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导致各国经济出现不同发展态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各国的政府与市场都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与挑战，突出表现为：市场的活跃性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对稳定性的矛盾，金融危机对政府市场监管能力的挑战，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矛盾对市场发展的影响及传统政治体制对现实市场机制的制约。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形成了许多共识，把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开展的改革创新将决定各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 政府与市场关系，重要因素，矛盾与挑战，共同课题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5-0072-06
　　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当代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不少国家，政府曾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在有些国家，政府后来又成为了导致经济人为衰退的重要根源。如何把握与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介入程度与努力方向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新世纪以来，美国、欧盟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和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都面临全新的发展环境，政府与市场关系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在这个时期，相对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和麻烦更多一些，而新兴国家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将世界经济发展新形势下这些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比较，找出造成这种差别的多方面原因，并与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实际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将有助于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和完善。wWW.11665.cOm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新时期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世界经济格局在新世纪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两极格局瓦解后，以美、日、德、法、英、意、加组成的七国集团代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主导了世界的经济格局。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则处在发达国家的附属地位。但经过多年的发展，21世纪初期世界各国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大国间的经济力量对比以及支配他国经济的权力配置情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
　　2007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5.8%” 〔1 〕， “2008年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总量造成重大影响，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下降到23%” 〔2 〕。根据2012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gdp统计排名计算，2011年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到了21.67%。七国集团gdp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更是节节下滑，由20世纪90年代初近70%下降到了2011年的48.33%。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迎来了强劲的增长与集体性崛起，金砖四国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突出代表。2000年到2008年间，“以美元计算，金砖四国对全球经济的增长贡献高达30%” 〔3 〕。2011年，金砖四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19.12%左右，其中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更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2%左右一跃达到2011年的10.48%。经统计，自2007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约80%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仅为20%左右。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体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
　　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决定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走向，正如g.john ikenberry所言：“财富和权力正在从北方和西方转向东方和南方，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由新兴非西方国家共享的新秩序。” 〔4 〕2008年9月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七国集团及其主要执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遭遇了治理乏力困境与合法性危机，而二十国集团则逐渐成为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最主要的治理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平台与形式。由于决定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各国（组织）经济实力的强弱，所以随着各国（组织）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经济格局的连锁改变。从“七国集团”时代向“二十国集团”时代的重大转变，标志着21世纪初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初步形成。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致使世界经济格局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时代的重大转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变化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所导致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的变化无疑是引发

这种格局改变的内在重要因素。
　　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各司其职形成合作与互补的友好关系能够有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一国（或联盟）经济规模的进一步壮大。一国（或联盟）政府与市场友好关系的形成能在大体保证市场对资源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前提下，将政府所提供的稳定的政局、高效的办事效率、长期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以及应对市场经济出现各种问题与危机的及时、有效的措施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并能恰当、适时的以政府干预去弥补市场自主调节的短处、用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行克服政府干预的不足来促进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稳定增长，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经济规模的增大。这在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中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出现政府长期的过度干预或者放任市场行为就容易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孕育经济危机的风险，从而抑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经济规模的提升。