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新的历史时期，媒介文化生产中的偶像制造与 消费随着社会的转 型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诸如驳杂化、泛俗化与媒介化，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这自然 和当下的社会及其人们的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众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在偶像的制造 与消费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因如此，大众传媒所秉持的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媒介文化； 媒介文化生产； 媒介消费； 媒体责任
人类在其自身发展历史的每一阶段始终伴随着偶像制造与崇拜。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 使得偶像制造因偶像崇拜需求的多元化而变得更加快速与复杂。偶像制造在媒介文化生产中 占据一定的位置，并且，偶像制造所引发的偶像消费与偶像崇拜，逐渐成为当代媒介文化的 特殊景观。
一、 偶像与可供消费的偶像类型
传统意义上，所谓偶像就是用木头、泥土等雕塑供迷信的人敬奉的人像。其实可用于 偶像的物件实在太多，不同民族的先民们曾虔诚地将某一种东西——或鸟、或兽、或草、或 石、或心中的某种想象看成是神灵并作为偶像。弗洛姆在《先知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一文中 说，先知们知道偶像崇拜意味着人的奴化，他们挖苦说，偶像崇拜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人 们把半块木头用去生火烤饼，另半块木头用来做成偶像，然后他崇拜这半块木头，这个用自 己的双手制作成的作品，即这半块木头比人高明。可见，对于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就是从这样 很平常的图景开始的，既可以先从一块木头开始，也可以从几块石头开始。WWW.11665.cOm原始人的自我意 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并不彻底，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意识仍具有局部的混沌。这使得一开 始的偶像崇拜（图腾崇拜）并不那么高级，不那么讲究技术、程序和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 刚开始也许是一种自发的对自然界的敬畏，由某一个个体先行跪拜，然后群起效尤。随着参 与偶像崇拜人数的扩展，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存在状态的逐渐改变，偶像崇拜不再仅 仅是一种自发的、素朴的、人的本能式的反应，它获得了语言的表达以及约定的仪式、 程序，并辅之以一系列的技术手段与物质手段。这样，掌握与偶像相通的符咒的巫师出现了 ，崇拜的仪式甚至崇拜本身都庄严化了，偶像成了至高无上的、能够主宰人的全部存在的神 。
与原始的偶像制造与崇拜相比，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对偶像的开发和利用始终没有消 停。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雷电、动物、木石，还是中世纪的“上帝”、现代社会的科技、商 品、国家，以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被神化，被当成一种偶像加以崇拜。在此，必须 考虑的问题是：一些看似平常的“东西”、“物件”、“人”、“国家”甚至是某种“想象 ”，在何种形势之下或在何种情景之中被视为“神灵”，以及在造神或者附神于物、附神于 人的过程中人类自身的想象问题。从原始的偶像崇拜可以看出，对偶像的制造与崇拜 往往是在极其庄严和神圣的仪式中进行集体膜拜，甚至以鲜血和生命来祭祀。与此相比，绵 延于当代社会的偶像制造除却技术的先进性之外，与我们的先民似乎并无二致，偶像崇拜的 痴迷程度与血腥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此，有学者解释道：“偶像崇拜始于原始的图腾 崇拜，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排他、自大、独恋的盲目性、愚妄性心理现象”［1］。
人类为何会有这种排他、自大、独恋且具有盲目性与愚妄性的心理现象？这种现象在现代 社会以及当代社会是否有其不同的变种？当今的偶像崇拜是否依然是这种古老的心理现象 的延续？如今的偶像崇拜方式是否就是原始偶像崇拜的现代转换与延伸？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应该抓住一个关键概念——“自我认同”。换句话说，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人类自我认同遭 遇到困难时得到的一种变通的自我认同的方式。对于自我认同，英国社会学家查尔斯•泰勒 指出：“（认同）经常由人们以下列的方式自发的提出：我是谁？但是这并不必然能通过给予名称 和家世而得到回答。