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洛文塔尔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中的重要成员，为学派的发展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是关于他的思想研究却长期不被重视，理论定位的不准确又使得对其思想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对洛文塔尔的思想发展进行历史梳理后可以看出，他关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研究是在运用学派传统的批判方法的基础上，遵循自身思想逻辑线索发展而来的具有广泛现实效用的理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大众文化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洛文塔尔；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
abstract：leo lowentha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in the frankfurt school，who has made splendid contributions to the school. however，few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his achievements. the inaccurat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f lowenthal’s theory has led to this limited study of his theory. a historical research about the formation of lownethal’s thoughts shows that his literary sociology study was based on the school’s traditional method and developed with his own logic，which finally made his thoughts enjoy a wide range of practicality，and greatly influence the american mass culture research.
key words：leo lowenthal；frankfurt school；mass culture
列奥·洛文塔尔(注：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wWw.11665.COm他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医生家庭，1926年加入研究所，1930年成为研究所正式成员，1934年8月随研究所迁至美国，从事文学社会学理论研究，后留在美国继续其学术生涯。他将文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思路和理论视角与法兰克福学派其他理论家相比独具特色。其研究成果对美国的文化工业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培养出马丁·杰伊、理查德·沃林等一批学生，对学派思想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一位不引人注目但却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他终其一生进行文学社会学研究，但其理论却始终不为人所重视。关于他的理论定位大多集中于追随学派主流思想、研究所理论发展异端(主要指他在美国之后的理论思想)以及摇摆不定的理论“骑墙”状态三个方面，虽说法不一但普遍评价不高。在对洛文塔尔的思想线索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对洛文塔尔思想的以上三种定位都存在某种片面性，评价有失公允。应当说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研究理论，是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方法的运用下，遵循自身思想逻辑线索逐步发展出来的、具有广泛现实效用的理论成果，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发展极具价值。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研究学者马丁·杰伊认为，在“研究所成员中，对大众文化分析最广的是洛文塔尔”[1]244，作为该学派的活跃分子，洛文塔尔在大众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始终发挥着积极而广泛的作用，不仅在研究所起步之初作为《社会研究杂志》的主要编辑担负了学派思想的整理传播工作，并且在研究所迁往美国之后通过对当地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发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对学派的学说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洛文塔尔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播和学生培养工作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为该学派理论的发展以及美国后期文学社会学研究走向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注：全名《社会研究杂志》。霍克海默继任研究所所长后停止了“格吕堡文库”的出版，转而以杂志的形式来表达研究所自己的心声。学者们的观点大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杂志中，且多为专题研究，论文在发表前大都由研究所成员做了彻底批评，因此既可算作个人著作，也可作为研究所的共同理论成果，它比较统一地表达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总体观点。这也是研究所在此后10年中贡献给世界的主要成果。)。
一、 理论研究初期的精英立场
研究洛文塔尔思想，需要结合法兰克福学派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学术背景来分析。自研究所成立以来特别是霍克海默继任所长之后，该学派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的否定过程从纯哲学范畴改造为社会历史学范畴的研究方式。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社会哲学不仅是一门寻找无可移易的真理的科学，还应理解为一种由经验工作补充和丰富的唯物主义理论；同样，自然哲学也与个别科学领域辩证相关，因此研究所将继续在不同领域努力，不放弃其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目标”[1]33。这一思路对整个研究所的理论发展起着指向性作用。学者们通过对文化现象特别是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对上层建筑具有统治同化功能的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层、全面的剖析。
自1926年进入研究所之后，洛文塔尔逐渐与霍克海默、波洛克展开了亲密合作，一同为所内杂志编辑和撰写材料。据他回忆：“起初，我只负责撰写自己有关于文学社会学的一些评论”，“在1928至1929年间，我们(即他和霍克海默、波洛克)的合作便更加频繁密切了”[2]52-53。20世纪30年代，研究所整体迁往美国，在短暂的休整之后，洛文塔尔与他的伙伴们便迅速投入到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中，直到1949年，洛文塔尔都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研究所的工作中。在他理论研究早期，与学派主流思想保持着同一步伐。
