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建党并建国是一个并不十分漫长但却极其复杂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共产党权力运用的组织技术、文化策略和意识形态问题。本文认为情感是一种通过组织技术被动员的资源，也是因特定话语而生产的体验。共产党构建的国家形象是情感化的具有人情味的，而非冷冰冰的暴力机器。文章认为通过对制度化的行政部门和公务人员情感的研究可以探索国家权力运作的情感侧面，以此深化对共产党革命及共产主义文明的认识。
　　关键词：情感；权力；国家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20-03
　　在这不到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建党、获得政权并重塑总体性社会是一个并不十分漫长但却极其复杂的过程。依靠不断发展的强力而有效的革命策略和组织技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民党获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分析中，对于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组织技术、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十分丰富，这些经典的作品为我们了解所谓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视角和方向。但是这诸多研究中，一个维度，也就是情感的维度，没有得到系统性的重视。
　　“情感是一种建构性因素，是生产一种社会秩序的核心元素，深深地植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网络中。”[1]假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胜利以及社会建设过程在创造一个不同以往的共产主义文明的话，那么情感将是我们绕不开的主题。我们不难从前人的研究找到在共产党建构国家权力、重塑社会的过程中情感成分参与的踪迹，笔者将对已有的关于情感的分析进行整理和总结，试图梳理出一条通过情感视角去认识中国革命和国家权力的线索之路。wWw.11665.coM
　　一、围绕情感的组织技术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共产党在中国获得政权的原因不只有一个，如地主所有制或帝国主义，如果要将其归纳为一条，这就是共产党能够了解民间疾苦：从殴打妻子到隐瞒土地，无所不知，从而动员群众的革命激情。”[2]革命运动中有关情感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重要领域。无论是早期的勒庞、布鲁默等将情感视为非理性因素，还是摒弃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模式的新近研究者（j.m.barbalet，2004），都证明了情感在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作为具有极强分析价值的中国革命历史，我们也很容易找到情感的踪迹。
　　裴宜理专门作文讨论了这一问题。在其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关键因素之一是运用‘情感提升’的情感工作模式。这一情感工作模式具有感召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使群众产生奉献精神，发动群众积极参与中共革命事业。”[3]在这篇文章中，裴氏认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历次运动，都可以发掘到情感工作的影子。详细来说，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中，共产党人通过精心安排的批斗会、诉苦会的形式，鼓动起以愤怒为主的情绪；除此之外，“在鼓舞群众参与的过程中，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改革的描述是与加强恐惧、苦难、仇恨和报复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同时发生的。对公平观念的诉求也被至于这一过程的中心。”[3]而在反右倾运动中，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发展起来的“分小组”、“向党交心”活动，将党人格化一为一个和蔼的父亲，通过唤起愧疚自责的情绪，进行思想改造。而在“文革”中，对以红卫兵为代表的青少年激情的依赖，证明了“不稳定的和流动的个体感情在群体政治的语境中是如何实现的”[3]。大跃进过程企图将革命激情转化成生产力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也反映出共产党的工作中对于情感这一因素的重视和利用。
　　将情感作为组织和动员工作中的主要对象，发展出成熟的、用来唤起某种情感的组织技术，作为一种共产党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为其革命胜利做出贡献。这种将情感工作融入权力技术的分析视角是比较常见的。对诉苦进行的大量研究[4][5]都可以算是这一视角下的分析尝试。
　　二、生产情感的话语体系
　　除了将情感纳入组织技术的范畴中进行分析，还有另一种视角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将情感和话语联系在一起。刘瑜的研究非常系统地总结了中共革命历程中情感与话语的关联。她认为自己的工作超越组织技术的分析，关注毛主义话语（maoist discourse）的建构、组成、传播，探索中国革命中群众动员的情感根基（emotional roots）。她将毛主义的革命话语分成三个主题，即受害（victimization）

