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扬雄典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出现频率较高。相关诗篇大都围绕扬雄的高才命世、寂寞不遇、恬淡自适而着墨，并形成扬雄宅、扬雄赋等内涵较为稳固的意象。扬雄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则先升后降，北宋以前，地位较高，宋明程朱理学盛行以后，扬雄被称为莽大夫，受到排抑。儒学视阈中的扬雄进入诗歌领域，或者汇入寂寞自适等主流题材，或将之塑造为躁进失身的曲土，但后一类作品不但数量有限，且不能动摇古典诗歌中业已生成的扬雄典事内涵的稳固性。
　　关键词：扬雄；诗歌接受；程朱理学；儒学史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79-07
　　收稿日期：2012-09-12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领袖培养计划”项目（2012frl）（05）
　　作者简介：侯文学，女，吉林德惠人，文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在诸多的古典文学典事中，很多典事来自史书相对真实的记载。然史书中的情事一旦化为文学意象，便非其本真，而是熔铸了后世文人的价值取向、人生理想、情感体验，并获得文学史的传承，有其相对稳定性。作为文学资源之一的扬雄典事就是一个生动个案。
　　扬雄是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主要生活在西汉后期，又值王莽代汉自立；他早年致力于辞赋创作，晚年却认为是雕虫小技，将精力转向学问著述；他活于势利，却在禅代之际写了《剧秦美新》歌颂新朝的作品；他家境贫寒，两个儿子相继去世，却千里迢迢归葬于蜀，使生活的贫困加剧。wWw.11665.CoM类似的矛盾现象在扬雄身上还能找到许多。这决定了作为文学资源的扬雄典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但其中又有内在的统一性。本文通过对古典诗歌中扬雄典事的个案分析，掘发中国古典文学典事取向的内在理路。
　　一、主流诗歌中的扬雄典事
　　扬雄的文学创作较为全面，除乐府诗以外，西汉流行的文体他几乎都有涉猎，并且均获得较高成就，他的作品，理所当然成为后代作家与文论家取则与批评的对象。首先确立扬雄文学史地位的是刘勰。《文心雕龙》屡屡提及扬雄的作品以及扬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为评文论文的准绳。扬雄对于刘勰的影响，前贤时修多有讨论，兹不赘论。但《文心雕龙》是文论著作，它所提及的扬雄情事与诗歌创作中的扬雄典事还有所差距。古典诗歌中的扬雄典事，诸如“扬雄”（或称“扬子”、“扬子云”）、“扬雄宅”（或称“子云宅”）、“扬雄赋”（或称长杨赋），出现频率极高，它们经过历代诗人的筛选重塑，已升华超越为诗语符号，渗透着中国文学的独特情味。
　　中国古代有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仕途的显达成为衡量文人士子自身社会价值实现程度的主要标准。扬雄博学、覃思、深微、宏丽，使偏有才的文人多能从中发现自己的身影。自我意识颇为强烈的中国古代文人，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大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但现实境遇与文人对自我的确认，往往呈现出较大落差。心怀牢骚的文人在扬雄的经历中，便尤其关注其寂寞不遇，并以之为异代知音。扬雄的寂寞是后世诗人吟咏的重要题材。
