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属于当今社会学的主流研究视角，算得上强势话语；而性社会学，则堪称社会学中的最弱势者之一，在学术殿堂中艰难地挤得一席容身之地。性社会学的弱者地位，主要是因为其关注的问题相对于社会结构、社会运行而言确实太细小了，但是，笔者认为同它未能够与社会学的主流理论充分衔接也有很大的关系，而这反过来也使得它难以对社会学的整体理论做出自己的贡献，当然，我的这一感觉的得出，只是基于对我所接触到的中国性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的观察。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对社会层次的性的研究，性社会学可以应用、借鉴社会学的所有理论，而它自身的发展，也完全应该能够提出同样可以被其它社会学分支应用和借鉴的理论。
    社会分层理论研究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下的个人，而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又是任何一个社会学分支都无法回避的，性社会学同样不能例外。本文便试图将笔者学习社会分层理论过程中的一些随感加以整理，而这些随感都落足于对性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上。
    一，富有的妓女：社会地位高还是低？
    不同的学者对分层标准有着不同的定义。马克思认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是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韦伯则从经济、声誉、权力三个角度来进行分层，考察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三个领域的不平等。wWw.11665.COm而功能主义者帕森斯，则将规范与价值观念作为分层的依据，他的理由是，社会秩序正是通过规范与价值观念才成为可能的。
    帕森斯的社会分层观可总结为如下４点：
    １，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一个人的地位、身份是由其他人的道德价值观评价所决定的；
    ２，这种对一个人地位高低的价值估价，依据的是一种共同价值体系；
    ３，这种共同的价值体系是由首要的制度机构所塑造的。而究竟是哪一种制度能成为首要制度，是由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因素决定的；
    ４，那些实践了这种价值或观念的人则会得到较高的地位，此外也得到其它奖赏如收入、财富等。[1](p4)
    按着帕森斯的理论，像在美国这类重视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人在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而在像前苏联那种政治机构的位置高于经济机构的国家，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才越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分层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些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特征，表现了意识形态在引起一种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分层体系中的建构角色。” [2]
    以性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同样可以由帕森斯的分层观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与主流社会的性价值观的距离越大，他的社会地位也就越低。
    举例来说，在卖淫为公众普遍接受，甚至卖淫女被称为“神女”的文化体系中，性工作者（sex worker）的社会地位至少不会比从事其它“正经”职业的妇女更低；而在卖淫为社会所不耻的国度，对“暗娼”的贬低与压榨便应运而生了。
    应用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对一个同性恋者社会地位进行分析，在更重视经济地位的美国，人们通常并不会认为一个富有的同性恋者比一个贫穷的异性恋者的社会地位低；但在重视价值倾向、政治角色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同性恋者却可能被国家法律视为罪犯，即使他经济上富有（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存在这种经济上阶级差别），其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同时可以发现：在性自由度更为开放的社会如美国，许多异性恋者虽然也对同性恋者抱歧视态度，但远比在性自由更为缺少的中国要少得多，美国文化下的同性恋者也更容易因为他在其它方面的成绩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比较而言，在一个对同性恋更多歧视的文化下，一个公开了身份的同性恋者将更难以在社会阶梯上攀登，甚至会从现在的阶层中跌落下去。
    上面的例子又涉及到了多元分层问题。一个生活在歧视卖淫文化下的极为富有的性工作者，从经济的维度看，她可能属于社会上层，而以声誉的维度看，她则无疑归于社会下层。这就出现了地位相悖的问题，即每个人依据不同的分层标准，处于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位相悖造成了人际交往中的紧张和冲突。
    让我们的思考再进入到职业流动领域。费兹曼认为，职业分层基本含义是社会经济，职业流动之基本甚至唯一根据也是经济地位。这是因为，“在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社会中，职业不平等的基本内核是社会经济地位，而非职业声望。”这一观点看轻声望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认为声望也是由经济决定的。但这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在市场经济和核心家庭的条件下。[3]
    费兹曼的论述，仍然可以被我们应用到对性工作者行为的分析中，前提是承认卖淫也是一种职业。学者们发现，如果说她们进入这一职业是因为经济因素，那么流出这一职业则是为了改善声望。
    那么，我们这里应该进一步将费兹曼的观点和帕森斯的论述综合在一起思考，既要考虑到声望与经济在性工作者流出职业时的影响，又要考虑社会文化规范与伦理的大背景。
    当然，如果真要做这样一项研究，还必须测量：由卖淫职业流出是否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比如避免职业对青春的依赖，以及获得社会保障。这至少应该是一个小型课题的任务，本文只能局限于提出这样一种设想了。
    事实上，对于经济与声望的相悖性，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解释，不同的分层理论均会给出不同的解释。

