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徽学家程敏政学识渊博，冠于翰林，10岁以“神童”身份被推荐入朝。程敏政43年的政治生涯，在明朝政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政治思想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程敏政对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对诸多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感受，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体系，在新安学派中很有代表性。对于其政治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程敏政这个历史人物，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徽州、明王朝的认识。虽然时隔500多年，程敏政的政治思想对于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徽学家；程敏政；政治观
　　中图分类号：k24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58-03
　　程敏政（1446—1499）字克勤，号篁墩，安徽休宁人。其父为南京兵部尚书程信。明成化二年（146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迁少詹事、詹事，终仕礼部右侍郎。
　　从相关历史资料来看，徽学家程敏政从10岁起以“神童”被荐入朝至弘治年春的“鬻题”案东窗事发，一生从政43年，在明朝政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于程敏政所著的徽州文献与家谱的研究，学术界已有涉及，但对其政治思想的总结，却寥寥无几。笔者认为，程敏政的政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独创性，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论体系，在新安学派中颇具代表性。
　　程敏政生活的年代，明王朝已存在百年之久，社会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到了成化、弘治年间，东南地区手工业、商业的兴盛，城市经济的繁荣，加快了王朝的物质财富积累。wWW.11665.cOM社会财富的增加，孕育了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矛盾。受父辈言传身教的家庭熏陶，程敏政对社会政治生活始终予以高度的关注，对诸多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与感受[1]。就有关历史资料来看，程敏政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君臣观
　　关注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关注社会现实。由于当时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程敏政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及事件予以重新认识与诠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在《篁墩文集》卷十一《伍员论》中，苏辙曾讥讽伍子胥破楚入郑，怒鞭平王之尸为“逆天伤义”，程敏政予以驳斥道：“是岂复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为君也，尧舜之君乎？抑莱封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辩而明矣！彼平王杀其子，妻其妇，奖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汤武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废昏立明，可也。顾员上不能为汤武，下不能为伊霍，则以吴之师，破楚入郑而鞭其墓，以发至愤，其志亦可悲矣。”程敏政对伍子胥引吴兵破楚，怒鞭平王之尸报仇的极端做法，表示理解，对伍子胥晚年“反以谗见祸于他人之手”寄予深切同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夫君者，天下之义主也。君而至于使人仇之，则孟子之所谓‘独夫’耳”；而“员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独夫也”。进而提出“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绝，而以天者不可绝”这一石破天惊的论断，无疑是对当时社会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套纲常伦理主导思想的挑战，是对君权天授的大胆质疑，闪耀着早期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2]。
　　二、人才观
　　程敏政在识别人才、对待人才的态度上，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有着卓于常人之处。在《篁墩文集》卷十一的《论董公徐洪客》一文中，程敏政盛赞了历史上董公和徐洪客两位高人隐士的异材卓识，表述了自己对人才的看法。在楚汉相争，楚强汉弱之际，董公抓住项羽放拭义帝这一战略契机，以“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宜率三军为之（义帝）素服，告诸侯而伐之”说服刘邦，而后“高祖用之，而汉业以成”。与董公的过人才识相对应，“良、平诸公曾无一人能知此义者”。寥寥数句，一个拥有真知灼见的难得之才之形象跃然纸上。泰山道士徐洪客能在“人安于篡逆，不复知有吊伐之事。以杨广之无道，天下不能声其为‘独夫’”，“虽太宗之才略，亦且为殊锡受禅之举，昧大计以就逆图”之际，独劝李密：“宜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李密虽不能用其言，“至今读者凛有生气”。而在以韬略见称的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中却无知此大义者。程敏政因此认为，“世未尝乏才”，而人才的标准则应是“识见超出乎众人之上也”。真正的“奇伟卓绝”者，既不在科场，也难见于庙堂，“顾多隐于抱关击柝、黄冠野服之流”。缘于此

