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霸权与中国文化权的重塑
人是文化的存在， 人类从未停止过文化活动与文化创造。在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之后， 一种新的文化——世界性文化正在显露。但是， 逐渐显露的世界性文化趋同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 全球化既强化了逐渐趋同的全球文化， 又在这个过程中强化了地域性文化族群的自我认同， 并形成了一个逐渐展开的双向过程： 即政治史中充满冲突， 文明史中则既有冲突又有融合，这种冲突和融合集中体现在文化霸权的存在以及文化霸权与本土文化、民族文化之间的攻守上。在这种背景下，文化权的重塑就成为非西方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了。当代中国受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影响， 正在急速地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社会的跨越式发展、整体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文化的碰撞、思想的融合、多元价值观的冲突， 需要我们对文化权进行自觉地研究和深入地理解。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霸权与中国文化权的重塑是促进中国文化在这个时代发展及繁荣的适时选择。
文化霸权及其实质
文化霸权， 也称文化强权、文化殖民主义， 是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西方文化霸权的操作基础是西方国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凭借这种实力， 西方国家可以对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进行干预。在经济上， 目前美国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7%， 欧盟15 国的总和比美国稍高一点， 两者相加已经占到全球经济总量的六成左右。美国经济已经保持了10年连续增长， 在新经济体系中处于领先地位。WWw.11665.CoM在政治方面， 西方国家在全球大众传媒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舆论乃至人们的思想。他们基本上可以左右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 在联合国处于优势地位。西方国家内部在重大问题上高度一致， 一大批中小非西方国家出于各种原因惟其马首是瞻。在军事方面， 美国的军事实力等于中小非西方国家的总和， 军事科技占有绝对领先地位， 在世界所有重要地区保持着军事存在。作为西方国家军事组织的北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集团， 其规模还在不断膨胀。没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做后盾，就形成不了文化霸权在实际外交操作中的地位，文化霸权为西方集团提供了一种左右逢源的道德利器。这是因为， 西方国家的决策者将西方的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治意识形态归结为三种教条， 即： 实现政治民主、捍卫人权和实行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在意识形态教条具有普适性的前提下， 西方集团可以把它们当作尺度， 对其他国家进行衡量， 并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由此，文化霸权就直接进入了西方集团的国际政治操作中，文化霸权实质上也就变成了西方国家实现自己战略利益的合法性依据。也许尼克松的一席话能帮助我们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如何利用文化霸权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利益的： 既然已经获得了和平， 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想一想，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理想的世界是： 所有国家都有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永远忠实于社会正义和人权。但是， 在缔造这个理想世界的过程中，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应当采取何种作为？ 惟一的衡量标准只能是他们自身的利益。尼克松说： 延续和平不应危害我们的利益和原则， 扩大自由不应危及和平。这就是说， 西方集团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执行自己道德责任的地点与方式， 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总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 西方的文化霸权是一个现实存在。这种霸权是在历时几代人的西方文化扩张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 非西方的民族性文化从未停止过抵抗。他们的努力有助于保护自身的基本文化认同， 却不可能改变其民族在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逐渐西化的趋势。换句话说， 全球化并没有彻底抹杀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却逐渐抹杀了这种多样性的政治经济意义， 西方文化已经拥有了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霸权地位。
文化霸权的有限性
葛兰西认为， 文化霸权的确立过程绝不是暴力的， 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统治阶级总是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装扮成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普遍价值和文化， 误导被统治阶级错误地形成了对文化霸权的认同和首肯。从历史上看， 西方集团使用文化霸权对非西方国家内政进行干预主要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现象。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 西方的经济政治实力会不断加强， 其文化霸权的使用频率也会越来越高。就西方集团的利益来说， 实现全球性的政治意识形态统一是维护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是符合其根本利益的， 在客观上有时也可以起到制约暴政、消除反人道现象的积极作用。但是， 从总体国际关系走向上看， 西方集团行使文化霸权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许多问题， 正如亨廷顿曾经指出的： 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 大体上说来， 每次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 除了西方， 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 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 不是依次而至， 而是同时发生。 [ 3] 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 即使完全接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普适性， 也必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实现过程。因此，从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说来， 保持政治稳定对经济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集团从其自身利益和文化优越感出发， 经常无视对象国内部的复杂情况， 一味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对别国实施干预乃至制裁， 加剧了非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 使不少小国的政局动荡， 从而给其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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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知识经济， 抑或全球化本身， 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话语， 西方国家对此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今天， 一些关注全球化的学者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 看似在自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 主张多元、差异与边缘， 主张多民族的文化平等共存，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危机和有限性而试图对其进行挽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对古巴、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实行的长期孤立与制裁的例证告诉我们：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制裁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很难起到推动对象国政治变化的效果， 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只能加深所在国人民的苦难， 并进而激起更加强烈的反西方情绪， 削弱其国内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力。即使从西方集团的利益来看， 制裁的效果也往往是适得其反， 这使得西方文化霸权的有限性再次被突显出来。
中国文化权的重塑
要重塑中国文化权， 首先应该认清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权问题。总体上看， 以儒学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形成于封建社会的汉代。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儒学逐渐占据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 成为统治阶级控制思想、整合人心的主要工具。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儒学研究根深叶茂， 渗透到了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和宗教生活，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 儒学非宗教， 在中国却有宗教之用。可以说， 直至鸦片战争前，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的格局呈现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西方列强以暴力强行叩开国门， 万邦来朝的国际地位大势已去， 儒家文化在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者进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随着中国沦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已开始瓦解， 封建的专制制度走向崩溃， 接续它的是高扬民主、科学的资产阶级文化， 以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与整合， 使传统文化经历了从未遭遇过的、始料未及的历史变局。