对我们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 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 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什么应当做，或 者我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2］37 查尔斯•泰勒所讲的是个人的认同，认同解决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想哪里去”的问题。有了这个自我认同的标准，人在与环境与世界相处时就有了确定的方向 ，不知道自己是谁，从而就会产生不知所措的感觉。“人们经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 认同危机），但也可以被看作是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他们缺乏这样的框架或视 界，在其中事物可以获得稳定的意义，在其中某些生活的可能性可被看作是好的或有意义的 ，而另一些是坏的或浅薄的。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都是固定的、易变的或非决定性的。这 是痛苦的和可怕的经验。”［2］37这种“不知是谁”的痛苦和恐惧的体验不止是个体的人所具有 ，甚至包括族群同样有此种焦虑。所以，无论是原始的先民个体还是当代的同伙、同伴，无 论是早期的部族群体还是当代的民族国家，如果其自我认同出现障碍时，往往会借助于外力 ，特别是外物的支撑来建构一种想象性的“自我”。可以说，偶像制造与崇拜就是人类借助 于一定的“物”，甚至是人类“自身”所进行的想象性的自我认同乃至于自我追捧。
当代人想象性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追捧的对象可以依照不同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
第一种分类方法是参照心理学有关“崇拜”方法可分为“表层性欣赏”和“实质性欣赏 ”来进行，前者的特点是欣赏偶像人物的形象性和流行性，如容貌、身材、发型、服装、动 作等特征；后者的特点是欣赏偶像人物的人格性和气质性，如突出性格、为人、举止、风度 等特征；这些皆能让崇拜者从中获取最大的精神享受。此外偶像中可有榜样的成分，而榜样 中亦可有偶像的光彩，更具体地说，在现今资料中显示，人们心目中对偶像及榜样的崇拜， 大约可归纳出四类：纯偶像、榜样型偶像、偶像型榜样和纯榜样。
纯偶像：特指青春派偶像。这些偶像可给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带来极大的向往和 幻想，甚至沉湎于对他们的追逐和依恋当中，不能自拔。在当今社会里，纯偶像的出现是与 商业包装和炒作密切相关的，其包装形象往往美于其真实形象。
榜样型偶像：指那些非理想化、非浪漫化的社会名人。这些偶像多以其突出成就和感人事 迹来影响大众，为人们的自我成长和奋斗树立榜样。
偶像型榜样：指那些被赋于非凡气质和影响力的平常人。这些人贴近大众，他们之所以成 为偶像型榜样，完全因人们在感觉中认定他们具有与那些明星同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同窗 、好友、师长、父母往往是这类角色的扮演者。
纯榜样：指人们身边的人物。这些人可能平凡无比，在生活等具体方面实实在在地引导其 身边人，并赢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在这类榜样中，父母、师长、好友及邻居等始终是重要 的人选。
从以上划分的这四类偶像和榜样人物中，我们可清楚地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偶 像崇拜已呈现出多元化、层次化的结构。
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按照偶像的社会功用来加以划分的，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偶像划分为生 产型偶像和消费型偶像。
生产型偶像：大凡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艺术家 、企业家、楷模人物等等都可归为生产型偶像。这些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人物，属于产出 型，他们为人类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生产力发展，也因其自身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的境界 而提升了整个社会甚至整个时代的精神素质。他们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价值和理想。人们崇拜 他们 ，多以他们的生平作为立志的方向，以他们的业绩作为自己前进的参照。特别是人们面对人 生道路上的曲折和各种困难时，这些偶像往往能给人们以力量和信心。
消费型偶像：是消费型文化、快餐文化的产物，它更注重外在形式，是一种时 髦的追求，如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等。在信息时代，借助全方位的商业包装和无孔不入 的广告，透过现代传媒的强大力量，社会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新的偶像，从小虎队到f4，从张 国荣到周杰伦等等，对这些偶像的追随往往停留在感性认识或物的层面，如服装、发型、语 言、语调、词汇、神态、容貌、动作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的提高和阅历的加深， 这类消费型偶像会逐渐淡出崇拜者视线，消费型偶像一般生命力不强，只能算是偶像崇拜者 生命征途中的匆匆过客。