，“为人上者，岂或僵然自足，以轻天下之士邪”[3]！在当时那种尊奉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以程朱条文为科举考试之纲、莘莘学子热衷于八股取士的大背景下，程敏政这一迥异于世风时俗的人才观，或许能触动整个社会早已麻木的灵魂，警示人们应该对时兴的“人才标准”进行深刻的反思。
　　三、深切关注现实
　　程敏政的政治理想，不只表现于对历史事件的重新阐释，也反映在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上。程敏政入仕很早，交游甚广，多年的宦海沉浮及丰富的社会阅历，使他对王朝政权组成及吏治状况有着深刻了解。他在《篁墩文集》卷二十六《赠苗君知合江县序》一文中指出：“天下之治忽，系牧民者之贤否。而当今号牧民者，惟令为难。”程敏政深深地意识到，吏治的贤否，关系社会政权的稳定。同时，又强调了基层政权中所存在的“惟令为难”的实际问题。之所以如此，缘于“盖凡政之利弊，藩下之郡，郡下之邑，而邑不敢专；民之休戚，牧分之守，守分之令，而令无所楼。令之秩在人下，而其责恒在人先，此令之所以难也”。程敏政继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令诚贤乎，则于利弊得昌言之，于休戚得身任之，有所云而莫吾夺，有所建而莫吾挠。”若能做到这几点，“则牧守虽大且尊，如令何哉？夫如是，吾观为令者之易，易也矣”[4]。可以说，程敏政在文中所提出的“惟令为难”的吏治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仅对于当时的明代社会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亦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程敏政的笔触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他在《陕西河东都转运盐使赠行序》中谈到：“承平已久，法玩而不行，将决其堤防而听之，出乃责成于都转运之一身，岂不岌岌乎？”[5]能于史称治世的成化年间，意识到“法玩而不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隐患，对于王朝统治“将决其堤防而听之”的崩溃趋势，表现出深远的关怀和忧虑。结合明初极端高压的政治环境，在以道统说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流的社会思潮下，程敏政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自己的主张，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及民生疾苦的关怀，反映了对社会政治不合理因素实行变革的愿望[6]。 　　四、治国方略
　　程敏政强调以“诚”治天下。“诚”原意为真实无妄。先秦以降，先贤们将“诚”提到了哲学的高度且予以系统阐述。《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中庸》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以“诚”为整个世界的最高准则，人若达到“诚”的境界，就能天人合一，成为圣人。宋人周敦颐在《通书》中则强调：“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诚”被视为人的至善本性，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程敏政继承了上述思想，他释“诚”为“真实无妄之谓，乃天理之自然”[7]，且将其提至唯以“诚”方能安邦治国的位置。程敏政在制策中言：“《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盖一者诚也。”[8]一个“诚”字点出了君主治国的要义，同时也折射出程敏政政治思想的核心所在。他说：“臣闻治天下有本焉，大纲是也；有末焉，万目是也。然大纲之或正或否，万目之或举或遗，则系于人君此心之诚何如耳。”[9]若能以“诚”治天下，则大纲正万目举，否则大纲否万目遗。“诚”意义之大确实无可比拟，事关国家之大计，民族之盛衰。唐虞之世以及夏商周三代在古人看来是千古难见的治世，是什么导致这一治世局面的出现呢？程敏政认为全在于一个“诚”字，“盖二帝三王之德纯乎诚，故能正大纲举万目致雍熙泰和之治，卓乎非后世之所能及矣”[10]。君主如何能做到这个“诚”？“然欲求心之诚非力于帝王之学不可，夫格物致知所以明此诚也，诚意正心所以体此诚也”。程敏政的“诚”是对一国之君的最根本要求，作为一国之君，应修身以治天下，以儒学之封建正统思想武装自己的大脑，作遵守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制的模范，要勤于政，戒于嬉，时时刻刻以国家为念，以百姓为念，作一有为之君。自明朝始，我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逐渐达于顶峰，君主贤明与否事关国家兴衰存亡。程敏政反复强调君主治理天下应以“诚”贯彻始终，惟如此方能上行下效，国运兴旺。这充分体现了程敏政的政治思想的敏锐性，是切合历史实际的[11]。
　　此外，程敏