　　寂寞的前提是高才，两者结合在一起，是文人情感进发的源泉。古典诗歌中的扬雄，正是高才与寂寞并举。开此端绪者为西晋诗人左思，其《咏史》诗中有一首专门吟咏扬雄：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候居。冠盖荫四术，朱轮竞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汉书·扬雄传》总结扬雄的著述活动：“（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左思的感慨正是由此而生。诗的开篇用大量笔墨渲染西京的富丽繁华，贵族的豪奢与喧嚣，以此作为扬雄著述生活的反面陪衬。当贵族沉醉在弦歌钟磬的美妙之时，扬雄独玩《太玄》（“所讲在玄虚”）这垂范后人的著作。非但如此，左思笔下的扬雄，言论（指《法言》）与孔子比肩，辞赋与相如仿佛。但这样一个高才足以命世的人物，虽然死后声名大震，生年却名位不

彰，整日与寂寥的门宅相守。这里面其实熔铸了诗人自身的身世之慨：左思位卑才高，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倍感压抑。诗人对于高才的自负，声名的寂寞，化为对其所景仰的扬雄的咏叹。后世的相关吟咏，多是此诗的回响与生发。元代诗人余阙《拟古二首》其一对于扬雄的咏叹与左思结构立意均相似，惟叹息更为沉重：“昔在西京日，纵观质前闻。皇皇九衢里，列第起朱门……东家有狂生，容颜若中人。谬言拟仲尼，幽思切玄文。著书空白苦，名宦乃不振。悠悠千载下，安有扬子云。”诗人以为，世俗价值取向在于利禄，这是千百年来不变的事实。生前勤苦著书，志高趣远的扬雄，注定是名宦不振，死后也必然缺乏异代知音。扬雄的寂寞是千古的寂寞。从题材到立意的模仿与深化中，见出诗人情思的一致性与文学形象内涵的稳定性。
　　酒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频频出现。诗人于酒多所称道。诗人的好饮，原因有多个方面，酒能化解寂寞，是其中之一。推己及人，诗人从扬雄的饮酒行为中，发现了扬雄酒杯后面的寂寞：
　　班郎握笔未封侯，嗜酒扬雄欲白头。寂莫著书谁作伴，雨枝枫叶碧梧秋。（张耒《酒病中寄李十二招饮五首》其一）
　　班固用近40年的时间撰写《汉书》，于文化史功绩甚著，却终未封侯；扬雄校书天禄阁，并完成了一生主要思想学术著作的撰写，伴随他完成这一过程的，惟酒而已。班、扬二人的结局与经历，适成补充，加剧了彼此人生的悲剧意蕴。这正如诗人寂寞著书的生活里，惟有雨中的枫叶和秋日的碧桐。“寂寞著书”四字，又将古人与今人贯通，今人的寂寞，正是古人的境遇。其他吟咏扬雄酒的诗篇也大都同此：“我似扬雄贫嗜酒，笔作耕犁纸为亩。辛勤耕耘三十年，往往糟醨罕濡口。”“扬雄嗜酒且好书，爱君性僻亦复如。”王慎中扬雄（嗜）酒，是诗人对自己或友人生活方式的高度概括，内中蕴含与流俗相悖的价值取向。扬雄（饮）酒的背后，是贫困的物质生活、高尚的精神追求。而载酒问学者，无疑是孤独心路中的一缕光亮，安慰着诗人心中的扬雄： 　扬雄老不遇，寂寞玩文史。厕身虎狼间，乃卒脱其死。中恬遗外慕，独乐异众喜。但有载酒人，何用求知己。
　　诗人笔下的扬雄，甘于寂寞，不为利禄所动，坚执于学问文章，特立独行的外表下，是一颗淡定的文心。虽然所好与时俗有异，人希至其门，但终有引为同道者（“载酒人”），殊可构成寂寞中的安慰。这样的人生取向，为诗人所神往，故以为楷模，汲取力量和信心，或用之比人，表达称许之意：“平生扬子云，识字造奇古。时有好事人，载酒问训诂。君乃贵公子，趣向亦如许。读书如鸡鸣，勤不乱风雨。”