二、 社会转型期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新趋向
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在当代中国真可谓是甚嚣尘上。偶像与偶像崇拜者相互依赖，在 “鱼水关系”中“共演一炉”并呈众声喧哗之势。
应该说，从19世纪特别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 与世界发生了广泛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中被逐 步融解，在 被迫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的过程中，中国原来那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被截断， 不自觉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以及当代社会对现代化的不遗余力 的推进，当代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经受了启蒙理性的冲击与教育，对一切“神性”已有一定 的免疫力。但是，理论的推理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对现象的阐释还需深入到现实 社会的肌理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更是 变化超常，特点明显。“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社会同质性的消解。在过去计划模式 的社会里，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呈现出一种高度同质的整合关系，如果不作价值评价 ， 那么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一元主义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无疑是高度协调 的，可以相互支持、相互解释，非常‘配套’。而到了90年代，三者之间的这种同质整合关 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以及经济与文化之 间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存在高度同质的、可以相互支持与阐释的配对关系。”［3］1这 种“配对 关系”的松懈或解体，就会出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变革速度的不一致，经 济最快，文化次之，政治滞后。同时，“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 的状态和异化的倾向，出现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种政治因素的并存，以及多种文化价值取 向并存的局面”［3］2。许许多多的“并存”有如镜中月、水中花，如何让人能看得 明白？对 于知识分子来说产生了阐释中国的焦虑，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就有了难以释怀的忧愁，因为我 们看不透和读不明白当代中国社会是如此的高度异质，要想找到一种万能的、无所不包的、 一次性的、一揽子的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或统统解决的方法是绝无可能的。这么说与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有何关系？可以说，社会的高度异质是当代中国社会偶像制造与消费的最为温 暖的“蔬菜大棚”。当然，高度异质、让人捉摸不透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我们所言的偶像，以 及偶像崇拜吗？显然不是，偶像的出现有社会认知方面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这种情景之下，当代国人的自我认同在精神上出现了新的危机。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人们“缺少一种框架和视野，在其中事物能够获得一种稳定的意义 。……所有这些可能性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或者未定的。这是一种痛苦的和恐惧的 体验”［3］38。
20世纪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之一是“ 世俗化”，与此相关的现象包括商业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新的文化价值 与生活方式以及大众文化的出现。可以说，这股世俗化的浪潮在席卷中国的同时也全面地渗 透到了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些新的变化引发了当代中国人新的认同危机。也许，任何一 个 时代的人对于所崇拜的偶像的心态可能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企图通过将 自身融入偶像之中以期待“得救”。从旧时的草木鸟石、风雨雷电到新时代的科技商品，因 时代的发展一个个旧神黯然逝去，而一个个新神又应运而生。这虽然使人在历史上的“主体 性”一次次沦为笑柄，但人还得通过“神”在历史上得以“自我确证”。
