　　马克思曾指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的取决于劳动时间和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反的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水平，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应用。西方国家经济理论对tfp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历史，1912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指出，经济增长模式有两类：一种是经济循环，即所谓静态的均衡；另一种是经济发展，即所谓的动态均衡，而实现这种动态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技术创新，这意味着技术创新、技术变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熊彼德对技术创新的定义是：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织”引入生产体系。他将创新分为下述五种情况：（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一个瓤的市场；（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熊彼特认为，只有技术创新才能给经济发展带来机会。
　　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于1942年在《世界经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着名论文，被西方经济学家公认不仅首次提出tfp，而且开创了比较不同国家tfp先例，他比较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的四个国家从1870—1914年间的实际产出、实际要素投入和要素成产率的变动趋势。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也于1947年独立提出了tfp概念，他计算了美国制造业的tfp，结果登载在国家经济研究局集刊1947年卷上，施蒂格勒研究的基点是用边际产品加权实际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以测试实际要素投入，在此基础上测试tfp。20世纪50年代是tfp的大发展，以索洛、肯德里克、丹尼森等经济学家在此期间对其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个模型是“干中学”的外部性模型。该模型包括两种商品和两个国家。在模型中，学习完全外在于厂商但完全内在于生产国；一种商品的生产率比另一种商品的生产率增长得更快；一国专业化于生产哪种商品完全取决于初始资源配置。如果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生产率增长快的那种商品的消费将比另一种商品增长更快。当且仅当两种商品的替代性强时，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国家才具有更高的增长率。一国开放贸易可能导致该国专业化于生产知识密集度低的商品，从而降低该国的增长率。 索洛1957年在创建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中发现实际增长远大于资本和劳动投入所带来的增长，这一差（索洛余值）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即经济增长中扣除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的增长因素之后，所有产生作用的其他因素总和，都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它揭示了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索洛研究发现：美国1909—1949年每小时劳动的产出增加有80%归因于技术进步。
　　20世纪60年代对tfp的研究从理论转向了实际应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德里克发表了划时代着作《美国生产率趋势》，被理论界公认为第一部把tfp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经济问题的着作，他运用tfp理论对美国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进行了历史分析，把国民收入的增长区分投入量的增加和生产率的提高两大因素，计算出1889—1957年间美国国内私营经济领域综合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1.7%，实际产值平均年增长3.5%，其中一半是劳动和资本的投资量增加的结果，另一半是由技术进步而引起的tfp增长的结果，由此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肯德里克认为，影响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且很复杂。概括有：无形投资的增加，指对教育、研究、发展、训练等方面的投资；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及其适应经济变化的速度；技术革新的扩展速度；生产规模的变动；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固有的质量等等。
　　1962年爱德华·丹尼森（ddward f.denison）是增长核算或增长原因分析之“父”，这是一种把观察到的国民收入增长分解成其构成元素、以便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的技术。它以利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估计劳动和资本对国民产出的实物质贡献为起点。并且增长核算的大部分“技巧”在于把该项剩余再次分解为其各种不同组成元素的方式，即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固有知识应用上的时延等等。1962年，丹尼森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我们面临的选择》（经济发展委员会，1962年），该书提出了增长核算问题。第二本书，《增长率为什么不同：战后九个西方国家的经验》，丹尼森的后三本书又回到了他初始的一个国家增长的主题，这三本书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929—1960年》、《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增长的》（与w.kl.chung合着）、《低速经济增长的原因：七十年代中的美国》。丹尼森最着名的研究成果之一——1929—1959年间美国年增长率的23%要单独归因于这期间美国教育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里对教育的公共支出的激增，正如其所暗示的那样，教育是一个国家增长率加快的主要因素。
　　他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投入，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等，另一类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因素，即“全要素生产率”，（tfp），它包括资源配置、规模节约、知识的进展和应用等项目。丹尼森用“全要素生产率”扩充了索洛方程的“技术进步”的概念，因而“全要素生产率”被称为“广义的技术进步”，或称为直接称为“科技进步”。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里在需求所决定的前题下，称为“内生技术进步”。 丹尼森认为，将来生产率的提高将主要是由知识进展提供的，知识进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愈来愈显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新经济增长理论，以研究内生产技术进步为主要特征的增长理论又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其观点：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增长的观点是新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内生的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以保罗·罗默（paul m.romer）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讨论技术知识的内化以及如何在模型中体现技术知识问题，认为经济长期的增长的驱动力在于内生化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存量。
