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流质易变”，似乎有歉深沉，可是异乎寻常的才气和原本并不缺乏的定力，在年逾不惑之后，竟在国学领域大放异彩，且一发而不可收。在他内心一定有着与“五四”新文化派（如胡适）一较高下的强烈冲动，当政治上东山再起的可能越来越渺茫之时，便愈加倾力于学术和教育。他筹谋在天津设立半学校半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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