、拯救（redemption）和解放（emancipation）。认为每一种主题都针对不同的对象动员不同的情感，受害的主题是动员无产阶级的愤怒，使其投身到革命斗争中来；拯救的目的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激发地主和知识分子等人愧疚和自责，迫使其进行心灵的自我审查和洗脑；而拯救则对应在社会改造运动中对于社会主义实现愿景的欣喜和信心，将革命激情释放到生产建设中来。话语的传播过程依赖于三种传播技术，即个人化（personalization）、放大化（magnification）、和道德化（moralization）。按刘瑜的解释，个人化是把国家话语转化进个人故事的动员技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分享相似的宏观话语，但是中国是唯一的，至少是最成功的一个发展出系统的方法能够把话语消化进个人层面的国家。在毛时代的中国，每个人都要通过小组会、悔过书等由个人故事生产集体话语从而内化集体话语。而放大化则是把生活所有侧面，包括琐碎的思想和行为政治化的技术，用一种宏伟的政治话语，用中国话来说，就是上纲上线。按照刘瑜的话来说，“放大化通过解释（interpretation）的力量生产情感。……用另一种话说，放大铺垫一条注释之路，在这条路上，当下可以行至永恒，个体可以往到国家，偶然可以直达必然。”（liu，2010）最后，道德化则与道义相关，刘瑜认为，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不公正的源头是社会制度，而不是作为阶级敌人的个体，然而，只有把社会经济值得的问题展示成道德问题和个人问题，情感才能被最大限度地激起。 　总体来说，刘瑜认为是毛话语体系使得革命动员中各种情感的动员和利用成为可能，她认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尝试通过纯粹的强制进行统治。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不仅仅要引起服从，而且要通过心灵的转变（trans for mation of minds）建立合法性，而这紧接着依赖于引起相符合的情感。在大量回忆中提到的，共产主义革命的经历是高度情感的经历。在斗争中会产生巨大的愤慨，在诉苦仪式中哭泣，在写悔过书时陷入深深的自责和失望，大跃进时候体验狂欢的时刻。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组织技术的研究还是话语研究，上述两者都将着眼点放在中国革命史之中，重点关注中共历次运动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或者形成的原因。虽然政治运动或者政治仪式与情感的联系早已经成为社会学家①和人类学家的关注重点，但是问题在于，在“文革”后的几十年来，在后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情感在整个国家权力的形成和行使过程中，是扮演怎样的角色？革命运动时期的情感激情或者是情感话语，在当代社会还起到作用吗？
　　三、富有情感的国家形象
　　孙立平、郭于华对于诉苦的研究结合了组织技术和话语两个层面，其认为诉苦是中国革命中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这种机制的作用在于，运用诉苦运动中形成和创造出来的种种“技术”将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提取出来，并通过阶级这个中介性的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的话语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通过把苦的来源归结于旧国家制度而建立消极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过“翻身”意识等建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4]。“感恩型的国家观念”可以对上面提出的问题做出一定的解答。抽象的国家观念在运动过程中被具体化，恩情与权力被绑定在一起。国家不是冷冰冰的法律和军队，而是把农民解救出苦难的恩人。在历次运动中，国家、领袖、党被绑定在一起，成为一个拟人化的可以给予感情投入的对象。在“文革”期间，人们高喊着“忠于毛主席”，领袖、政党与国家成为忠诚的对象，而在今天，我们依然在接受着爱国的教育，祖国与母亲的意向连接在一起，各族人民与兄弟姐妹联系在一起，这种将基于血缘的亲情与政治话语结合在一起的组合，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国家形象是有情感的，是可以作为情感投入对象的。这种具有情感的国家理念在教育和话语中完成了自身的再生产，深深融合在社会成员的思维之中。
　　四、后运动时代的国家权力与情感
　　不过上述研究还是着眼于运动时期的中共行为分析。“文革”后期的情感是如何参与权力的运作乃至维系的呢，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可以探讨。
　　在日常生活之中，基层民众接触到的与国家关系最紧密的存在也许就是行政机构和公务人员了。行政机构的职能设定和公务人员的行为都会对民众内心的国家观念产生影响。而维系或者再生产一个有情感的国

概念或者说是有情感的权力合法性也离不开对这两者的精妙安排和严格训练，从这个视角进行的专门研究目前来说是较为缺乏的，笔者通过参考一些相关研究，提出两个研究方向。