　　罗默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罗默在1986年发表《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在《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以阿罗（1962）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1986）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例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 和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不变规模收益、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 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有，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1986）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 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被称之为知识积累模型，简称ak模型，它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在这个模型里，罗默说明了知识的积累可使收益保持预想的递增效应。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1）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2）劳动（非技术劳动）；（3）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4）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罗默在内生增长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导致了经济增长分析的全面复兴。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1988年卢卡斯重要贡献体现在他的一篇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奠定基础的开创性论文——《论经济发展机制》中。文中揭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验缺陷（即不能解释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和增长率的巨大差异），提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
　　第一个模型是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在模型中，人力资本增长率是非工作时间的线性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没有全部被投资者获得，投资具有正的溢出效应。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中最优产出增长率高于均衡增长率。另外，整个经济的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经济可以实现内生的增长。如果不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经济甚至将以更高的增长率增长。这一结论很重要，它意味着增长的发动机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而不是外生的技术变化。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可以解释各国持久收入的差异，但不能解释增长率的差异。由于人力资本具有正的外部性，相同技术水平的工人在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较高的国家中获得较高的工资，因此该模型解释了存在着人口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的强大吸引力的原因。

他建立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是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来说明科技进步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1990年罗默建立了一个由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的“四要素”的“知识溢出模型”把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作为总量生产函数中的内变量，使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报酬递增，从而合理解释了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他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由此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奖。

　　此后，lichtenberg （1992），eaton和kortum （1993）利用summers-heston的数据来研究r&d支出与各国的经济增长存在差异的关系，研究结论是：一个国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其r&d支出几乎可以解释50%的国际间生产力差异。
　　查尔斯·i.琼斯（charles.i.jones）1989年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1993年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博士，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1995年发表“r&d base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august 1995》，通过实证数据发现美国40多年来，虽然从事r&d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数量非常显着的增长，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相应的变化，因此jones改变了romer（1990）关于技术的变化率正比从事r&d人数的的假定，认为技术的变化是由当前技术存量的幂函数和从事r&d的人数的幂函数的乘积，再乘以常数。因为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和“池子里的鱼越来越少”两种相反的效应存在，jones称之为“半内生”增长模型，其主要特征：（1）收益递增是技术的非竞争性导致人均产出依赖于整个技术存量而不是人均存量，长期内，人均产出是r&d数量的增函数，而r&d数量是由总人口数度量的经济规模的增函数；（2）均衡时资源的分配并非最优，至少在缺少特定政策干预下是如此的，得出稳态时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方程的参数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参数。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快得多，在人均产值的增长中，由资源投入量增加而带来的部分越来越小，有质量改进、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部分越来越大，但这种技术之提供一种潜在肯能性，而不是充分条件，先进的技术必须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市场需求、制度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因素的结合，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
　　二、国内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的演进和实证研究进展
　　中国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国内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处于对国外经济增长模型的消化，吸收阶段。
　　史清琪1985年首先开展了度量中国技术进步的研究，写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一书。谢千里、罗斯基，郑玉韵1988年发表《论国营工业生产率》，文中通过建立自1952—1985年固有工业投资品德价格指数，首次对度量资本存量的固定资产进行了评减，并剔除了投入的非生产性部分，使得用于计算的数据更加合理和一致。
　　1995年郑玉韵、张晓、张思奇发表《技术进步及其对生产率的贡献——沿海工业企业调查的初步分析》，文中在索洛余值法基础上，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则测算企业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技术进步以及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并按不同城市、部门和企业的所有制形式的分类进行了分析。1996年张国初发表《前沿生产函数、要素使用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介绍了利用前沿生产函数把tfp的变化率进行分离的方法，其中包括一项技术效率的变化率。