这里有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沉积而成的， 具有相当成熟、相当稳定的形态， 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 经过不到一百年时间， 它就大体上转变为近代型文化， 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它的转型呢？ 西方学者非常强调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作用， 他们认为： 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内部缺乏活力的惰性体系， 只有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它才会被迫向近代转变。如果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文化转型的原因， 那么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容否认，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与西方文化长期隔绝的环境中发展的， 它虽然没有停滞不前， 但却发展缓慢， 它的迅速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这显然是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从师夷技长开始的物质层面文化的近代化， 到制度层面文化的近代化， 再到心理层面文化的近代化， 每一步都留有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4]
但是， 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它只看到西方文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只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消极阻碍作用， 而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富有活力的那些因素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 冲击反应理论不能全面正确地解释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历程和动因。诚然， 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于西方近代文化， 当西方文化涌来时， 它常表现出相当顽固的拒斥态度。但是它并不是只有拒斥的一面， 在它的内部也存在着某些与西方近代文化相沟通、相衔接的因素， 这些因素是富有活力的， 它们在中国文化近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并且经过转型而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 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 包括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 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思想家们提出了解决方案与理论，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这些争论的实质依然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放弃中国传统文化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 人民政府对旧中国留下的文教单位加以接收改造， 清除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势力， 批判封建买办思想文化， 建立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共产党和青年团为核心的政治思想教育体制， 大力发展工农文化教育和少数民族文化教育， 成效十分显著。到了文革时期， 随着政治动乱的出现和升级， 长期在中国社会中潜藏的文化惰性一起迸发出来， 并极力以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面貌出现， 混淆视听， 出现了无数文化观念上的颠倒混乱， 蒙蔽了许多幼稚青年和真心拥护革命的人们。当然，文革的迷误只是一种暂时的历史倒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 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持续了20 多年的文化研讨热潮。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 构建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重塑中国民族文化权就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构建这种新文化权就是真正做到继承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思想道德和文化成果， 发扬五四运动以来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创造成果。同时， 要真正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取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成果。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 继往开来。
第一， 客观评价中国文化。既不可全盘否定， 又不能完全肯定。中国文化具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而时代的突出特性则主要是： 冲突与融合的统一， 全球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创新性与传统性的统一。具体来说：
一是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与多元文化的统一。全球化、现代性及文化转向综合作用下的中国文化， 必须理性地面对现实； 在文化发展上， 不仅要去其糟粕， 还要取其精华，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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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形态。
二是以面向世界的开阔胸怀为特征的， 能融入世界、实现中西文化互动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 虽然也曾出现过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排斥的心态， 但总体上并没有影响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 我国文化的发展， 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原则， 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交流， 博采各国文化之长， 向世界展示文化建设的成就。坚决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三是形成面向未来的、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文化统一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悠久的、历史的、具体的； 但在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也必然面临着充实与发展的选择， 充实与发展可以说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所在， 更是它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的优势所在， 而保守只能贻害文化、葬送文化的积淀。
第二， 构建中国当代文化权形态。
一方面， 我们要着重把握好文化多元性与民族文化冲突的问题。全球化使物质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无国界地、自由地、大量地、全方位地进行着组合、流动、配置， 任何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受制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与牵制。但全球化并非就是全球一体化和千篇一律， 多元化也并非不同民族与国家文化上的简单差异。
另一方面， 要科学地确立文化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文化是价值体系， 是人本精神的凝聚与展示。文化的评价标准只能是文化实践及社会价值与道德价值的标准。
第三，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权的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首先客观对待自我， 消除一切民族自大主义的文化观念， 谨防华夏中心主义情结的复发。同时， 也要杜绝民族虚无主义文化思想的衍生。也就是说， 既要防止自我文化霸权的形成， 也要防止自我文化权的丧失。面对全球化对民族文化权的挑战， 我们要立足现实， 要增强主动融入其中的信心， 在融入的过程中发展自我、影响世界、发挥民族文化的优势， 使中国文化在发展中绽放魅力。
审视当代中国文化权意识， 一定会涉及传统文化、文化霸权、文化安全等一系全球性问题。研究文化权、关注中国文化权状况， 目的是为了构建当代新的文化形态， 这既是历史赋予的使命， 也是时代的呼唤。总之， 从葛兰西提出文化霸权到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 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交织着统治阶级与劳动阶级、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在文化权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着力开展核心价值观大讨论背景下研究当代中国文化权， 是一个意义深远、内涵丰厚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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