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的用途》一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霍加特青少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第二部分描绘他中年时代（20世纪50年代）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对处在自身传统中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在书中，霍加特向读者展示了自己心目中的“最美好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他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在工人阶级中流行的通俗故事所表现出的淳朴和美好：“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纯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进发形成巨大的热情，但这些感情进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励人们去逃避日常生活，而是强化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兴趣”。霍加特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是自然、纯朴、美好的，那时的工人阶级社区是一个传统且充满人情味的社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识字的用途》第二部分所表述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工人阶级的文化。霍加特觉得，那时的英国缺乏在普遍民众生动鲜活的文化经验中的牢固根基，他批评美国式的电视节目、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都只是一种文化赝品，其效果千篇一律，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真正抓住人心的东西，反而使积极、富足的集体生活变得没有生命力。他对工人阶级的未来忧心忡忡不是因为工人阶级中的“道德”沦丧，而是他看到了提供给工人阶级的文化中“道德严肃性”的丧失。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霍加特对工人阶级的能力充满信心，他相信在商业文化完全侵蚀英国大众文化之前，工人阶级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创造出自己的流行文化形式，自主地选择大众文化提供的文化产品，“这不仅仅是消极抵抗的能力，而是积极主动的能力，虽然不是很有力。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这恰恰体现了工人阶级文化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坚持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和有机整体性，表明了工人阶级不应该被视为被动接受文化灌输的对象，而应该作为新时代的文化主体选择并创造代表自身特点的新文化形式。
　　长期以来，霍加特和《识字的用途》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一方面，霍加特因为《识字的用途》被公认为文化研究的三大奠基人之一，但是相较于其他两位，关于霍加特及其作品的研究要少得多。另一方面，《识字的用途》一直被当做文化研究领域的标示之作，无论是雷蒙·威廉斯还是斯图亚特-霍尔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都曾肯定和赞扬过《识字的用途》的价值，但真正详尽了解该书内容和思想的学者有限。可以这么说，长期以来霍加特和《识字的用途》的真正价值被学术界忽略了。论及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霍加特所处的时代给他的思想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导致《识字的用途》批判力不足。霍加特的名字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视角转移，因为《识字的用途》可以说是一种左翼的文化悲观论，它同时既是老谱系晚期的文献，又是一种新谱系早期的随笔。霍加特写作《识字的用途》的时代正是被斯图亚特·霍尔称为“文化转向”在英国愈演愈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文化对社会及经济生活各个方面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它对不同批评、理性话语及学科的调整作用；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性分析范畴和方法的出现，这个方法是一种‘文化渗入当代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创造出一种次生环境的扩散，并调停一切事物的方法’”。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在得到衣食住行和文化教育的保障之后，开始要求自己的“文化声音”能够被其他阶级听到，于是一部分工人采取了极端的方式“发声”：酗酒、吸毒、推崇摇滚乐。面对工人阶级文化如此混乱和衰败的局面，人们不禁怀念起曾经和谐安宁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同时也开始思考英国是否存在独立的工人阶级文化？拥有工人阶级背景的霍加特希望可以帮助人们解除疑惑并为工人阶级及其文化正名，开始写作《识字的用途》。但他没有能够将自己对20世纪30年代通俗文化的见解发扬光大到对20世纪50年代通俗文化的认识中，没有认真剖析大众美学的闪光点，而是强调了“‘旧’与‘新’之间的划分，淡化了两者之间大量的延续”。作为第一批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学者，霍加特更多承担的是发现问题的责任，他单纯地去批判20世纪四五十年代大众文化的腐败现象，而没有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没有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是如何发展的。综观全书，《识字的用途》更像是一部带有浓浓怀旧风格的传记，批判力有所不足。
　　第二，霍加特采用了新批评主义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工人阶级文化，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的矛盾造成理论深度有所不足。在霍加特之前的英国文化一直推崇精英文化，阿诺德曾指出：“受高等教育的少数人，而不是受初等教育的多数人，将成为人类知识与真理的载体”。利维斯将这种教育观念付诸实践，他试图将教育与刻板的学院化道路脱离，进行通俗文化的教育实践，但是在教育内容上仍然注重经典，以教育作为普及经典的有效方式，使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来接近“伟大的传统”，可这种教学实践也同样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到了霍加特这里情况有所不同，霍加特出生于工人阶级家庭，他对工人阶级天生的亲近感是后天经历无法改变的。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采用了利维斯提供的术语如“健康”、“严肃”等来评价大众文化，并力图建立一种系统地鉴别大众文化的可行标准。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霍加特仍然沿用了英国精英主义文化所建立的价值尺度和意识形态假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工人阶级文化与其政治传统的统一性，这使得他在书中常常从对大众文化社会功能的肯定中不知不觉地滑向对文本形式的批评。与此同时，他也忽略了大众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单纯站在自身的角度言说大众文化，没有深刻挖掘当下社会的现实基础。正如斯图亚特·霍尔指出的一样，虽然霍加特“拒绝接受利维斯的许多内在的文化评价”，但他是在运用利维斯主义的文化方法论，继续了“一种传统，同时企图在实践中改变该传统”。这样的矛盾必然造成霍加特的思想理论说服力不足。
　　第三，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提出的解决方案带有复古主义倾向，既不现实也难以操作。在《识字的用途》中，霍加特通过对比工人阶级文化在两个不同时代的具体表象，肯定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本质是纯朴、健康、积极的，赞扬那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批评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本质是商业的、复制的、有害的，甚至严厉指责这种文化给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带来的思想腐蚀作用。虽然霍加特并没有在《识字的用途》中明确给出阻止这种美国式的大众文化继续侵蚀工人阶级文化的具体方法，但是从他的表述中不难看出霍加特希望工人阶级能够回到二三十年代的状态。而历史是无法倒退的，工人阶级在四五十年代的外在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相较于二三十年代已经产生了许多变化，工人阶级内心也更喜欢自己本身的文化而不是先辈们的文化，所以霍加特的解决方案暗含着一丝一厢情愿的味道。因此，威廉斯在肯定《识字的用途》的同时也颇有微词，他认为霍加特批判的那种商业文化本质特点是传播技术的改变，“实际上它已经渗入所有阶级……这些变化只是改变了私人物品的使用，与（工人阶级）要转变为‘资产阶级’无关”。所以相较于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霍加特的影响稍弱也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