当代中国的偶像制造和消费之所以呈现出偶像繁多驳杂与众声喧哗的局面，除了具有 其产生的社会现实土壤与当代人新的自我认同的危机之外，还与当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的高 技术以及大众传播事业的发展有极大关系。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大众传播活动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而且是全方位的，甚至是植入性的。 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几乎无法与大众传媒脱了干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媒指导我们的生 存与发展，也就是说与我们生存相关的一切具体的事宜均在传播媒介的指导下进行的；与此 同时， 我们如何认识自身与人类的发展，认识社会的进步，如何处理好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 环境之间的关系也都依赖于传媒的指导性意见。而且，一些价值观念往往是经过传媒对偶像 的塑造来实现的。
综上所述，社会转型、当代人的认同危机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极速发展，既为偶像的制 造与消费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其在技术上、观念上提供了足够的支撑。所以，三方 合力使得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不仅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产业，而且成为一种独特的媒介 文化现象。那么，当代社会的偶像制造与消费具有何种特点呢？
第一，驳杂化。从各种各类的偶像来看，当代偶像无论在类型上还是在形象上颇为驳杂 。“泛偶像”一词足以说明人们的偶像崇拜所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除了传统的政治偶像、 经济偶像、文化偶像和道德偶像之外，搞怪、搞笑、搞俗者也开始成为一些人崇拜和追随的 对象。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偶像制造得以摆脱传统路线，完全可以通过自助的方式来完成， 从而使“人人都能成为偶像”在实践上成为可能。“木子美”的一举成名，以及之 后“芙蓉姐姐”等越来越多的另类人物跃入公众视线，都是这种特征的诠释。偶像制造与消 费中不仅有生产性偶像，更多的是消费性偶像，即所谓“三星” （歌星、影星、体育明星 ）偶像，也有其他种类的偶像，如彼尔•盖茨、鲁迅、毛泽东、金庸、杨利伟以及“感动中 国”的那些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物。所以，从偶像的“英雄谱”上来看，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人格魅力，不同的价值指向，颇具纷然杂陈之势。如此驳杂的情形 ，自然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与个体选择的自由性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二，泛俗化。当代偶像的另外一个特点可以用泛俗化来概括。在后现代社会，一切均 处于解构之中。在各种高科技手段与商业模式下制作和包装出来的视觉上完美无缺的偶像们 ，逐渐让人产生反感；而以相反的形式出现的人物或现象，迅速赢得一些人的青 睐。不管是“芙蓉姐姐”还是“菊花姐姐”，无不是商业化包装的产物。在市场化成熟到连 明星的一举一动都要经过精心策划的今天，这些没有包装而又略显另类的人物能在一夜之间 俘虏一些人的心，这正预示着一些人已经出现了反偶像、反名人的情结。况且，在审美日常 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形势下，一切均在向凡朴甚至庸常中进行。还有，如果说前现代 社会依靠“神”示在指导社会生活，现代社会依靠智者来指导社会生活，那么在后现代社会 则是自己在指导社会生活。也因此，体现在偶像问题上就是泛俗化。它既可以体现为平凡普 通的百姓在日常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成为偶像，亦可以是超凡脱俗的神圣之 物因其所具有的“神”性而成为偶像，但此二者均需在朴凡大众中找到情感或价值的对应点 ，将其“特质”或“神”性播撒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成为偶像。所以，偶像所具有 的“神圣”性或“神圣”化，依然具有某些泛俗的性质。