　　《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扬雄的朋友著名学者与显宦刘歆对此不以为然，对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扬雄则“笑而不应”。扬雄著（草、守）《太玄》，是其向流俗对抗的标志性行为，他的笑而不应，是对自身创造文化价值的强烈自信。历史的发展回应了扬雄的微笑，《太玄》沉寂200余年，至魏晋时期，成为研究的热点，至宋代，又再次迎来《太玄》研究的热潮。后代学术所掀起的《太玄》热潮，与扬雄生前的寂寞自守，及当时权威的嘲笑，形成巨大的反差，尤其撼动诗人的心弦。“著（草、守）《（太）玄》”的诗语背后，便是淡泊名利、有以自守的崇高境界，以及对世俗冷遇的愤慨。前引左思的诗已是如此，后代诗作亦多有是者：
　　握中有孤竹，奏竹鸾凤吟。聘俗俗不喜，持归故山岑。歌居折杨花，倾耳众口痦。乃知扬子云，空草五千文。龟龙困堰蜓，嘲诮何纷纭。酱瓿真可复，嗟嗟徒尔勤。（汪珍《秋怀七首》）
　　是诗将扬雄及其《太玄》比喻为孤竹之管和鸾凤之音，将俗下文字比喻为俗乐。身处俗世的扬雄，犹如龟龙受困于虫厦蜓。最后出之以叹诘之语，表达不平之意。类此者颇多，诸如：“扬雄玄未就，双鬓飒已白。虽云客载酒，此意终寂岑。”“暮年无寐意，灯与影应知。谁复名三叛，空劳赋五噫。今人难与语，来世尚堪期。准易扬雄业，真成覆瓿为。”“太玄书”与“寂寞（岑）”、“名位薄”必然并出，是历代诗人的集体心声。
　　就整个古典诗歌史来看，诗人们更多是撷取扬雄经历中的某一片断，熔铸自身的感受，创造出蕴含丰富的扬雄典事，后世文人

又在此基础上，加以点染深化，使典事更为坚实厚重。扬雄宅、扬雄赋是其中尤为著者。
　　前面说，文人眼中的扬雄，寂寞而恬淡，这一点也渗透到“扬雄宅”（或称“扬子宅”、“子云宅”、“扬子居”）这一意象上。前引左思的《咏史》，已开“扬雄宅”意象的先河。卢照邻《长安古意》正是在此基础上，用反衬的手法，予以开掘。是诗前面用64句的笔墨，写尽长安城的奢华，贵戚的骄纵，收之以“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的沧桑之叹，说明一切的繁华不足据守。末尾却出以反对之句：“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扬子居的寂寥，是相对于前面长安贵戚的声色享乐、权力追逐而言，而“年年岁岁一床书”则是扬子居的独特氛围，它拒斥尘世的情欲满足，自有一种高尚的情趣。寥寥二句诗，概括扬雄一生的清心寡欲、不慕荣利，穷愁著书的独特生活。“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则是历史赋予扬雄的公平，当豪家的骄庸烟消云散之际，扬雄却以文名流芳百世。扬子（雄）宅，是甘于寂寞创造不朽的象征。以扬雄宅自喻其庐，便透着诗人对自我的高自标置：“勿嗤城南巷，寂寞扬雄庐。”
　　《汉书·扬雄传》载，扬雄的青少年时期在蜀地度过。蜀地的扬雄自先祖扬季时起，便“有田一壥，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是一个虽然不算富裕，但足资温饱的中等之家。入京后的生活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未获得根本性的转变，“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诗歌中的扬雄宅，清贫自足是其固有内涵。杜甫《堂成》以此为基础，点染“扬雄宅”：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杜甫在浣花草堂吟诗作赋，幽静而落寞的生活，颇似扬雄。