　　1998年刘小玄、郑京海发表《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他们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分析了1985—1994年期间769家抽样国有企业技术效率水平，结果表明：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的决定因素除了技术进步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产权、人力资本和市场竞争。1999年孔翔、万广华发表《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及其决定因素》，他们利用具有超越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估算了1990—1994年建材、化工、机械、纺织四个行业技术变化率和tfp变化率，并且研究了奖金制度、区域、管理机制改革措施和时间等因素对技术效率水平的影响。同年徐士任通过对多个国家的r&d投资规模研究，得出了当一个国家处于工业化第一阶段时，r&d经费/gdp大致范围在0.7%～1.8%；在工业化第二阶段时，r&d经费/gdp大致范围1.5%～2.5%；在工业化第三阶段时，r&d经费/gdp大致范围2%～3%。
　　中国农业部从1982年开始组织研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测算方法，对国家“六五”、“七五”、“ 八五”期间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江西财经大学刘建峰（2003）硕士毕业论文，对中国这一时期的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进行测算，起测算值结果19.7%、14.7%、33.7%。
　　1995年中国农科院农经所等单位开展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及其应用研究”，对“八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了实测和验证工作。于1997年下发《关于规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方法的通知》。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贡献率达到45%，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75%，德国、法国、英国等达到90%，像以色列这样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它的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96%。梁俊芬2005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研究综述》。
　　黄凌云2002年在其博士论文《r&d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在r&d投入及活动的开展和国家重视程度等方面都尽力缩小和发达国家差距，但仍有差距，短期内还难以和发达国家相匹敌；通过博弈分析方法探讨中国r&d战略，中国在短期内以模仿为主，长期必须走自主创新的相结合的战略和相关政策；对比中、美、日三国经济结构和贸易模式，以及三国在国际贸易的位置。
　　袁汝华、孔德财2006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水利科技贡献率的测度》，2007年科技进步对水利贡献率达到42.72%。
　　范柏乃、江蕾、罗佳明（2004）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53—2002年度统计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科技投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在1953-2002年期间，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7.6%，表明科技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其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赵喜仓、陈海波等（2005）采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阿尔蒙模型），选择1991—2002间数据研究中国r&d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时滞效应，研究表明：中国r&d活动具有明显的趋利性，r&d资源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影响时滞为两年。
　　姜庆华、米传民（2006）以灰色相对关联度为工具，结合中国1998—2003年的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科研活动人员数和gdp数据，实证分析了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r&d经费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数与经济增长有正的相关关系，且科技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起着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朱春奎（2004）运用协整方法，发现中国1978—2003年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张顺（2006）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考察了中国1978—2000年经济增长与科技投入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的增长推动了国民经济增长，而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使科技投入相应增长。
　　庞志强（2007）认为，目前应用增长速度方程计算科技进步增长率时，应以增加值作为产出量指标；应以全部劳动者投入的生产过程的有效劳动时间总量作为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有效时间总量作为劳动投入的计算指标；对于资本投入量而言，可行的使用中的资本商品的存储量，一般以某年的固定资产净值加该年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值，作为资本总量投入。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纲要（2006—2020）》提出到“2020年力争科技进步的贡献率达到60%以上”。伴随着《规划》的提出，一些省市和部门计算贡献率的热情骤然升温，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发表文章，初步统计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南、湖北、山东、四川、陕西、河北、河南、江苏、江西、云南、浙江、甘肃、新疆、宁夏、辽宁、西藏等地。涉及行业有电力，农业、林业、教育、科研、电子、机电设备、医疗、海洋、渔业、水运、交通建筑、石油、测绘等。

　　近年来，中国主要学者和机构对tfp贡献率的测算结果：
　　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可直接反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它是相对指标，科技进步必须和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及组织管理等因素结合起来。
　　根据测算，目前美国、日本平均科技贡献率现已达到 80％左右，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为50%～60%，俄罗斯为30%～50%，而中国的平均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20%～40％。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最近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对23个发达国家1788—2001年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诸如纺织、钢铁、通讯、大众传播、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各项重大发明，首先产生于发达国家并为发达国家首先采用，然后逐步向落后国家转移。而落后国家消化吸收新技术的速度和能力取决于以下几项因素：现有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状况、政府治理模式和经济开放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雷斯科特的研究表明，中国工业化的发生之所以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吸纳可应用技术方面的制度性缺失。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指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十二五”规划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只有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才能驱动中国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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