第三，媒介化。当代偶像很难与大众传媒脱离关系，无论何种偶像均与大众传媒的推波 助澜、鼎力推选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生产性偶像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 观的载体，大众传媒对其的推荐不遗余力，那么消费性偶像的产生更与大众传媒关系密切 ，即便是传统的传播媒介在推荐过程中有些懈怠，网络媒体也会因其所具有的开放与交互性 在偶像的自我制造中勇拔头筹。如2004年底到2005年初，“芙蓉姐姐”在北京大学的bbs上 将自己炮制为众多人士的超级偶像。 一时间，“芙蓉哥哥”、“芙蓉妹妹”甚至“芙蓉阿姨”成捆扎堆地出现在网络媒体上。与 其他偶像生成不同，“芙蓉们”利用网络媒体自成偶像，真可谓是民间偶像制造的完美的经 典案例。可见，当代偶像的制造与消费均与媒介关系密切，没有媒介的鼎力推举，没有主动 靠近媒体的勇气，没有利用媒体的成熟手段，偶像的产生虽有可能，但必然会倒退为极为原 始的阶段。当代偶像制造与消费的这三大特点并非彼此剥离，相互间毫无干系，而是彼此粘连与融合为 一体的。
三、 偶像消费的特点及其社会意义
偶像制造的目标与指向就是偶像的消费，即将制成的偶像投放于偶像消费者之中供其“ 享用”。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偶像的消费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偶像的一般性消费，即人们 通 过偶像人物所创造的精神或物质产品，及其所蕴涵的精神特质或人格魅力，对偶像人物 产生的高度认同；其二是偶像的特殊性消费，即在一般性偶像消费基础上所产生的对偶像人 物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亦可称之为偶像崇拜。二者的区别既有认同程度上的不同，也有性质 上的不一，但总的可视为偶像消费。在偶像消费中有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1.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的虚拟性。偶像一词，本身就说明了一种关系性存在，即人或 物经一定程度的人为的“神化”才能成为偶像，在其中“神化”者和被“神化”者高度统一 ，失去彼此，整体也就不复存在。在此意义上，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依赖、互为 推 动的。但是，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实际距离似乎非常遥远。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和偶像之 间的桥梁与纽带往往是有关偶像的各类商品：唱片、影集、cd、vcd、书籍、挂像、服装等 ，如要与偶像有亲密的接触，就需参加诸如歌友会、歌迷会、签名售书等类似的有意识安排 的集会，否则，要一睹“天颜”就得在偶像经常出没的一定的场所进行围追堵截。当然，在 偶像与消费者之间，更为看重的是其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依赖。消费者对于与偶像有关的物品 的珍视，实际上是将物品视为已沾偶像“神性”或经“神性”点化的非同寻常的物品，通过 对这些物品欣赏、把玩、收藏、消费以表达对偶像复杂的感情。偶像与消费者之间的这种看 似亲近实则遥远的距离，正是双方都需要的恰当的审美距离。在适当的距离之中，偶像消费 者消费着依照一定的“程序”所制造的可供消费的偶像因子及其载体。
2.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浪漫性。对偶像消费者来说，对偶像的消费是一种以人物 为核心或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学习与依恋。这种社会学习与依恋极具浪漫色彩。虽然，对 生产性偶像的学习与认同往往建立在相对理性化和现实化的基础上，但就特点上来说仍属“ 认同式依恋”。［4］对于消费性偶像的消费，崇拜者往往看重的是偶像的流行性、 情感性等，将 偶像理想 化、绝对化、浪漫化，采取直觉的与情绪化的认知与认同。这种浪漫化的偶像消费，不仅使 偶像本身具有极强的光环效应，也使偶像消费者极易步入自我的迷茫之境。
3. 偶像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痴迷性。偶像消费的亲密性与浪漫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引发 偶像消费的痴迷性，即在以偶像为价值标杆的社会学习与依恋中，偶像消费者由于低自我信 息，其主体性消失于对偶像的沉迷之中。“一个偶像人物一旦变成了神, 则很容易导致其崇 拜者的盲目和狂热的追逐。其结果,人不但会情迷于偶像人物的外部形象而不得自拔,也很容 易自感渺小无比。”［5］
4. 偶像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感性欲望的非理性特征。在偶像消费中，如果消费者对偶像 的社会认同与情感依恋, 被过分地强化或理想化，就会导致追逐者对其偶像想入非非,非理性地做出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偶像对象的迷恋，甚至在迷恋中充 满了情爱甚至性爱的幻想。正因如此, 某个著名歌星或影星宣布自己结婚 时, 就会使某些歌迷或影迷痛不欲生, 甚至意欲自杀。还有，如果是偶像崇拜者亲眼见过其 崇拜的偶像，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各类有关于偶像的档案是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甚至是“另 类”的标志之一。他们会不惜代价地参加事关自己偶像的演唱会、新闻发布会、歌迷会等活 动以及购买自己偶像的影碟、cd 、卡带与剧照等物品。这些都是炫耀于“偶像一族”的资 本。可见，无论偶像崇拜是出于浪漫幻想还是满足虚荣心, 其共同点都是实现情感的虚拟性 满足。偶像作为一个幻觉符号、一个“镜像”，能使追逐者在想象中确证自己。偶像消费 者们也正是在这种对自己偶像的非理性的幻觉里完成着一次次情感虚拟的体验。