而简陋清幽的环境，颇合于时人对扬雄宅环境的想象。故时人以扬雄宅为喻。杜甫为表达流落多时终于定居的自适之感，一反传统，不肯以扬雄宅自比。因为扬雄曾作《解嘲》，表达对自身不遇命运的感慨。另一方面，杜甫以为，自己既然没有扬雄《太玄》那样的弘篇巨制，当然也就不会有扬雄那样不遇的牢骚了。“扬雄宅”的意象里，蕴含着身居其中者不遇的牢骚。就文学史来看，扬雄宅里不遇的牢骚只是个别诗人的赋予，诗人们更多开掘的，是扬雄宅里与匮乏的物质生活、平凡的社会地位相伴的高雅情趣：
　　金家香巷千轮呜，扬雄秋室无俗声。（李贺《绿章封事》）
　　金家，指汉代权臣金日磾的家族。扬雄秋室，即扬雄宅的变称。自宋玉《九辩》之后，秋在中国古代文人那里，便与怀才不遇、失意悲伤联系在一起，以“秋室”易“宅”、“居”、“庐”，伤叹之意更为显豁深沉。“金家香巷”，是富贵奢华的形象表达；千轮鸣，写其喧哗繁闹，“扬雄秋室”与之对举，显示出贫与富、雅与俗的对立。
　　清夜严城玉漏迟，杏花疏影散书帷。红尘不到扬雄宅，石鼎焚香写楚词。
　　扬雄宅的意象里，没有滚滚红尘的著染，一派清幽：室外杏花疏影，室内石鼎焚香。
　　南浦绿波今雨客，东风白苧故人袍。清秋载酒
　　扬雄宅，相约同瞻玉兔豪。
　　白苧袍，指白衣，读书人未取功名时所著，也是寒者之服，暗示著者的清贫无功名。玉兔毫，指毛笔，此处代指文章。扬雄宅里，虽然物质生活颇为惨淡，却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类此者多有：“一区扬雄宅，恬然无所欲。”“高门扫日鸣珂里，吹竹弹丝暖响中。寂寞一区如此宅，世间却有两扬雄。”“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扬雄宅，是个独立的生存空间，它固然缺乏丝竹暖响，车马喧阗的热闹，却容纳着渊博的学识、高雅的情趣，内心的独立自足，及二三知交饮酒论文的快乐。陶渊明历来是文人士大夫在世俗尘染中的清凉一剂，其隐居之所成为人所共推的心灵家园，“子云宅”与“靖节庐”在诗歌中往往并出： 三径渊明居，一区子云宅。吾生诚易足，处静期息迹。
　　清静子云宅，扶疏陶令篇。一区自足子云宅，三径何妨靖节庐。
　　子云宅与渊明居相并而出，互相映衬生发，意蕴完足，成为诗人精神家园的象征。
　　据《汉书·扬雄传》，扬雄中年以前尝好辞赋。中年人京，有荐其文似相如者，得以待诏阙庭。待诏后的扬雄，不久便逢成帝往祠甘泉的盛事，作《甘泉赋》，“赋成奏之，天

异焉”。一年之后，又奏《河东赋》《校猎赋》，得拜黄门侍郎。奏《羽猎赋》的第二年，又作《长杨赋》。以上4赋，奠定了扬雄在汉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赋，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学样式，堪比音乐中的黄钟大吕之音，它需要作者兼备渊博的学识与激越的情感。故“扬雄赋”（或作“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成为文学才情的象征：
　　海岱英灵气，胶庠礼乐资。风流满天下，人物擅京师。疾起扬雄赋，魂游谢客诗。从今好文主，遗恨不同时。
　　是诗将扬雄赋与谢灵运诗并出，用以称颂崔司业的才情全面而不凡。扬雄赋，成为赋体文学的最高取则标准。
　　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李白受玄宗赏识，一度入翰林院的缘由，据《新唐书》本传的记载是经过吴筠、贺知章等人的引领、推荐，玄宗“召见金銮殿”，李白“论当世事，奏颂一篇”，玄宗赏爱，“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是以作颂而见赏。“长杨赋”成为文采的代称。