首先，从洛文塔尔思想的出发点来看，他与学派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该学派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商品拜物教等概念，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保留和继承了下来，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类自由解放的学说，也被凸显出来作为整个学派研究的最终目标。但同时，法兰克福学派又在许多方面放弃甚至背离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发展下，学派面临的社会背景已从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演变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使得学者对于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认识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产生了一定差异。相似的生活及学术背景使得洛文塔尔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共同把握到了在社会历史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现状与马克思原理论之间的联系和矛盾，由此在理论出发点上达成了共识。他们认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象征，无产阶级大众是革命的主体，但随着生产状况的改变以及资产阶级的自身调整，到了学派所在的时代，统治阶级通过经济、政治及文化宣传等手段，使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步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产阶级作为被整合的对象，逐渐摆脱了其“无产”的生存状态，转而在表面上成为了资本主义共同利益的分享者，“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已名存实亡，在革命主体消亡的同时，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仅剩下空洞的口号。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已不再是具有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而是中产阶级或商业意义上的大众。他们对于无产阶级从富有革命精神的大众堕落为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中产阶级表现出深深的失望，认为在总体性意识形态的侵蚀下，社会大众或者说无产阶级，已经丧失了革命的意识[3]。因此学者们将目光投向了独立的个体，希望通过真正具有批判意识和进步意义的艺术来唤起个体的反抗意识，冲破统治阶级对大众的整合，赢得最终的自由。
其次，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洛文塔尔早期和学派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将自己置于大众之外，以一种局外人和少有的未被“文化工业”所蒙蔽的精英式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现实社会。他在进入研究所之初便提到：“我们(指他和研究所其他成员)是不同的，我们比别人更加了解我们所在的世界”[2]9。在他看来，文化工业作为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具有很强的虚伪性，统治阶级利用这一特性将本阶级的思想强加在被统治阶级之上，使民众丧失了自我意识和思维能力。但是，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虽已丧失了革命性，但从根本上仍是革命的主体，因此，理论家应当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来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生活状况的被剥削和不自由，重新扮演好革命主体的角色。在洛文塔尔1942年2月3日给霍克海默的信中写到：“历史信息对大众来说成了一个谎言之网，一个最没有意义的人和事的可笑堆积之网”，“大众通过他们对这些人及其‘消费’方式的占有而表现出渴望清白的人生。从我的全部内在生活中，就产生的永远变化、转换的意义上来说，我能越来越多地减少对整个生产观念的憎恨，通过机械和组织不停地对待人和自然，应该成为多数人意识和无意识的生活”。无论是“德国传记”还是“美国材料”，尽管内容及形式有所不同，但“两者都代表了人的概念的被扭曲了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是我们的肯定的方式所固守的，也就是说，两者都意味着真实的、活着的、存在着的个人的无条件的重要物：尊严、幸福”[1]244。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洛文塔尔继承了学派传统，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分析批判的方式对艺术文化及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本质揭露。他明确指出：“不仅仅是霍克海默，而是研究所的整体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使我看待世界、自然及人生的视野变得更加广泛”[2]59。洛文塔尔将研究对象定位在大众文化，透过对社会现状和大众心理的分析，揭示出当时社会的本质，认为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文化工业，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扬，使大众在被动的状态下吸收统治者的思想，并在长期的熏陶下逐渐适应了这种被给予式的思维方式，失去了自己思想的独立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统治阶级所同化。至此，统治阶级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为了反抗这种思想同化，洛文塔尔希望找出唤醒个体自由意识的道路，那就是艺术，真正体现独立、创作和自由精神的艺术。他指出“在人类活动之初，艺术便生成了……人类通过体验美来达到在强大的自然统治下释放自我的目的……而在大众文化中，人类则是通过抛弃一切，甚至包括曾有的对艺术的尊崇，从虚构的权利中获得自由。”[4]60因此，人们应当重新回到对真实艺术的追求，通过对现实社会假象的批判及对人类生存本质的揭示，踏上寻找自由之路。
二、不同社会背景下的视角转换
到达美国之后，学者们面对的是更加发达、完备的文化工业。在当地强大的经济产业基础上，文化工业迅速崛起，无论是产品种类还是受众数量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作为一个崇尚平等、自由，重视个体发展的国家，在倡导所谓“个性化”、“平民化”精神的文化工业的带动下，社会呈现出更加大众化的趋向。在社会的大众化与文化的大众化相互促进下，文化工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快速发展。这一状况既肯定了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体现出了文化工业研究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对洛文塔尔等学者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他们开始对之前的理论研究进行反思，试图以另一种视角来重新考察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