偶像消费的这些特点，使我们不得不正视偶像本身及其崇拜的社会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对偶像的生产、供奉与崇拜起源于人类产生思想意识之后，从远古时 期的图腾、神话人物到对祖先、圣人、英雄人物等的崇敬，以及对当下各类“明星”的追捧 ，偶像融进我们的生存状态与思维意识中，并且发生效应。这样说来，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就 具有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1.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人类摆脱生存与发展盲目性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人们对偶像 的崇拜，往往是人类自身的物质实践与精神实践的盲目性所导致。一是人类对于不可抗拒的 某些自然或社会现象的困惑；二是对于人类社会在发展变化中的一些规律认识的茫然与不知 所措；三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思考不成熟，往往将自我个体生存的当下 性与另外一种生存方式的理想性相比拟。在一般情况下，将另一维度理想性的人的存在形式 奉为典范、奉为摹本并将其置于“神坛”，然后在对照的过程中实践其理想。所以说，偶像 的制造与崇拜实际上是人类欲通往成熟之路的一种自然追求，是其摆脱生存与发展的盲目性 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人类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自助性成长的手段。
2. 偶像制造及其崇拜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情感投射。偶像制造以 及崇拜的实质，似乎是对自我的心理寄托和行为替代载体的迷信，是对崇拜着的象征物、对 象的极端的信仰表现，是一种为“我”所用的信仰与理想具体而微的终极，由“我”赋予这 些象征物或载体某些意义之后，以某种具有个性的、自我的方式相信、追捧并选择效仿。所 以说，偶像制造是人类对于自身理想存在状态追求过程中的一种想象性的假设，并将这种假 设嫁接在一定的“物”和“人”的载体之上；偶像崇拜则是对意义载体的迷信与膜拜。也就 是说，无论在偶像制造还是在偶像崇拜中，人类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追求与向往既是执著 的，同时也是热诚的。
3.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的虚拟性情感满足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神灵”缺席。从神秘的宗 教到变幻莫测的政治，从感人的英雄事迹到有所作为的明星人物……他们曾经出现及正在 活跃于我们的周围， 我们把这些事物或人物赋予“偶像”的地位。所以，偶像是人们自己制造出来的，用以填补 其精神领域中某一空白之地的想象性的制造物。人们对偶像的消费或崇拜，实际上是一种虚 拟性的情感享受，并以这种享受的满足补白于自我“神灵”的缺席。
4. 偶像的生产与崇拜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前所述，偶像的制造与崇拜是 人类摆脱盲目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是对自身理想存在状态的一种感情投射，一种对于自我 “神灵”缺席的补白。由此也可以说，它同时也是自我建构的一种重要方式。无论是人类整 体性的成长，还是每一个个体的成长，既是在物质与精神实践的过程中建立起自我，同时也 必须在自我认同中建立自我。而自我认同时时刻刻都在与“他者”的对比甚至是对立中完成 的。偶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所制造的“他者”。在对“他者”的崇拜中，人类感知 到自身的渺小与无能。与此同时，偶像，也是人类对自己的崇拜，借助于对偶像的崇拜从而 确立了另一个自己。在偶像身上，人们似乎看到了自己的精神性存在。
5. 偶像的制造与崇拜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作用。偶像本身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体。物质性是说它以物化的 、现象的或者形式的方式客观存在着，精神性是说在其存在状态以及广延之后被赋予了某种 神秘 的力量，以至令其他个体产生信仰和崇拜，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涵义。偶像的精神性具有极大 的社会粘合力，它不仅可以将偶像崇拜者集聚在偶像精神性的光环之下，同时也可以将非偶 像崇拜者吸引至它的麾下。更为难以抵挡的是，偶像的精神性还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自我阐 释能力，既可以将多样的价值观综合在一起，又可以在同一偶像身上找寻到不同的价值期许 。可以说，偶像的精神性是其社会整合作用的动力之源。
四、 在偶像生产与消费中媒体应秉持的社会责任