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中，政府对市场进行长期过度干预容易对市场系统产生诸多破坏：一是政府对市场的长期过度干预限制了企业的自由发展空间，抑制了市场发展的活力，导致企业对政府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最终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二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对本国产业进行过度保护，扭曲了市场自由竞争的机制，增大了经济发展的波动性；三是政府强力干预市场经济多会形成“政商勾结”权力寻租的局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抑制和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进而影响经济持续发展与经济规模的稳定增长。同样，放任市场行为容易导致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孕育经济危机。市场与政府相比虽然在资源配置方面能够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市场存在盲目性、滞后性等特点，且不完全具备自我修复的功能，放任市场行为等于政府坐视市场的诸多缺点而放弃自身的责任，最终必然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在美国政府近几年面对持续膨胀的金融产品以及无孔不入的金融投机活动时，放弃政府监管责任最终导致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而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得到了鲜活的体现。因此说，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影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趋势将对未来各国经济产生影响。各国变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近二十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引致了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并在21世纪初期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在未来发展中，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趋势也必然将会对各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或可将其称之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国家（或联盟）经济实力发展层面上的“马太效应”，即对于当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处于相对友好状态的国家而言，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规模将在政府对市场体制的持续改革与调整中获得进一步的提升与增大；而对于在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中政府采取过度干预或过度放任市场自由行为致使市场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一时难以脱离泥潭的国家而言，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在不稳定的政府或混乱的市场秩序中遭遇到更多的困境，经济实力将更难在短时期内得到大的提升。“马太效应”将在未来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和逐渐衰落的七国集团的发展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以中国和日本为例：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政府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战略为经济的发展设定若干阶段性的定性方向，尤其是自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三十多年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引领作用。中国政府逐步制定并完善了公开平等的市场竞争规则体系和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制度供给，促进市场基础性功能的发挥。同时，政府主动承担行政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加强监管、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不断提高市场微观主体的实力并持续改善微观经济环境，大体形成了政府与市场的友好关系。由于政府与市场良性关系的推进，在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实力仍在继续提高与增强，2011年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0.48%，并且在2012年前三季度全球经济发展一片黯淡中仍保持近8%的增长速度，体现出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活力。而作为西方传统发达国家的日本，其政局在新世纪长期动荡不稳。从2006年9月到2011年9月，短短5年时间就有5位首相快速当选而又闪电离职。政府频繁更迭导致政治调整迟迟无法到位，且日本每届政府上台组阁之后在发展经济和治理市场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实施扩大公共事业投资、增加财政投入以及

行减息等财政与货币政策，经常使得经济政策出现变化导致很多政策无法实行以及大多数长期政策的付诸东流，最终使市场调整难以到位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日本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导致：（1）财政赤字对gdp之比过高。一般认为财政赤字对gdp之比应保持在3%以下，而统计日本政府多年的财政赤字（不含社会福利基金）与gdp之比基本都在5%以上。（2）公共债务依存度过高。“日本的公共债务（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余额在2010年底为919.15万亿日元，2011年底已经增长至985.36万亿日元。” 〔5 〕 （3）政府长期债务余额对gdp之比过高。这些对日本的整体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不利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积重难返，政府对政治制度与市场的改革由于阻力重重而进展缓慢，这进一步遏制了日本经济实力的稳步增长。2011年日本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下滑到了8.43%，而下滑的趋势在未来将更加明显。
　　二、政府与市场关系在现时期面临的矛盾与挑战
　　政府与市场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影响在各国经济的发展中既烙下了独特的国家发展个性，但变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新时期又使各国面临着许多类似的矛盾与挑战：
　　（一）市场的活跃性与政府管理体制相对稳定性的矛盾。进入21世纪，活跃的市场在动态变化中实现着多样化的发展，且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中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起伏而时刻变动着。由于市场的变动具有极快的传递性与连锁性，这往往需要政府进行随机的快速应对反应来化解市场中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但相对于活跃市场极快的动态变化而言，各国政府的管理体制（包括企业制度管理机制等）大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因为各国政府通常采取以往解决市场经济问题的习惯性做法，并根据这些习惯性的做法制定、形成处理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则与制度，以应对动态市场的问题。世界各国大多数政府对于市场制度的修改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变革具有主观惰性，在处置市场失灵或经济危机等问题时行动上具有滞后性。在新的经济问题爆发之前，政府一般缺乏能动性改革市场的持久动力和持续性措施，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管理体制的相对稳定性。从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来分析，可以明显看出稳定、老化的美国企业制度对次贷危机爆发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次贷危机发展进程中的大量事实已经表明，美国的企业制度、银行信贷、保险体制、投行杠杆、交易规则、信用评级、公司破产、ceo奖惩、会计审计、存款保险、失业救济等，几乎全都难辞其咎。” 〔6 〕可以说，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不论是美欧日传统发达国家，还是大多数的新兴经济体在解决动态市场的问题时，都暴露出了政府管理体制相对稳定所带来应对滞后问题的挑战。