 二，你的性伙伴：只是你的“圈里人”吗？
    社会网络理论曾被应用于对求职过程的分析，并产生了诸如“强关系”、“弱关系”等精彩的假设，而这一理论，同样可以应用到性社会学的研究中。黄盈盈、潘绥铭便在研究中国东北地区性工作者从业过程中，针对“强关系”、“弱关系”进一步提出了“友关系”、“亲关系”和“公关系”的概念，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对职业流动的研究。[4]
    社会网络理论同样会对性学研究提供帮助。“自帕森斯以来，人们力图解释社会行为如何受社会结构的制约，但社会结构的概念却是从地位观点定义的。他们认为，地位结构观令我们看到的是，人都具有某些属性，人是按其属性而分类的，人的社会行为就是用所属的类别来解释的。……地位结构观并不是错误的，但仅仅从这一观点看社会结构则是片面的，有碍于我们把握社会结构的全貌，从而发生理论误导。……网络结构观就是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纽带关系看成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分析这些纽带关系对人、组织的影响。这里必须说明的是，社会网络分析指出的纽带关系并不是抽象的关系，而是现实发生的联系……网络结构观认为，任何主体（人、组织）与其他主体的纽带关系都会对主体的行为发生影响。” [5]网络结构观与地位结构观是互补的，两者结合才是分析的正确方向。
    最先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性社会学研究的，是美国性学家劳曼，而他的研究在《美国人的性生活》一书中得到充分体现。
    “人们通常只跟那些与他们在年龄、种族和文化程度等方面十分接近的人发生性关系。所谓与任何人性交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当我们遇见吸引我们的人时，可能会有放电现象，但我们只能遇见事先已经被筛选过的人。” [6](p59)
    “如果夫妻相差较大，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 [6](p61) 
    “尽管在人们理想中，人人都认为友谊不受地位和阶级界线的限制，劳曼却发现，绝大多数被调查者都只是与那些背景与自己十分相近的人交朋友。因此朋友们都有着一样的文化程度、一样的宗教信仰、一样的种族背景，以及相似的工作。” [6](p68)一对伴侣彼此越接近，就越容易在一起，社会地位相等的性伴侣在性关系中的权势也往往大致相等。
    “你的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也会对你的性关系施加他们的影响。你的性伴侣应该成为你的朋友圈子中的一员，他（她）必须是得体的、可以熔于群体的。也就是说，你的性伴侣应该在各方面和你是一样的，和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也应该是一样的。” [6](p73)
    当我们选择谁作伴侣时，社会网络发挥着无声却强大的作用。“社会背景方面的任何微小的相同之处，都会有利于建立性关系，尤其会在发展亲密的伴侣关系的过程中发挥突出作用。” [6](p74)
    绝大多数伴侣都是通过最常见的方式相识的，几乎没有人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去选择性伴侣。那些脱离自己的社会网络而建立起来的伴侣关系，往往是暂时的性关系。“越是稳定的伴侣关系，双方就越有可能是通过他们的社会网络相识的。” [6](p98)结了婚的伴侣更有可能当初是由家人、朋友、同事、同学或邻居这些属于自己社会网络中的人介绍的。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美国学者断言，一个人是否会被传上艾滋病病毒，很大程度上看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中。如果艾滋病在全美国得到蔓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在已经被感染的群体与尚未被感染的群体之间，必须存在着长期的和频繁的性接触；第二，拥有多个性伴侣的人又拥有多个性伴侣。调查显示以上二者很难做到，所以，艾滋病很难传出它目前肆虐的群体，“在美国的异性恋者当中，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大会出现艾滋病的流行。” [6](p313)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论，基于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中国学者潘绥铭断言：“中国的成年女性在客观上成为了阻挡艾滋病的堤坝：一生中发生多伴侣性交的女人只有5.5％－8.2％；尤其是：这个堤坝更加不为周围的风风雨雨所动。” [7]
    但是，如果充分考虑进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们便有理由对社会网理论提出质疑。在互联网社会中，传统的社会网络是否已经被破解了呢？网络结识手段使我们跨越了地域、阶层，甚至种族的限制，如果说，在长期交往关系中社会网络仍然发挥着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社会网里的人通过互联网结识了，也难以维持长久的亲密关系），那么，一夜性之类短暂的纯粹为了性交的性活动显然不需要双方同处于一个社会网络中。而互联网，为不同阶层人员间的一夜性提供了便利。在我正在进行的多性伴侣行为者的研究中，总计拥有１０个以上性伴侣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有过或多或少通过互联网络结识性伙伴的经历，而其中一半以上的人主要通过互联网结识不同阶层的性伙伴。
    我们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至少在多性伴侣行为者这一群体中，社会网络破碎了。而专门的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将更有力地证实这一假设。

  三，中间阶级：传统性观念的守卫者还是背叛者？
    关于中间阶级的理论颇多，其中“新工人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级不稳定，会不断分化，极少部分上升，绝大部分落入工人阶级，但事实证明中间阶级仍在上升中；二极化理论则认为中间阶级被剥削，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然而现实社会中同样看不到这种趋势。马克思认为中间阶级（中产阶级、白领阶级）与工人阶级是同一个阶级，会由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阶级意识与战斗性不断增强；但韦伯则认为，中间阶级与工人是不同的阶级，在生存机会、商品占有、财富和收入上都是不同的，中间阶级是稳定的，即使出现大规模骚动的集体行为，也只是为追求经济利益。[1](p35)
　　关于中间阶级是保守力量的声音目前占据了主流。
    john goldthorpe 认为，中间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力量，认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同工人阶级有着根本差别，他们的存在是建立在工人阶级存在的基础上的；他们虽然同雇主有矛盾，但均是与服务关系联系起来，他们与雇主之间更多的是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现在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他们存在的位置，如果打破了未必自己就会成为领导阶级。[8]