关于“文化工业”的基本定义，洛文塔尔与该学派的主流观点一致。借用《启蒙辩证法》中的解释：“文化工业是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在这里，“个性是一种幻象，普遍性和特殊性已经假惺惺地统一起来了”[5]135，“所有消费者的兴趣都是以技术而不是以内容为导向的，这些内容始终都在无休止地重复着”[5]152，“文化工业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建起来”[5]151，其产品是集“标准化、模式化、守旧性、虚假性及操纵性于一体的”[4]11。与之相对应，“艺术家描绘的是比事实本身更为真实的东西”[4]ⅻ，艺术以其特有的创造性、个体性等特点，成为指引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有效途径。但人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艺术——无论是高雅艺术还是低俗艺术——在文化工业大行其道的年代都丧失了其原有的功用，遭到了本质上的破坏。文化工业“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为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5]151。大量的艺术被加上了批量化、商业化的性质，在属性上已丧失了其作为艺术品的功能，转而成为传播意识形态、同化大众思想的商业消费品。洛文塔尔试图划清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界限，认为“艺术是大众文化的相反观念……艺术与大众文化存在着一种类似于此的无法逾越的鸿沟：通过自身特有的、持续性的方法来增加知识与仅仅依靠他人手段来获得知识之间的差异”[4]4，他坚信艺术对人们起着引导救赎的作用，体现了创作者的独立特有的智慧，与那些通过模板制造出来的商品不具有同一性。在此基础上，他展开了对大众文化更加深入、全面的研究。
洛文塔尔把以通俗文学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纸制印刷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这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4]ⅻ。通俗文学以其内容触动人们的思想，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精神活动乃至生活方式，自它出现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已经为市场所操作的一种商品。值得关注的是，在对通俗文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洛文塔尔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前，他对文化工业的态度与主流思想一样：作为标准化与伪个性化的商品，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宣传来巩固本阶级统治。但在洛文塔尔的《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一书中，当他追溯到蒙田和帕斯卡尔的思想并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时，却对大众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沟通的桥梁，从而给大众文化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位。这一做法说明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洛文塔尔正悄悄发生着改变，他虽然是把通俗文化作为一种堕落的文化形式来加以严厉批判，但是他的相关阐释却不时显露出对通俗文化的某种程度上的赞赏。
这里需要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来对洛文塔尔的思想转变进行分析。从外部看，首先，当洛文塔尔面对在美国强大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工业时，他在理论中便更多地将大众文化的产生发展同经济联系起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证了文化工业存在的合理性。其次，研究所“聘请了许多社会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并与大学研究所和商业研究机构保持了密切的联系”[2]83，在研究的过程中洛文塔尔频繁地与社会学家合作，有许多的美国社会学者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他支持，这都影响着洛文塔尔，使他在研究中习惯于不仅仅以哲学家的眼光来批判大众文化，更多地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来看待大众文化，在批判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尝试着从内部来理解大众文化。第三是由于研究主体由过去的无产阶级逐渐过渡到中产阶级，主体的改变使他更多地从现时代的个体角度来体会通俗文化，从而对其抱有了同情的态度。同时，促成洛文塔尔理论变化的内部原因则在于他极富历史感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视角的下移。他从大众文化的产生根源上对其出现的合理性给予了说明，并从一个高居于大众之上的精英视角下落到与大众贴近的角度，从内部审视大众文化，发现其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正面作用，会在某一特定时刻对部分人产生积极作用。洛文塔尔对通俗文化进行了历史考察后认为，通俗文学作为文化工业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统治阶级用于整合、蛊惑民众的工具，这一“工具”的出现是由多重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一种自发的状态。洛文塔尔在“自然优越于社会的选择”的理论支持下[1]162，认为在目前不可能彻底地推翻统治阶级的压迫、还人们以自由的情况下，通俗文化对人们紧张的精神生活确实起到一定的解压作用，它不能拯救灵魂，至少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平静。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洛文塔尔对文化工业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从理论基础上说，洛文塔尔认为处于完成态的文化工业是必须要加以彻底批判的，但尚未发展完全的通俗文化还存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对民众的心理层面也具有某些积极作用。
三、学派理论的发展及其现实影响