　　蕙叶青青花乱开，少年趋府下蓬莱。甘泉未厌扬雄赋，吏道何劳贾谊才。征陌独愁飞盖远，离筵只惜暝钟催。欲知别后相思处，愿植琼枝向柏台。
　　唐代以诗赋取士，能诗善赋而又富于政治才华方是理想的士人。因之，称道士人往往文、治并举，此诗正是如此，将扬雄赋与贾谊才对举，后者称颂严维具有吏治才华，扬雄赋则泛指严维的文学才情。扬雄赋已经超脱出它的狭义所指，泛指出众的文辞。后世诗歌则用为习语：“词臣定有长杨赋，翰墨能销几许才。”“从幸甘泉能献赋，愧无人可似扬雄。”“扬雄词赋今谁识，陶令田园先已荒。”“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学士长扬赋早传，偶来花下醉江烟。”或用“扬雄赋（长杨赋）”赞人，或用以自比，“扬雄赋”成为文学创作的极轨。
　　当然，古典文学中，亦有以扬雄其他典事入诗者，其中蕴含的情意多不出上面所论，均侧重发掘强调扬雄作为文人的高才不遇的悲剧命运，如：“忽然载酒从陋巷，为爱扬雄作酒箴。”“俊敏今非无李白，沉深自古有扬雄。和声直可奏宗庙，叹息无人知爨桐。”“后生晚出不勉学，从汉至今无扬雄。”“不随当世师章句，颇识扬雄善读书。”“句新悦耳源先涸，思苦雕肝味易穷。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崛强是扬雄。”“颇聋早谢诸葛辟，少吃善著扬雄书。”
　　二、儒学史境遇中的扬雄及诗体选择
　　扬雄的《太玄》与《法言》，奠定其儒学史地位。据《汉书·扬雄传》，《太玄》乃仿《易》而作，其义“要合《五经》”，《法言》则像《论语》，均发明礼义道德。后代儒家学者对于扬雄的推重，正是从这两部书开始。《法言》在东汉初已经大行，东汉桓谭、王充、张衡等人对二书推崇备至，以为扬雄以此“卓尔蹈孔子之迹”（《论衡·超奇》），至魏晋则首次掀起《太玄》研究的热潮。谙熟儒家典籍的士人往往兼长学术与诗歌制作，儒学史对于扬雄的观照必然折射于文学领域。左思的“言论准仲尼”之句，是晋人对扬雄儒学史地位的诗语表达。左诗中，此评价适成扬雄高才的构成要素，以为咏叹其寂寞境遇的铺垫。这一现象，并非诗歌史的个案，而是儒学视阈中的扬雄汇入诗体之流的总体趋势。
　　如果说魏晋人既看到扬雄对儒学的阐扬，也注意到其学说的玄学特征（左思“所讲在玄虚”之句，正是时代的玄学追求的诗语体现），那么，从唐代“责人甚恕”的韩愈为辟佛而建立儒家“道统”，隐约将“大醇而小疵”的扬雄塑造为儒家道统的传承人物以后，扬雄便主要以儒家学者的身份出现于学者们的视野。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与立身行事的观照与解说，大都站在儒家的价值立场上。韩愈以其卓越的文章成就，影响着后人的论说。他的追随者，如张籍、李翱等提倡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者，莫不承此立论。张籍评价扬雄在汉代黄老学大盛的背景下作《法言》，而使“圣人之道犹明”。北宋的古文运动者对于扬雄的著述、出处颇多回护之说，不乏违背史实之处。北宋柳开因之云“能言圣人之辞，能明圣人之道”，进而得出“是子云圣人也”的结论。石介从反莽的立场申说《法言》的作意：“新莽篡汉，道斯潜矣，扬雄作《准易》五万言，《法言》十三章而彰之。”曾巩则为扬雄事莽、《美新》辩护，认为扬雄的所为合乎箕子的明夷之道，并将之与孔子见南子事比附，以证明扬雄的行为合于圣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扬雄的儒学史地位，至北宋神