    parkin指出，社会流动多是短距离流动，比如上下层白领间的流动，中产阶级是一个缓冲带，因为相当多的流动都发生于此，因此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稳定意义重大。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对中间阶级一直持“准敌视”态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制造出一种中产阶级是新社会秩序的潜在反对者的政治气氛。”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中产阶级的歧视政策正在消失，“新中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时期的中产阶级在许多方面都不同。首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特权是基于教育和职业成就，而不是基于继承的财产或私有财富；其次，新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十分年轻，足以使他们被学校教育和大众媒介社会化，从而接受新秩序的政治价值。因此他们与其前辈不同，不是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潜在反对者。许多人从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得益于早期的教育改革，而且在体系之中他们自己的成功使得他们倾向于给它特别的合法性。这些因素结合起来，产生一个稳定和扩张特权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拥有与西方中产阶级一样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秩序的忠诚。” [9]
    研究证明，中间阶层在社会成员中占多数时，社会比较稳定，因为其成员对社会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
    可能被认为与上述观点相冲突的一个现象是，性社会学的调查显示，中产阶级是性革命的活跃阶层，比如美国关于换妻的研究便揭示出：换妻的夫妻多是３５岁至４５岁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更多是白人，政治上属于中间派。[10]
    即使在美国，换妻仍然是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左的，何以中上产阶级会成为背弃主流价值观的主力呢？分层研究的成果在此似乎行不通了，而应该另外找原因，我的估计是，中上产阶级不必为衣食忧虑，有更自由和闲暇的心态投身于对更多性行为的尝试中。但这一假设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换妻这类极端行为中更多是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在性行为上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也被中国性学家潘绥铭教授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所证实。“男人越富有，他的性生活次数也就越多；越贫穷，性生活就越少。”同样，富有的人的性生活方式也多，比如“采用过女上位性交方式的丈夫的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这样做的丈夫多出４３％。丈夫用口去刺激妻子的生殖器，这样做过的丈夫平均收入，比那些从来没有做过的丈夫多出６０％”。“按着收入的高中低三等来看，在８种爱抚与性交方式中，高收入丈夫平均采用过４．６种，中等收入者采用过４．２种，而低收入者却只采用过３．５种。富有的男人性高潮更多。对性生活的满意高也高。高收入的男人不仅自己满意，也使得妻子的性高潮频率增加了。” [11] 
    在我看来，这一现象仍可以从收入越丰厚，越有时间和心情对性给予更多关注这一视角思考这种阶层差别。
　　早期分层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的行为由分层地位决定，不同的阶层便会有不同的集体行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传统职业、阶级等分层角度受到质疑，现代社会是个人主义的、个人化的社会，区分人们行动的基础为生活目标，而不是结构性地位。也就是说，具有同样生活目标的人会采取同样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具有同样分层地位的人。
　　也许，当我们无法解释性行为上“叛逆”的人群中更多中产阶级分子时，关于集体行动的这一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研究不同阶层人士性行为的新视角。

   四，经济体制改革：给你带来性自由？
    曾看过一幅中国后现代主义实践画家的作品，题目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是我们的生殖器。”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由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国家占有经济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实际上是被精英阶级的成员以国家的名义控制着。从这些资源中产生的利益不是直接分配给生产者（工人和农民），而是被国家集中起来，然后按照个人在国家政治化和等级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位置进行再分配。” [12]而这当中，价值观是一个重要的分配尺度。在这种再分配体制下，个人便被牢牢地控制着。
    “市场社会的出现并不仅仅限于被狭隘地理解为经济交换媒介的市场的增长。从根本上讲，市场转型必须需要有全社会范围的转型，其中包括国家政策法规，经济制度（即市场、产权和契约）以及根植于经济行为中的非正式规范和社会网络中相互依赖的转变。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依赖暗示，对转型社会的研究最好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项目进行研讨。” [13] (p591) 
    在学者们看来，这便意味着政治权力的衰退。“社会主义经济从等级到市场的转型改变了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决定因素，进而也改变了权力和特权之源。” [14](p25) “从再分配调节向市场调节的转型会导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这种改变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利于再分配者。我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背后作用过程的改变会在相当普遍的意义上削弱政治资本的价值。” [14](p30)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场交换替代再分配的比重越大，政治资本的价值就越小，市场资本的价值就越大。” [14](p31) 
