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外出访问，“第一夫人”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引发国内民众的热议与追捧。本文从社会学的视角对“第一夫人”这一概念的由来以及角色内涵的转变进行探析，并分析“第一夫人效应”产生的原因及其代表的含义，以促进对“第一夫人”这一课题的研究。
　　关键词：第一夫人；社会角色；社会性别文化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83-02
　　一、“第一夫人”称呼的提出
　　（一）西方“第一夫人”称呼的起始研究
　　关于“第一夫人”这一称呼起始的时间问题，至今在美国的学术界还存有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战前论”、“内战论”、“战后论”和“20世纪论”四种观点。
　　“战前论”认为，最早提到“第一夫人”是在1849年多莉·麦迪逊逝世时，泰勒总统称她为“我们半个世纪的第一夫人”。
　　“内战论”：1861年，《纽约先驱论坛报》和《萨克拉门托联合报》称林肯夫人玛丽·林肯为第一夫人。
　　“战后论”：1877年，美国第十九任总统瑟福德·海斯夫人露西·海斯被称为“国家的第一夫人”。露西·海斯是首位拥有大学学历的第一夫人，她的反种族主义的平等意识，以及对妇女权益的关注，都致使她获得了媒体的极大关注。为了欣赏和接近大自然，露西还与海斯总统一起游历了整个国家，此间被新闻界称之为“国家的第一夫人”。拉瑟福德·海斯在就职典礼上用“第一夫人”这个词来描述露西·海斯。
　　“20世纪论”：1911年，查尔斯·尼尔德林有关多莉？麦迪逊的戏剧《国家的第一夫人》的诞生，使“第一夫人”这一称呼开始流行。wWW.11665.coM1935年由凯瑟琳·戴顿和乔治·考夫曼写的戏剧《第一夫人》使这一称呼进一步为民众所接受。
　　“第一夫人”的称呼今天已经被公众、新闻界、政界普遍使用。20世纪60年代，这个词甚至用于指称各个行业有影响的或者权力大的妇女以及州长的配偶。今天，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的男性政府首脑的配偶也开始被称为“第一夫人”[1]。
　　（二）中国“第一夫人”称呼的起始
　　相比较于西方第一夫人的悠久历史，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第一夫人”这一提法，通常以“主席夫人”这一称呼代之。如果将“第一夫人”界定为国家主席的妻子，那么中国1949年后，已经有七个“第一夫人”。自1949年后，中国历届国家主席分别是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杨尚昆、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第一夫人中，只有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和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没有随夫外出访问的经历。而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呼在民间流行开来还是习近平夫妇出访后引发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热议习近平首次国际亮相》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陪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的首次亮相也成为了世界媒体舞台的主角”。至此，中国的“第一夫人”称呼才在各类媒体上流行开来。
　　二、对“第一夫人”角色内涵的探讨
　　根据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通常被认为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2]。“第一夫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其本质是一种尊称，但并非公职。首先，作为“夫人”，担负着妻子与母亲以及维系家庭的责任；作为“第一夫人”，则在原有涵义的基础上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不仅要顾小家，更代表着一个国家与名族的形象。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与世界接轨日益密切，中国的形象也在不断改变着。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对“第一夫人”的期待也有所不同。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相比较硬实力，软实力在发展速度与影响力上仍有待提高。“第一夫人”作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也代表着中国当代女性风采。在外交方面，第一夫人外交作为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不参与国与国的正式谈判，但是在文化、旅游、社会服务领域却发挥着重要作用。
　　根据国际政治领域的习惯认知，第一夫人的职能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充实元首形象，表明元首的工作得到了家庭和家人的一致认可和支持，团结一心，服务国家；二是参与管理国家关系，为促进国家关系发展锦上添花，尤其是在关注边缘、弱势群体方面有“查漏补缺”作用；三是关注社

会问题，如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3]。
　　三、“第一夫人效应”及其社会学解读
　　习近平、彭丽媛夫妇的出访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中国民众也热情参与其中，一时间成为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话主题，网络上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种“第一夫人粉丝团”。这股全民参与的热潮为何能发生？
　　首先，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以及网络表达的匿名性、互动性、开放性等特点，使得公民话语权的表达摆脱了传统表达渠道的限制，因而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加入到网络新媒体中，大众话语权不断壮大的背后，是大众对表达权日益强烈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中国国内政治在媒体的放大镜下，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信息来源与表达渠道都畅通是“第一夫人”这一话题被热议的基础。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话语是围绕“建设”或“现代化”而建构起来的，它包括“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四个语义场[4]。“第一夫人”在中国政治话语生态里，一向是禁忌，而此次从禁忌成为自由自然引发全民对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
　　第二，从各大媒体与论坛网民的讨论可以看出，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第一夫人的服饰搭配与个人气质上。在第一夫人出访当天，中国股市沪指报2326.71点，跌0.07%，然而纺织服装板收却报2231.72点，涨0.5%，其中与中国高端定制服装概念相关的众和股份（中国高端女装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大杨创世（定制西装品牌）、朗姿股份（定制西装品牌）、st迈亚4股强势涨停，让一批询问度平平的本土品牌走进了大众的眼帘，这无疑是中国服装产业的一剂有力的强心剂。第一夫人的着装为何会引发如此之大的经济效应呢？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德华·桑戴克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晕轮效应”可以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的。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好的，他就会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一切都好的品质；如果一个人被标明是坏的，他就被一种消极否定的光环所笼罩，并被认为具有各种坏品质[5]。从彭丽媛的个人经历上看，在成为第一夫人前，是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唱家，具有很高的公众认知度，在成为第一夫人后，从艺术领域跨入政治领域，再加上自身的优秀条件，自然成了时尚的领袖与风向标，她的着装引发的经济效益也是自然的。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第一夫人的吃穿用度都有可能带来新的潮流，从而影响股市和金融。
　　第三，从第一夫人的行程来看，行程多集中在公益和慈善组织中，如看望孤儿、参观妇女组织、参加欢迎晚宴等，是作为首脑外交的一种补充和辅助，旨在弥补首脑在外事活动中无暇顾及的领域与细节。第一夫人的角色活动逐渐从第一家庭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外交等各个领域。这一变化一定程度上是受社会性别文化的影响。社会性别文化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它认为，社会和文化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要求是不相同的。人们倾向于期望女性和男性表现出与此一致的社会角色和行为。在传统社会，女人是不出现在政治的正式场合的，她们往往处在领导者背后，被置于一种客体化、对象化和商品化的地位，女性被期待为顺从、贤惠、甘愿做侍候丈夫的好妻子形象[6]。但在现代社会，从民众对第一夫人的期待可以看出，女性的理想化形象不再是以男性为主体，而是以女性的自身发展为准则，独立、睿智、大方等特质是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女性形象，这反映了妇女在当今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提高，这也正是我国妇女解放运动与妇女政策所致力的方向。
　　“第一夫人”外交不仅反映了我国政治的民主化、舆论的开放化，也反映了女性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改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李刚，吴博峰.美国第一夫人趣话[n].中国民族报，2003-1-4.
　　〔2〕郑杭生.社会学概念新修（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07.
　　〔3〕石念军.专家谈中国第一夫人外交：是国家政治代表[n].齐鲁晚报，2013-3-25.
　　〔4〕王小宁.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变——中国政治话语的语义分析[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0-44.
　　〔5〕李宏.企业利用名人代言的利与弊[j].中国科技信息，2009，（13）：174-175.
　　〔6〕肖姣平，龙庆华.社会性别文化与当

中国妇女权利问题[j].鸡西大学学报，2012，（4）：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