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机构（如董事会）的“内争”，似乎也隐含某些南方革命气息因素。梁启超就曾指斥国学研究院内有国、共两党人员若干云云，其政治立场明显对立，这未尝不是激进青年借故发难的缘由。经此事件，研究院之衰相愈加显现。梁启超虽被慰留，但活力大减，终流于“通信导师”，与前期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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