20世纪40年代后，洛文塔尔选择留在美国继续他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工作，此后他和研究所的关系几乎中断，仅与霍克海默等人保持联络。但可以肯定的是，洛文塔尔对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传播及美国大众文化理论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洛文塔尔始终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传播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工作。“法兰克福学派通常因为两个特别的缺点而被人挑出来：它没有为自己的理论提供经验上的证据；用来表达其观念的语言晦涩艰深”[6]，洛文塔尔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或弥补了这两个缺陷。他不仅以一个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双重身份来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解释，从现实出发，寻求现实依据，还为学派思想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学派杂志在美国期间通常仍然用德语出版，这虽然保持了其德国文化性，但却使研究所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思想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传播。正如他们的合作者之一拉扎菲尔德在给阿贝尔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全部麻烦都来自研究所那伙人的愚蠢，多年前我就告诉他们用德语写作会毁了他们，但他们固执地以为如果能在美国保护德国文化的最后一个岛屿，那么对美国的贡献也更大些”[1]252。事实上由于这一坚持，研究所与外部的合作纷纷搁浅，曾一度陷入尴尬的经济危机。后来留守于美国的洛文塔尔逐渐尝试用英语来诠释自己的思想，其顶点便是在1961年出版的选集《文学，通俗文化与社会》，它是由洛文塔尔的五篇论文组成的合集，以文学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的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入地探讨，使更多的学者从中了解到洛文塔尔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成果。洛文塔尔晚年致力于以接受采访、培养学生等方式来传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根据杜比尔对洛文塔尔的采访编辑而成的《一段无法掌握的过去》(an unmastered past)以及马丁·杰伊在洛文塔尔指导下完成的大量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材料等，都成为介绍学派历史及其思想发展的重要依据。作为洛文塔尔的学生，马丁·杰伊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及相关机构从事研究、举办讲座，担任一系列学术刊物和出版社的顾问，并多次出席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在学派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媒体理论家和左派学者道克拉斯·凯尔纳评价洛文塔尔“不仅是文学社会学发展中的先锋，而且也是最为犀利的大众文化批评家”[7]。如凯尔纳所说，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社会文化矛盾变得异常尖锐，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大众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洛文塔尔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之一，以其理论的前瞻行和广泛实用性对美国大众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20纪60年代的美国，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青年接受了大学教育，形成了“一个没有资本却有与资本相当的专业知识的‘办公室人’阶层”[8]。青年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陷入了信仰缺失，他们希望通过文化的方式来传达对自由、和平等人类终极梦想的渴望，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化造反运动。尽管他们希望有更实质性的革命行为，但社会的发展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于是文化成为了革命的武器。以“嬉皮士”为代表的一批青年通过某一特有的装束来表达其政治立场，宣扬自由、平等的理想。随着这一文化现象的流行，它便不再是仅用来表明政治立场的途径，而是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迎合大众消费口味的商业产品，以商品生产的形式在大众中传播，并最终变种为统治阶级宣传本阶级思想的工具。日益激烈的以文化冲撞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对社会文化研究理论给予了更多关注，人们纷纷把眼光投向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运用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独特的研究方法来指导美国本土的理论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洛文塔尔为主要传播者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文化研究理论应当算是美国大众文化理论的基础和向导。
理查德·沃林曾评价洛文塔尔“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还是他所置身其中的那个理论传统的鲜活化身”[9]。在对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理论进行历史性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仅用追随主流、理论异端或折中主义等观点来对洛文塔尔的思想加以定义是不准确的。从理论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来看，洛文塔尔与学派主流是一致的，但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及理论视角的转换，他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与主流思想产生了某种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大众文化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认可了其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的积极作用。但是，洛文塔尔理论的最终目的从未发生过动摇，即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使大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解放。相对于学派其他思想家来说，洛文塔尔关于大众文化的态度与阿多诺的悲观情怀和本雅明的乐观态度都有所不同，是立足于对现时大众文化的考察，在批判立场上所持有的一种同情态度。应当说他的思想虽然不及阿多诺、本雅明二人深刻，但在理论的现实运用层面却具有更大的广泛性和包容性，体现出一个学者对于自身理论的严谨态度和对于大众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洛文塔尔理应被认作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传播及美国社会文化理论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具有极强的理论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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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9.
[9]理查德·沃林，瓦尔特·本雅明.救赎美学[m].张亮，吴勇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导言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