　　（二）金融危机对政府市场监管能力的挑战。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各国（联盟组织）政府的市场监管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美国来说，由于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对次级贷款以及各类衍生产品在发行的规模与数量上少有控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力度松懈并忽视自由市场过度竞争所导致的潜在金融风险，加上美国监管机构对市场评级机构监管不严，导致评级机构对次贷相关产品评级主观性过大，使得次贷危机最终爆发。毫无疑问，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的金融管理体制及美国政府市场监管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欧盟在这方面也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由于欧盟在银行及金融市场监管方面缺乏统一的监控体系，各成员国对自身金融市场进行独立的监管、政府间的松散合作与不太畅通的信息交流，使得欧盟统一大市场的监管在面对形式各异的个体国情时失去预想的干预效果，从而导致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目前仍不见好转的欧债危机进一步挑战了欧盟对市场的监管能力。相比美欧发达国家，中国、俄罗斯、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着各自不同的具体问题。这些国家的市场监管体制建设尚处于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市场监管中的不足和漏洞，监管机制不健全以及从事交易的个人权力过大等问题十分突出，面临着尽快提高政府监管能力的紧迫任务。 　　（三）现时期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矛盾对市场发展的影响。在新时期，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矛盾在各个国家（政治联盟）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主要以下面两种形式体现出来：
　　其一，在政治联盟中联盟的“整体利益”与加盟成员国的“个体利益”矛盾对

市场发展的影响。21世纪欧盟的共同利益是寻求欧盟的整体昌盛并能在国际舞台上弘扬欧盟的个性，使欧盟成为当今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但由于欧盟各成员国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依然存在，各成员国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其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一体化等多方面的利益更是有着不同的诉求。在向欧盟交出部分经济与政治主权实现一体化的同时，成员国个体利益与欧盟整体利益之间产生了种种冲突和矛盾。2010年，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欧盟核心国家（德法等国）与外围国家的多种矛盾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欧盟内部对市场救助意见的分歧与迟疑对欧盟统一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恶化了欧洲的金融市场局面。
　　其二，在一个主权国家中，中央政府利益（联邦政府利益）与地方政府利益（州政府或邦政府）存在的很多分歧与矛盾对市场发展的影响。中央政府（联邦政府）为了全国的整体利益往往会在各地方政府（州政府或邦政府）间实行平衡性或者特殊照顾性的政策以求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但各地方政府（州政府或邦政府）同时面临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兑现对选民或居民的政治承诺以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这样就会使国家的整体利益与地方政府（州政府或邦政府）的个体利益产生矛盾与冲突，其中又交织着中央政府（联邦政府）控制的企业与地方政府（州政府或邦政府）控制的企业之间在市场经济中的博弈与矛盾，这些对市场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印度不同党派竞争执政时常导致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政令不统一，印度一些邦政府所热衷的事情在联邦政府时常遭遇麻烦，往往由于联邦政府与邦政府意见不一而受到牵制。当印度联邦政府与邦政府互相扯皮的时候，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和市场发展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与制约。不同层级政府的利益矛盾在俄罗斯、美国、日本、中国等许多国家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到，这种矛盾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四）传统政治体制对现实市场机制的制约。在新世纪初期，实行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在运用市场体制发展本国经济时，都遇到了政治制度与市场体制矛盾所带来的挑战，目前这两种政治制度与市场机制都没有能够实现完美的契合。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政党制、普选制、分权与制衡、代议制等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欠债已达14.29万亿美元，债务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0%的“法定债务上限”，使得美国政府在2011年8月面临了主权债务违约的巨大风险。而债务上限谈判僵局的形成，即是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为了2012年大选需要进行的现实较量以及两党长期利益的激烈博弈。卡门·莱因哈特与肯尼思·罗戈夫研究显示，当一国债务总额占gdp比例超过90%后该国经济将陷入增长迟滞” 〔7 〕，这一结论显然为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但美国的政党竞争制、普选制等制度组成的政治体制很难有效解决其债务问题，美国的政治体制对市场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制约。而对于欧盟而言，欧盟的财政主权归各成员国政府所有，财政预算各自负责，成员国间财政政策的协调由欧洲委员会和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通过非正式的论坛形式进行。而财政纪律的松散与缺失，导致欧盟各成员国在面临国家利益选择时，各国的财政政策往往各行其是。这种财政体制破坏了统一大市场的协调机制与创造效应，干扰了欧盟统一市场的正常运转。显然，欧盟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现实市场机制形成严重制约。日本由于自身的政治体制导致政府频繁更迭，这致使与经济发展和市场调整相关的多部重要法案难以获得其“扭曲国会” （指执政党阵营未能确保参议院过半议席，总参两院多数会派相异的国会格局）的通过，政党间和派别势力在国会的角力加大了日本政府对市场进行及时、有效调整的难度，严重制约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其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对市场体制作用的发挥也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以我国为例，由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处在不断完善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起步较晚，也还在不断发育成长阶段，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处在磨合之中。受社会主义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我国政府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下仍然习惯于过多地运用行政力量来处理市场竞争中的问题。行政权力过多干预微观市场活动，严重影响了市

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有效形成，对市场机制造成很大的损害。
　　三、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
　　正是由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于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内在的重大作用，且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都面临着大量矛盾与挑战，所以调整、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成了世界各国政府在新时期面临的共同课题。
