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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