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版”文学语言与社会认同感

　方言是语言的一种地方变体，是与普通话有区别的、通行于某一个地区的话语，相对于普通话而言，地方方言是一种“低层语体”本来用于非正式的场合，如日常生活的沟通、闲聊、家庭生活，购物和用于地方戏曲或曲艺的表现，等等。
　　近20年，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表达方式的更迭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就是方言作品的勃兴，方言评书、方言小品、方言电视剧、方言电视栏目，乃至大量使用方言词汇的聊天节目蔚为可观。其实民间“方言版”文学的创作古已有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征集方言来了解各地民情习俗的传统，在具体创作中，也是以一种宏阔开放的态度，随时容纳民族共同语之外的方言俚语。正因如此，方言容纳了当地世世代代的生活经验和使用者的习惯和信念，刻记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印记，极具鲜明独特的地域特征和个性特征，所以一定地区的方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与鲜明的人文心理特征。方言的形成和运用总是和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较少受到社会生活某些规则的限制和约束，方言风格的差异反映了一方土地语言文化，王安忆说：“在以方言俗语为语言手段的背后，其实是使用语言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特定文化内涵，强调的是语言文化背景。”方言是民系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是联络乡情最重要的纽带，“同属一个民系的人民对自己的方言有一个‘语言忠诚’问题，每一个民系都有忠诚方言的倾向”。WWW.11665.cOm所谓乡土乡音，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说的就是方言认同感和归属感。
　　就现有的民间“方言版”文学创作形式来看，已广泛分布在各个领域，如小说、戏曲、歌曲、影视剧、综艺类节目等。通过方言可以有意识地创造个性化语言风格，营造独特的地方氛围，表达复杂的生活体验，激发民族之间的地缘情结。
　　在文人心中，方言除了具有丰富的语言内涵和极佳的表述功能，它的内里还隐藏着古今一贯的精神血脉，让方言走入作品创作中并极力表现其神韵，不仅可以唤醒民众对母语久违的亲近感，同时还会唤醒他们的家园意识，弥补他们回归本原的渴望。例如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方言土语里很有意味深长的意思。”刘半农也认为人物口白的方言化，能显出“地域神味”，他在《读〈海上花列传〉》中说：“假如我们做一篇小说，把中间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话的口白写，北京人看了一定不满意。这是因为方言作品有地域的神味缘故。”胡适在《〈吴歌甲集〉序》中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可见他对方言文化感的认同，吴祖缃对皖南方言也进行了赞赏：“平时说惯了这种土话，觉不出来什么，但与现行的白话文比较起来一想，就发现它可惊的丰富与活泼。”周立波也认为：“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话，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对象，营养的主要源泉。”刘卫平也说：“我们用四川方言读李白的诗特别是《行路难》更能体会到李白的文人魅力。”
　　王安忆对新时期作家在方言使用中所持的新认识，新态度与以往的大众语言使用潮流做了比较：“到了我辈，在对中国文化重新认识的文学思潮背景下，我们有对大众的语言再一次发生兴趣，但这一次兴趣的出发点与以往是不同的，以往的兴趣是将大众语言作为一种生动的叙述手段，而使作品更贴近与大众思想，内心生活，以大众更易于接受；这一次则是试图从大众的语言中寻找到中国文化的原始面貌和发展过程，怀有人类史社会学意义上的用心，并力图将此反映出来。”
　　语言在人类的一切活动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然而，人类的语言现象又如此神秘，是人类迄今尚未完全了解的东西。自古以来，语言学家们都试图从多方面对语言进行探讨，形成了许多语言学流派。归纳起来，现代语言学主要来源于两大传统：语文学传统和人类学传统。语文学传统从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开始，根据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研究对语言进行分析和比较。19世纪语文学家的工作为现代语言学的独立研究奠定了基础，后来发展到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强调语言的自然属性，把语言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系统，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横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独立的边缘科学。人类学传统指运用人类学方法去研究没有书写系统和文字传统的社会集团的语言。自20世纪初美国的鲍阿斯和萨丕尔以来，人类语言学家都强调语言的社会属性，认为语言和它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因此必须把语言学看做是一门社会科学，把语言置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研究。人类语言学的研究传统诱发了文化语言学的出现和兴起。通过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语言的交际过程，语言学家们发现人们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仅涉及语言系统，而且涉及同语言系统紧密关联并赖以生存的文化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