　　第一，制度化的情感表达渠道。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安排可以说是制度化维系国家权威的手段，而维系国家观念中的情感成分也成了特定制度安排所必须考虑的因素。信访制度，在情感的视角来看，就是一个这样的设置。百姓的苦难和冤屈在旧时代通过共产党的情感工作转化为斗争的力量，而在这一过程中，对苦难的解释和应对策略纳入到阶级话语之中是共产党着力所在[6]。那信访制度则是通过制度化安排给予受苦人的上诉渠道，这一制度的实践过程中常常承接中国文化中常有的“皇帝——清官——贪官”国家图景[7]，维持并再生产了可以为老百姓做主，解救苦难，惩罚恶人的可以给自己施以恩惠的国家形象。当然，在诸多年的实践变化中，信访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暴力截访、职业上访户等问题频出，但是不能否认这一制度设置在情感国家的观念维系和再生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第二，公务人员的行动方式。行政机构的设置只是制度安排，真正要和基层百姓进行面对面接触的还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的工作方式将会对国家形象的确立和营造产生影响。通过往常的研究，我们发现基层行政人员的具有人情味的行为，常会避免国家形象的消极呈现，也许他无助于积极形象的确立，但是毕竟要和面对警察、军队等暴力机关的恐惧体验区分。比如应星在大河移民中指出“强者的弱武器”或者是孙立平、郭于华[8]所指出的软硬兼施中的技术，便是很好的例证。工作要有人情味，不能死板，相信这是一切基层官员行政过程中都要注意的。
　　除此之外，arlie russell hochschild（2003）以及mark graham（2002）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方向上的启发。hochschild对于航空业空乘人员的研究认为，商业化带来的竞争使得空乘人员要以出卖自己的情感来提高公司竞争力，他们要对乘客微笑，理解无理取闹的客人，要学会不同程度管理自己情感的能力。商业化带来的理性主义征服了原本属于私人世界的情感，并造成了从业者内心的异化感和疏离感。而graham则对全球化背景下要面对大量移民难民涌入的瑞典移民官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不同文化的难民涌入带来了文化多元的矛盾，而情感的表达方式则是文化作用的重要舞台，官员们在面对难民过程中管理情感过程遇到了种种矛盾和张力，为一个多元主义福利国家践行其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笔者认为在本身具有强烈情理传统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国家权力无比强大的当下，公务人员的情感管理以及直接面对基层百姓的公务人员的情感张力很值得分析，也许从他们的情感体验之中我们能获悉国家权力运作的情感之维。
　　综上，笔者总结了几个对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建立总体性社会的革命之路过程中情感策略运用的分析。主要集中的情感组织策略和话语两部分，以及在两者结合下国家情感化形象的建立。虽然“文革”后的今天，自上而下推动的大型政治运动已经鲜见了，但是运动时期的革命传统和话语已经成为新传统的一部分，在kwai hang ng，jeffrey kidder（2010）研究中发现，我们在表达展示甚至解释自己情感的时候都会求助于自身成长的那个最熟悉的文化环境。虽然不再有自上而下的革命动员，但是在我们所了解到的一些底层抗争的案例中，共产党的情感工作的方法和话语也成为底层表达自己声音所借用的武器，毕竟这可以算是他们最熟悉的资源了。景军的研究[3]发现了西北农村对于政府不满的人们通过忆苦诉苦的方式来表达并唤起群众的愤怒情绪。“感谢国家感谢党”的言辞在各种场合下主动或被动的频现。面对精英移民问题，网络或民间对“忠于国家”问题的讨论都可以看作是昔日情感工作留下传统在当代的继续作用。 　christopherw.morris（2012）认为国家力量被认为仅仅是强制性的，这是一种长久以来的误解。（morris，2012）权力可以依靠初强制、暴力以外的方式，实现统治。这也体现了权力在福柯思想中的意涵，“权力不是令人窒息的压制和抹杀，而是产出、矫正和早就。权力在制造。”[9]明确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共产党及共产主义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将情感视为个体主体性表现的重要存在，那么共产党在革命以及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对这种主体性领域的规训和治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调动具有破坏力的愤怒，生产出可以用

作自我审查和监视的愧疚，维系臣服关系的感恩与忠诚之情，以及稍加压制作用的恐惧和威严。制度化以及运动化生产出的各种复杂体验编织成个体的主观体验之网，既有自由又无自由，塑造自己统治需要的主体。情感的治理控制了原本属于非理性成分的剩余之物，共产主义文明的设计精巧可见一斑。
　　总之，清晰地勾勒出总体性社会和共产主义文明之全貌仍需努力，本文通过对情感的关注，梳理前人研究，展示出在共产党夺取、塑造、并使用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对于人之存在本身更为深入的情感体验的控制及掌握，这是一条未经发掘的丛林之路，相信后续的研究可以追寻已有的踪迹找到更丰富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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