还积极提倡儒教以治国。程敏政非常注重敦教化，正风俗，提倡以儒学教化天下，“府君之名实与仁赡并列，安知他日无良有司者取法朱子，追表其门，与祠相高，感动其民，人以兴于行而副我孝理天下之意哉”[12]。程敏政推崇程朱，希望广大的老百姓都能接受他们的思想。程朱的思想即理学，而理学即儒学，可以说是一种新儒学。程敏政提倡儒学，反对其他思想流派，尤其反对佛老思想：“禅之为道，弃人伦遗物理，守空寂，不可以治天下国家者也。”[13]他认为佛老思想的流布必将毒害人的大脑，损伤人的德行。“然治安之本在于君德，辅养君德又在于左右前后皆老成端谨之人，若轻浮顽猾，喜好生事，奉迎取悦供耳目之玩，信佛老之教者望却日退出，毋令随侍，庶于君德无损”[14]。在旗帜鲜明地反对佛老思想同时，他又大力褒奖笃信、宣扬、躬行儒学之人，为众多名士贤人写墓志铭时，往往给予其中笃信、发扬光大儒学者以充分肯定：“其进而佐有司督赋之外，助修孔子庙貌及尊经阁以倡礼俗”[15]；“君于章句不甚屑屑而知识过人，酷不喜佛老，家人化之，遇疾痛无敢祷淫祀”[16]；“士之居斯世者，不越乎出处两途，然各有道焉，非苟焉耳矣，出而忠，处而孝，斯道之极致而生死无愧乎士之名，不然则苟焉者也”[17]；“孺人年十七，归芳奉舅姑孝谨能得其怀，处妯娌待媛戚，御仆婢皆有道，岁时奉祀甚谨，疾犹力起从事教诸子”[18]。明朝中期，程敏政的故乡徽州佛事盛行，儒学衰微，这令他深感不安：“新安旧俗有得于先正之遗风，故好礼尚约无慕于好侈之习，四方以为难。数十年来，渐以销杜而莫甚于亲丧，饰殡仪，崇佛事，僭以逾越，所费不赀，附身于棺者甚略而述德诔行昭远垂后之作无闻也。”[19]他极力赞美翠环处士胡君摒佛老、兴儒学的行为：“以义复里社之祠便祈谢，而淫祀佛老一屏绝之......呜呼，使一乡之间得胡处士者一二为之表，则乌有不能返淳朴之俗以复于先世之旧观者哉。”[20]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出，程敏政摒弃佛老之学，推崇以儒学治天下的思想是极其鲜明的。
　　民本思想也是程敏政治国思想中的重要一支。历史上，我国的统治者曾畏天敬天，他们认为其统治能否长治久安取决于天，但连绵不绝的人民斗争所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统治者的大脑日益清醒，自己的统治能否千秋万代取决于人民而不是天。孟子曾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21]荀子也曾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2]亲身经历过农民战争的唐太宗李世民亦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3]舟是君主，是统治者，而水就是广大的劳动者，这应是我国“民为邦之本”思想最形象的表述。宋朝的陆九渊亦认为：“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恤哉？”[24]程敏政深刻理解并接受了这一思想，他指出：“民也者，天下之本也。”[25]告诫统治者“问民为邦本而兵所以为国御侮，有天下者庸可不加之乎”[26]。他还曾详细地论述过这一问题：“问原治之君辅治之臣必以敬天勤民为首务，三代而上无容议矣，汉唐以来或不俟灾变常畏上天之鉴临，或不待岁凶，先议贫民之赈贷，或四方灾异，郡未及上而辄以闻，或诸路水旱无论巨细而悉以奏，此皆能防患于未然者。而乃以天变为不足畏。”[27]历史上有作为的君主为什么如此重视民生问题呢？敬天勤民也。天是要敬的，因为天子是天的子孙，如此天怎可不敬？但统治者明白自己的统治能否长久并不取决于天，因为“天变为不足畏”。程敏政不畏天，却畏民，因为，民才是邦之本也。
　　五、推崇地方宗姓大族权力
　　宗姓大族往往把持地方庶务，而地方之长治久安事关国家的政治大局，如何维持地方的安定自然成了程敏政非常关心的问题。他认为要维持地方的稳定应大力扶持世家大族，对于元魏以来世家大族所遭受的打击他深表遗憾，而对李唐之际世家大族的中兴却颇感欣慰：“呜呼，封建之法废而天下无世家自元魏，至李唐乃复以门第用人，颇有封建遗意，降及五季又荡然矣。”他之所以重视世家大族的发展是因为他受到现实的启发：“而近世以来，江之南往往有巨姓岿然，虽更代而存者何也，以予所见每一乡之中必有一二家，其附居之他姓者，供佃佣给使令，若官府然，岂非江以南虽乱而不惧久毒，虽歉而不事他徙，故得相保而不至骈亡也欤。”[28]正因为这种思想，他想中兴程氏也就不足为奇了。“若吾姓在天下固不甚著，而以一郡律之则已居他

姓之十七八矣，然同祖而异宗，则其间或中微焉或中兴焉，亦理势所不能免者。若府君其亦可谓中兴之子也夫”[29]。有趣的是他这一思想甚至影响到了他儿女的婚嫁。“诸儿女辈多已长成，京师贵戚公亲之家多欲结姻，但仆意在故乡，遂迟迟至今，望垂意一访，先卫官之家，次乡宦之家，又次殷硕之家，或求其女或择其婿，务在家门清正，容貌端淑，倘如所愿，足见骨肉相与之至情，没齿不忘矣”[30]。此种考虑显然有扩大程氏家族在其家乡新安的影响之意。程敏政还热心于发动、主持、编纂程氏家谱的活动，即使他位居中央要职，日理万机，也没忘记抽出宝贵的时间来统筹程氏家谱的编纂活动，其振兴世家、巩固地方之意昭然。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程敏政的政治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鲜明特点：
　　1.在前人的政治思想基础上，开阔视野，更全面、更深刻的分析现实问题。这一点集中体现于反映他政治思想的一系列奏折和制策中。其分析的问题在内容上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在对象上上至君主公卿下至贫民百姓各个阶层。虽然程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继承于前人，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但他将这些思想有机吸收并加以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系统，这是程敏政的超人之处。
　　2.观点独树一帜，更加注重实效性。魏晋时期，门阀政治发展到极致，五代以后，随着庶族地主的崛起，世家大族的势力开始逐渐衰弱。当地方宗族势力逐渐淡出人们眼帘时，程敏政却别具慧眼地主张重新振兴地方宗族势力，以维持一方安定。宗法组织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进步，逐步淡出历史的舞台，但我们不难看出，程敏政重新振兴地方宗族势力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程敏政的政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鲜明的特点，对于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程敏政这个历史人物，亦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大明王朝政治体制以及当时徽州社会的组织结构的了解，对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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