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生育政策到底要不要调？从国际经验来看，从经济起飞到走向成熟、再到后工业化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是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结构越来越单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中国的情况也大抵类似。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家庭人口规模逐渐缩小。城市化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养育成本的提高，动摇了很多人的生育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的婚育年龄普遍比上一代推迟，生育率今后也不会很高。
　　从人口转变的角度看，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已由过去的金字塔形变成目前的橄榄形，人口老龄化加速后，还将变成倒金字塔形，可生育人口的比例在不断缩小。从人口学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反映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要维持在2.1左右，才能保持人口的动态平衡。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总和生育率在2.2左右，高于人口更替水平所要求的总和生育率，但后来就不断下降。依据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目前约为1.2。考虑到婚育年龄推迟等人口结构性因素及漏报等问题，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照此下去，人口数量负增长局面会加快到来。
　　值得警惕的是，生育规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惯性非常大，而生育政策的调整，往往又要经历一代人或几代人才有可能见效果。船大惯性大，掉头要趁早。有着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更需要尊重人口发展规律，审视现行生育政策。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还可以未雨绸缪，把生育率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否则一旦错过机会，以后即使想调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人口观
　　早在1957年，著名学者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时，对中国人口问题明确提出三条根本解决途径：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WWW.11665.COM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非常难能可贵，他启发更多人深入思考一个当时有着6亿人口的大国到底存在怎样的人口问题。只可惜，在此后的反右倾、大跃进、“文革”中，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一再受到批判，直到1979年才得以拨乱反正。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此后几十年，“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成为妇孺皆知的口号。
　　近几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深入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吻合的面向未来的科学人口观已经迫在眉睫。因为，在老龄化社会加快到来的今天，综合考量人口数量、结构、分布、质量等因素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远比单纯考虑人口数量来得重要；综合考量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的相互作用，远比单纯就人口谈人口来得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揽子科学的人口政策。
　　当前，我国人口转变正处于收获人口红利后期阶段，大约会持续10年左右。在这个阶段，我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会持续上升，此后则会逐渐下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助于最大限度创造就业机会，实现最大化就业，收获尚存的人口红利。但是，在现行生育政策框架下，随着“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的全面形成，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

　　为此，在人口转变进入负债阶段之前，应该尽快确立起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科学人口观，通过适度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优化人口结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和素质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变劳动力数量劣势为劳动力质量优势；通过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收获第二次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