　　“在过渡中，政治市场的自由化常常与经济市场的自由化是同等重要的。” [15]
    “市场过渡理论认为，当商品与服务的分配转向市场方面时，权力就更多地通过交易性交换而不是行政性命令来传递。因此，权力不再由再分配者垄断，而是变得越来越扩散到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市场过渡理论认为，从等级制度向市场转变引起了在再分配部门的地位性权力的重要性的下降。” [16] “市场改革削弱了共产党对普通公民的监督制裁能力，因而国家控制随着向市场的转移而减弱。这一结论与市场转型论的‘再分配权力重要性减弱’假设相一致。” [13](p596)
    所有上述论述，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视角。
　　与美国对性进行控制通过家庭、学校、宗教三种组织来完成不同，中国还需要加上一个“单位”。单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长期居于最重要位置，它是再分配机构，个人所能够得到的全部生活资源、声誉地位等等，几乎无不从单位获取。但是，随着市场机制取代再分配机制，单位的作用开始分解。越是市场化的领域，单位对个人私生活的控制力也越低，或者换言之，违背控制时所可能得到的“惩罚”对个人影响越小，个人越有可能置单位的控制于不顾。
    我们因此能够提出如下相关假设：
    １，在市场分配机制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如外企、私企，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极弱；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对其私人性活动的控制力仍然很强。
    ２，在市场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比较在再分配机制中工作的人，当其采取多性伴侣的生活方式时，更不担心自己的行为会曝光，更不容易受到惩罚。
    ３，由于再分配权力的下降，再分配部门的员工相对于市场部门所享受的特权减少，这会使他们当中一部分学历与能力均佳的年轻人，不再看重来自所处部门的社会控制，而可能出现违规行为，因为即使受到严厉惩罚，他们还可以转到市场化部门谋职。
    当然，对这些假设的证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定性或定量研究。
    总之，笔者在此想说的是，社会学任何一个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都可以给其它学科的研究提供启示。同理，任何一个社会学分支学科，也都应该为社会学这个大家庭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
    这，应该成为即使如性社会学这样的小学科的研究人员永远的学术追求。

    [参考文献]
[1]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frank parkin,class strat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xx,no.4,1969:355-374
[3]featherman,david l.,f.lancaster jones and robert m. hauser (1975),assumptions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of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4:339-60
[4]黄盈盈、潘绥铭，中国东北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性工作者，北京：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３，3，p51-63
[5]边燕杰，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北京：国外社会学，１９９９，４，ｐ１－３
[6]罗伯特 迈克尔等<美国人的性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7]潘绥铭，“艾滋病时代”的性，２００２，未公开发表
[8] john goldthorpe ,1982,on the service class,its information and future ,in iddens and g.mackenize(eds),social class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62-165;concepts,data,and strategies of enquir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2,532-572
[9] frank parkin,class stratication in socialist societies,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xx,no.4,1969:355-374
[10] curtis bergstrand,；jennifer blevins williams,today\"s alternative marriage styles: the case of swingers ，electronic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volume 3, oct. 10, 2000
[11]潘绥铭，性，是生理决定的吗，广州：人之初，２００２，４
[12]边燕杰，罗根，市场转型与权力的维续：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ｐ４２８
[13]倪志伟，马蕊佳，改革中国家社会主义的市场转型与社会变迁，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ｐ５９０－６０９
[14]维克多·尼，市场转型理论：社会主义社会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转型，北京，国外社会学，１９９６，５－６，ｐ２５－４２
[15]白威廉，麦谊生，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中国城市分层体系之分析，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２，ｐ５５５
[16]维克多·尼，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中的社会不平等：在中国的再分配与市场之间，北京，国外社会学，１９９４，３，p１８－３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