宗时达到顶点，神宗元丰七年，朝廷“以孟轲配食文宣王（孔子），封荀况、扬雄、韩愈为伯，并从祀”为标志性的事件。朝廷对扬雄的推重与王安石主政不无关系，王安石极为称许作为儒者的扬雄，以为“扬雄者，自孟轲以来未有及之者”，“扬雄之仕，合于孔子无不可之义”，遗憾的是“后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这种认识，也融入他的诗歌，其《扬雄二首》云：
　　子云游天禄，华藻锐初学。覃思晚有得，晦显无适莫。寥寥邹鲁后，于此归先觉。岂尝知符命，何苦自投阁。长安诸愚儒，操行自为薄。谤嘲出异己，传载因疏略。孟轲劝伐燕，伊尹干说亳。叩马触兵锋，食牛要禄爵。少知羞不为，况彼皆卓荦。史官蔽多闻，自古喜穿凿。子云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独称其辞。令尊子云者皆是，得子云心亦无几。圣贤树立自有师，人知不知无以为。俗人贱今常贵古，子云今存谁女数。
　　此二诗实为一组，第一首侧重为扬雄正名，以扬雄献符命之说为虚，又将扬雄投阁之事，化为史官的穿凿之笔。宋学关注道德节操，身处其世的王安石，站在同情乃至捍卫扬雄的立场上发掘扬雄的德操品行，甚至不惜歪曲史实为其开脱。以此作为铺垫，遂有第二首的吟咏，叹息扬雄生前死后的寂寞。扬雄的寂寞，因为附着的高尚节操更加撼动人心。诗人仍然遵循传统诗歌对于扬雄寂寞不遇的开掘，并将这一主题与扬雄的儒学史地位结合起来。出于对作为儒者的扬雄的景仰，王安石一再将此情怀发诸诗咏。诗人以为，虽然自东汉以后，扬雄已经受到史家、学者的称扬，如班固、刘勰，乃至魏晋的玄学名家、唐代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都标举扬雄，但诗人以为，他们都停留在扬雄文辞的层面，并没有真正把握扬雄学说的精髓（所谓“子云心”）。那么，“子云心”究竟如何呢？其《扬子二首》云： 　儒者陵夷此道穷，千秋止有一扬雄。当时荐口终虚语，赋拟相如却未工。
　　道真沉溺九流浑，独泝颓波讨得源。岁晚强颜天禄阁，只将奇字与人言。
　　作为思想家的王安石，对扬雄捍卫儒家学说的立场极为称道，以为杨庄之荐扬雄，是舍本而逐末。作为汉赋重要构成的扬雄赋作、他的语言学巨著《方言》，与此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此四诗，称赞作为儒者的扬雄，表达诗人对于扬雄的寂寞深沉的感喟。上述咏叹，依然是传统文学的主题，所不同于前代诗人者，王安石以扬雄对于儒学的贡献，作为他寂寞不遇的最高前提。
　　众所周知，宋代程朱理学一直以与荆公新学相反的立场出现，其对立的种种情由，不关本文的主旨，这里只是指出，这种对立同样反映在对扬雄的认识与评价上。“慕洁修”、“能操守”的程朱理学否定扬雄主要在于其去就出处等节操方面。北宋程颐以为扬雄“去就不足观”，讥扬雄“逊于不虞，以保天命”之言“则是只欲全身也”。杨时否定扬雄准《易》而作的《太玄》非如前人所谓“有得于《易》”，以为“雄未尝知《易》”，否定《太玄》上通经典的价值。邓肃因扬雄以屈原、伍子胥等自杀之举为不智，起而讥之，连及其《剧秦美新》之作：“屈原伍子胥晁错皆死国之土，不当更訾之。盖事君以忠为主，才智不足论也。扬雄一切讥之，谓非智者之事。是知扬雄胸中所蕴，欲作《美新》之书久矣。岂迫于不得已而后为乎？迨莽以符命捕刘棻、甄丰等，雄自投阁。班固便谓菜尝从雄学，故雄不得不惧。殊不知《美新》符命一体也。莽既怒符命，则亦《美新》何有乎？雄身为叛臣，无所容于天地之间。故忿然捐躯，期速死耳。此扬雄之徒所谓智也。”学者意气导致的欲加之罪的臆测，跃然纸上。朱熹在二程等人的基础上，从思想到行为全面否定扬雄，态度更为激越。在思想上，朱熹指出《太玄》的黄老倾向：“扬雄则全是黄老。某常说，扬雄最无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极处只是投黄老。