当代社会的偶像，与其说是偶像自身与大众制造相结合，不如直接 说是媒体的制造。偶像一旦离开媒体，不仅偶像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要大打折扣，而且还反映 出偶像生产方式的落后。媒体的深度介入使偶像的生产与消费具有媒介化的特点。与此同时 ，现代传媒创造了太多的偶像，这种偶像制造在某种程度上 又不可避免地成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而且是动力强劲的机制。这就使得媒体制造偶像的 结果和影响会远远地涉及社会文化这样一个更深层的领域，甚至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未 来走向。因此，在偶像时代，甚至是“后偶像时代”，我们的媒体必须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相 应的社会责任。
1. 对新的偶像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理性的引导，以体现现代媒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在信息时代，林立着各种各样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一些大众参 与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充分展示自己的舞台。人们的“自我表现”欲望空 前膨胀，为了吸引大众的“眼球”，故意扮丑或搞怪已成家常便饭。从早期的“木子美”、 “竹影青瞳”、“流氓燕”到现在已经淡出的“芙蓉姐姐”、“菊花姐姐”等，几乎每个人 都打着“表现自我”、“自信”、“平凡人的参与”等旗号，横空出世于大众传媒，特别 是在网络媒体上进行自我炒作。当看到人们为其起哄捧场的时，自以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于是更拼命地表演，到后来甚至欲罢不能。对于这些偶像，应该说是反偶像，人们倾向于他 们的欢呼只是廉价的快乐与意外的结果，大众对这种偶像的追捧中更多地带有一种消遣的意 味，“偶像”其实只是众人取乐的对象而已。特别应引起重视的是，在狂欢之后，这些反 偶像，最终又走上了炮制偶像的路子，为商业运作所利用，从而成 为商业逻辑下的短命的牺牲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传媒必须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媒体不应只为了提高关注度和经济效益进行煽风点火，而应该对各种新的现象进行理性引 导，以深切的人文关怀挖掘一切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独特的价值要素，以更好地体现现 代媒体的人文关怀。
2. 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提纯偶像特质以树立时代榜样。 媒体应对当下一些新的偶像 生产与消费现象予以极大的关注，充分发挥其舆论引导功能，对社会大众的偶像崇拜行为进 行理性引导，培育其科学怀疑精神和求真探本精神。为此，媒体要有意识地树立 起时代的榜样，培育榜样精神和榜样崇拜。如中央 电视台从2002—2006年连续5年举办《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先后推出一系列体现 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在这些典型人物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时代发展的印记，同时也体味 到这些典型人物所蕴含的既平凡而又高贵的精神品格，这就是偶像特质的提纯。在后偶像 时代，特别是偶像已经出现驳杂化、泛俗化特点的当代，媒体更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 ，让人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认识偶像、鉴别偶像，不仅使更多的生产性偶像成为人们 崇拜的对象，还要注意强化人们的批判意识，避免盲目跟随和追捧偶像。
3. 传播具有先进文化价值内涵的偶像，以塑造现代人格。偶像在某种程度上讲，可以 说对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偶像，特别是生产性偶像所具有的精神内涵， 有时甚至成为人们“追求的不灭的灯塔”。媒体必须在传播先进文化、正确引导社会文化潮 流方面承担起自身神圣的责任，在偶像的制造与推动偶像消费的过程中，不能惟商业利益是 从，而应把偶像的文化价值 放在首位，以对偶像文化价值内涵的开掘来塑造现代人格。现代传媒中的一 些搞俗、搞怪、搞丑等另类现象或许能红极一时，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可能以俗文化、 怪文化和丑文化作为支撑。只有代表时代发展潮流的先进文化，才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才 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持久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任何时候，大众传媒都应该承担起传播和 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任，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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