　　（一）现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诸多矛盾与挑战的凸显给各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政府与市场关系再度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各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进一步改善变化中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美国政府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体会到了虚拟经济的脆弱性，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奥巴马政府强调从依靠金融信贷的高消费模式转向出口和制造业推动的成长模式。2010年8月，美国公布《制造业促进法案》《复兴与再投资法案》《清洁能源法案》等大量重振制造业的法案，2012年2月，美国宣布“建设更强大经济”计划，宣布企业税改方案，鼓励在美国国内投资，同时，美国政府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金融市场监管措施，加强对市场的管理。通过这些改变来改善美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欧盟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充分认识到政府对市场监管的分散化无助于提高欧盟单一大市场的金融稳定性，在2011年不得不批准成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设立了“欧洲银行业监管局、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监管局、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管局和欧洲系统性风险局”四个机构，以求对欧盟大市场建成统一有效的监控体系；2011年5月，针对频繁的主权降级给欧盟纾困努力造成的麻烦，欧盟对《欧盟信用评级机构条例》进行更加严格的修订以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欧盟加强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建设。印度由于在近两年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严重，通胀持续高位运行，经济结构存在不平衡缺陷。2012年9月，印度总理辛格宣布推动新一轮经济改革，进一步开放印度零售、航空、光电等行业并增加外资在这些行业的持股比例上限，同时出售大型国有公司股份，以此来进一步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对在新时期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加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012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调整314项行政审批项目，对投资领域、社会事业与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特别是涉及实体经济、小微企业发展以及民间投资等方面的审批项目进行重点清理，政府逐步交还企业和市场的应有职能，进一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由此不难看出，新时期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政府与市场良好关系的构建。 　（二）各国政府对新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形成了许多共识。尽管当前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治理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发展特色，但新时期以来面对变化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各国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上逐步形成了许多比较明确的共识，主要有：
　　首先，形成了政府主动调整应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挑战的共识。一方面由于各国的政治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矛盾与挑战使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只有主动推动国内政治与管理体制的逐步调整与改革，才能减小对市场经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制约。各国政治与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虽然不是短期内可以取得巨大成效的，但要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提高市场效率、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就必须逐步改变当前本国政治与管理体制中对市场发展的制度性束缚。虽然各国改革的力度和时间早晚不同，但在需要主动推动这些改革才能应对政府与市场关系挑战的问题上，还是形成了共识。另一方面需要尽力化解不同层级政府利益矛盾对市场发展的不利影响。不同层级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中央政府（联盟委员会或联邦政府）对于市场的调控，中央政府需要主动调和与地方政府间的不同利益需求，只有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的大体平衡，减少地方政府对于中央决策的阻力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其次，形成了提高法治水平、进一步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共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大都遭遇了政府对市场监管缺失或者政府监管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其市场经

济发展造成的重大冲击，这促使各国政府在发展与市场关系时逐渐达成进一步提高法治水平以构建与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的共识。由于市场发展依赖于法律制度的存在，法律制度对于确立市场活动中的财产权利、制定和遵守经济合同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政府提高法治建设是加强与提高监管市场的保障。政府提高市场建设的法治水平，建构完善的市场监督体系，对于应对经济危机、解决市场失序问题具有重大的预防作用，而以公开的程序按照法律授权让政府的监管机构对市场实行专业化的监管，更能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水平。
　　再次，形成了全面建立起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互补关系的共识。从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趋势看，由于政府与市场双方存在着合作的利益基础并且互相依赖于对方，所以全面建立起长期的政府与市场合作与互补的友好关系，就成了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又一个共识。一方面，各国政府正在逐步完善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逐渐退出微观经济市场的竞争参与，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引导、服务与管理功能，并以不同形式支持与扶持市场新兴产业，通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来增强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为了全面建立起政府与市场间合作与互补的友好关系，各国积极研究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与优势措施，努力提高自身应对市场问题的能力。
　　（三）把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开展的改革创新将决定各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世界经济格局与各国经济实力的强弱必将随着未来各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发生新的重大改变。一方面，世界各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同经验，是各国在处理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有益总结，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一国（或联盟）通过与这种共同经验的比较以及对共同经验有益成分的选择性吸收，将能帮助其发现和弥补本国（或联盟）在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不足与漏洞；另一方面，一国（或联盟）的具体国情与市场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其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毕竟世界各国具体的历史文化、政治传统、经济所有制结构、主导经济理念、市场发育程度、经济发展阶段、政权稳固程度、经济运行健康程度等都有着各自的特殊性，与其他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基本国情，才能够找出适合自身具体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吸收各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共同经经验中适合在本国运用的有益成分。由于当前世界各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都面临着许多矛盾与挑战，谁能率先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主动进行改革创新来解决国内传统政治体制、管理体制、市场监管、政府层级间利益冲突等政府与市场关系间的矛盾与挑战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与束缚，谁就能尽早提高政府的效率、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进一步释放市场的能量与活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进而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中取得优势地位，并获得一定的支配他国经济的权力。换句话说，把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共同经验与本国实际结合开展的改革创新将决定各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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