如《反离骚》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见这人更无足说。”又深恨其出仕新莽，于《通鉴纲目》特记扬雄卒曰“莽大夫扬雄雄死”以示厌憎。朱熹对于扬雄的立身行事、儒学思想之纯粹性的否定，也波及到对其文学创作的否定上：“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扬雄之徒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雄之《太元（玄）》《法言》，盖亦《长杨》《校猎》之流，而粗变其音节，初非实为明道讲学而作也。”其论扬雄辞赋往往与屈原并提，扬后者而抑前者：“自（屈）原之后，作者继起，而宋玉、贾生、相如、扬雄为之冠，然较其实，则宋马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雄乃专为偷生苟

免之计，既与原异趣矣，其文又以摹拟掇拾之故，斧凿呈露，脉理断续，其视宋、马犹不逮也。”[141206由屈、扬立身行事的不同出发，肯定《离骚》，而以扬雄的《反离骚》为“《离骚》之谗贼”在屈、扬的对比中，扬雄的“无节操”成为批判的靶子。
　　程朱理学在南宋几经涨落之后，终于在明代迎来它的最高峰——成为官学，而明洪武二十八年朝廷“以行人司副杨砥言，罢汉扬雄从祀（孔子）”便成为必然的结果。
　　儒学视阈中扬雄地位的迁降，投射于文学领域，则有躁进失身的扬雄形象。扬雄的著书，成为沽名钓誉之举，迷误后人；其投阁天禄，叹惋屈原的《反离骚》之作，称臣莽朝，撰写《美新》，均受到讥讽与嘲笑：
　　志士长悲处死难，唯公勇决一言间。结缨季路空遗迹，投阁扬雄亦厚颜。
　　将刘资政与扬雄对比，前者勇决一言，后者惧祸投阁。将理学的观念注入诗歌创作。范浚《读杨子云传》可谓朱熹否定扬雄观念的诗歌版：
　　老不晓事扬子云，缀文讥诃坚逐贫。班生曲笔甚假借，谓不戚戚元非真。草玄欲作后人计，投阁自迷身不利。王涯筮中好其书，宁复逆知甘露事。蛙声紫色欺昏童，义士远引如冥鸿。胡为颠眩尚执戟，美新屈首称臣雄。崏山沃野蹲鸱大，拓落不归良已过。近危竞似井眉瓶，虚作反骚嗤楚些。诡情怀禄遭嘲评，但用笔墨垂声名。文章要亦千古事，久矣法言今正行。
　　扬雄的《逐贫赋》，本是游戏之作，表达思想中贫富交战的矛盾，但最终贫占上风，旨在表明自己安贫乐道的操守。这在历代文人作品中本是极为常见的主题，也是宋代士人推许的人格风范。范浚却执取其末端，讥讽扬雄不能安于贫贱，并用投阁之事说明后人以为能够预测吉凶的《太玄》之妄作；又讥扬雄称臣莽朝，并用扬雄《酒赋》所讥的井眉之瓶居危而不知反讥之。对于扬雄校书天禄阁，，潜心著述以求垂名后世之意，诗人也表示不齿，最后对《法言》之行世表示遗憾。史载范浚天姿高迈，不喜荣利，笃志求道，隐居不仕，曾于绍兴年间，以贤良方正数存于朝，因秦桧当朝，坚辞不出。为学主张存心养性，朱熹敬之。此诗正是诗人人生态度的宣言，而诗中的扬雄，则成为其立身行事的反面标本。
　　三、文学的扬雄与儒学的扬雄
　　扬雄，这个历史上曾经真实存在的人物，对其立身行事与思想意识的多样性，我们不拟作价值评判，这里旨在说明：扬雄其人其事投射于中国文人的视阈，已发生分化：文学的扬雄与儒学的扬雄。文学中的扬雄，汇人中国文学的寂寞不遇、淡泊名利、高雅自适的主题，并形成一系列典事，诗人世代沿用，内涵较为稳定。儒学中的扬雄，或以为圣人之流亚，或以为失身躁进的曲士，或视之为有所发明的儒者。就儒学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儒学视阈中正面的扬雄进入诗歌领域，与主流诗歌对扬雄的观照融为一体；而负面的扬雄进入诗歌视阈，则别开一端，但从数量看，于所有关于扬雄典事的诗歌中，后者所占比重极小，别枝而已，且未从根本上改变主流诗歌中扬雄典事的内涵。下面的事实尤其可以助成我们的结论。
　　陆游《二子》诗：“两楹梦后少真儒，毁誉徒劳岂识渠。孟子无功如管仲，扬雄有赋似相如。敬王事业知谁继，准《易》功夫故不疏。孤学背时空绝叹，白头穷巷抱遗书。”是诗兼咏孟子与扬雄，视二人为孔子继承人，孟子一生称述王道，扬雄准易而作《太玄》，均立意高远，却罕有继者。“白头穷巷抱遗书”，饱含叹惋之意。其《远游二十韵》：“比参剑南幕，壮志就收敛。卜邻扬雄宅，遂欲老铅椠。但爱古柏青，肯顾海棠艳。”承前代文学传统，将扬雄宅视为寄寓高雅情趣的理想居所的代称。其《寄陈伯予主簿》：“石渠天禄正须才，往乞扬雄《太玄》草。”以草《太玄》的扬雄来比拟所称道的陈伯予。扬雄一如前代作品，是正面的形象。而其《丰年行》则云：“书生识字亦聊尔，莫作扬雄老投阁。”扬雄惧祸投阁，诗人乃引以为戒，是不以为然的态度。而“讲学一以程朱为归”（《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刘宰一方面在《喜西岗桥成并书邦美东西桥记后》诗中表示：“躬耕会有年谷丰，笑咏五柳卑扬雄。”将扬雄与陶渊明对举，贬抑前者称扬后者，前提是以为两者在出处之际，风标适成反对。而其《寄范黄中运管》则云：“铁甕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竟繁华。昼长独有扬雄宅，天远空浮博望槎。”。又《趣刘停圣与建第》：“鹪鹩巢枝宽，大鹏溟海窄。不齐物之情，大小贵安宅。一区扬子云，

衡宇陶彭泽。何妨轮鞅稀，所憎廛市迫。”分明又将扬雄宅作为理想的生存空间来取象入诗了。明人贝琼、程通的诗文亦存在如是分途。贝琼《跋胡季诚沂州事后》云：“予读林元鼎叙胡季诚沂州事而知流离颠沛之际有烈丈夫如此。王莽篡汉，扬雄《剧秦美新》之论甚于蔡琰，失身于人。”而其《京师雨夜呈宋景濂学士王子充待制张孟兼主事》诗则云：“昨夜归心已到吴，秋风相趣理荒芜。蓬蒿一亩扬雄宅，桑枳千家范蠡湖。但觅丹砂扶老病，那能白发事驰驱。题诗为谢京华客，秦驻山头一腐儒。”程通《奉节堂序》：“此身一败，万事瓦裂，虽有他美，何以自赎！若扬雄之言诚法矣，而献赋新室，岂可云法！”而其《和紫虚丹房二十首》其十六诗云：“灯窗独坐夜忘眠，细玩扬雄草太玄。洞里有天非小景，山中无地不长年。向阳花木知春早，近水楼台得月先。妙趣悠然真自得，何须呼酒到龙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朱熹朋友的辛弃疾，听到老友去世的消息，作词《感皇恩·读（庄子>有所思，闻朱晦庵即世》以为悼念，词末数句云：“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以朱熹极为不屑的扬雄比喻朱熹，称其著作必然流传。辛弃疾作是语，正是对传统诗歌中扬雄典事内涵的遵循，我们不必将它与朱熹所否定的扬雄情事牵合而陷入困惑。
　　当我们在儒学领域一片否定扬雄的声音里，不难发现发出这些声音的文人，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却依然肯定扬雄，扬雄形象上依然缚系着诗人对贫而乐道、博学覃思、恬淡自乐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尤其是寂寞不遇的自我观照。这种矛盾的存在，显然不能从诗人思想统一性的角度来探讨，相反，如果我们从学术门类各有所循的角度探讨，承认文学与儒学各有传统，一切则涣然冰释。文学与儒学，固然有交叉相合、彼此构成外缘影响的一面，然各自不同的传统（或曰“内在理路”），尤其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