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捞历史：作为“理想型”的同人刊物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今天我们谈谈当下媒体问题。以前我们曾经呼唤传媒发展与传媒竞争，但身处一个媒体丛生、信息爆炸的传媒时代，我们反而有些无所适从，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信息，所谓的公共领域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反而出现了逐渐萎缩的现象。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媒体议题应该是更加公共化，更能够反映问题，信息更具有分析性，更具有历史的深度，更具有批判性。但现在的媒体娱乐化成为救命稻草。从“童年的消逝”到“娱乐至死”，传媒几乎成为一个娱乐的平台，公共意识丧失殆尽。业界如此，学界也不容乐观。当新闻传播研究学界之外的人在纷纷谈论传媒公共领域的时候，传播学界的师生们热衷探讨的是媒体的盈利模式。我一个同学做盈利网站，他很难理解不盈利的专事学术思想传播的网站。当然，盈利是媒体生存的根本，这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媒体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传媒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或许现在的传媒人更多地被现实束缚住了手脚，少了点理想主义吧！
　　张 剑（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这正反映出了当下传媒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现在传媒动辄谈利润、讲盈利，电视台规定栏目达不到一定的收视率就得撤换，报纸上到处都是楼盘、汽车、化妆品等各色各样的广告。在今天的这种市场环境下，传媒追求“盈利”似乎无可厚非，但传媒毕竟还担负着严肃的社会责任，其存在的意义绝不能止于“盈利”。传媒如果缺少了思想的承担，缺少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坚持，那么传媒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值得质疑。wWW.11665.CoM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同人刊物。您刚才谈到理想主义，我想说的是从启蒙的角度而言“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可能就是一种“理想型”的传媒。所谓同人刊物，我给的定义是指那些由在思想观念或文化理念上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发起、其创刊初衷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盈利、注重杂志的思想性与启蒙功能而相对弱化其商业性的报纸杂志。从“五四”期刊的发展来看，所谓的同人刊物可能并不是那么纯粹，比如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新青年》就经历了由商业期刊转到同人期刊再转到政党专刊的过程，但同人刊物敢于坚持启蒙理想、勇于担当道义并追求传媒公共性，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旧事重提”的理由。遗憾的是，现在那种并不太关注盈利的同人“自筹”刊物似乎已经是一种遥远的启蒙记忆了。
　　褚金勇（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是啊！探讨代表性的同人刊物《新青年》，我记起韦政通为《回眸新青年》作的序，他对《新青年》一代人的人文理想和人格勇气评价道：“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晚清民国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学衡》《独立评论》等等。同人刊物有着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受政治影响，所以思想比较独立，能够对社会对现实有所担当。也正因为独立，所以具有启蒙情怀与公共意识。在当下媒体启蒙情怀与公共意识丧失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以启蒙为职志的同人刊物。
　　张 剑：的确，那一时期的媒体更多注重的是其社会责任，其所探讨的也大多是一些极具公共性的话题，如知识分子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等。与杂志在社会关注上的公共性形成比较鲜明的反差的，是其经济上的自负盈亏。我非常关注这些同人刊物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里边能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的启蒙先驱对于“义”“利”关系的思考。与同时期的一些商业期刊相比，同人刊物由于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也与当时一些大的出版社缺乏商业上的往来，因此在创刊前期普遍挺“差钱”，甚至很多的刊物都来自同人“自筹”。胡适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由丁文江建议每个社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连续捐满三个月，作为发动刊物出版的原始资本。《大公报》创刊时只有五万元资本，不接受津贴或资助，准备赔光本钱即关报。虽然这些报刊后来都发行得很好，后来也财大气粗不差钱了，但是在创立之初那种舍利取义的担当

神是非常让人钦佩的。与那些“不差钱”的商业期刊相比，最初这些同人刊物显得相当寒酸，但正是这种“寒酸”显示出启蒙者的道义与坚持。实际上，这些刊物在创办之初也有大把拉“赞助”的机会，胡适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商务印书馆即有意与之合作，但后来没有成功。刊物有意彰显自身的“同人”立场，也是在标明一种启蒙的姿态，那就是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陈寅恪在关于王国维的纪念文章中将其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用来解释彼时“五四”先驱的启蒙姿态也是非常准确的。我不要你的钱，我办刊物也不是为了赚钱，我办刊的目的就是为了说话，说自己想说的话。
　　褚金勇：这让我想起《学衡》杂志，吴宓在办《学衡》时也是想保持独立的身份。虽然他们支持文言，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时任教育部长的章士钊或许感觉《学衡》拥文言反白话与自己心有戚戚，所以赞助他们五百银元，但被吴宓严词拒绝，而那时他办刊物正是捉襟见肘之时。
　　张 剑：“五四”时期同人刊物之所以大量盛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启蒙的需要，即希望通过这种可以自己掌控的杂志对社会公共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人的那种“群而不党”意识。那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强，但是他们似乎并不热衷于参加类似政党之类的组织，而倾向于松散的道义上的结合，也就是所谓的“志同道合”而并不彼此约束。表现在杂志的言论上，即他们也不一定追求思想上的“整一”，只是在某种“态度的同一性”下朝着某个大的方向共同努力，因此这一时期的同人杂志上也常常存在着“争鸣”，从思想的发展而言，“争鸣”无疑是最有利于产生思想、推进思想的。这也代表了知识分子与传媒之间的理想状态。
　　张宝明：你说的这种群而不党的意识非常重要，这可能是同人刊物保持公共关怀必备的要素。坚持办刊物、朝外议政也是彼时胡适、傅斯年等人所坚持的原则。在当年，蒋介石力邀胡适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时，傅斯年表示反对，先代胡适推辞，并向胡适强调，“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入阁不如组党，组党不如办报”，独立监督立场不能动摇。他并称此举是蒋介石“想把胡适这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而胡适后来也有这样的表达：“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

　反思当下：媒体公共性是
　　如何丧失的
　　张 剑：上面我们从某种“理想型”的角度解读了“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知识分子通过同人刊物独立不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推进着启蒙大业，在这一过程中，传媒、知识分子、思想传播之间呈现出了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传媒的公共性也由此形成。然而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历史的推移，随着那些产生同人刊物的社会背景与舆论背景的变化，同人刊物的生存命运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之中，媒体的公共性又如何体现？
　　张宝明：这也是我一直以来非常感兴趣的问题，在关于中国启蒙问题的长时段考察中，我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某种“启蒙史”的视野，也就是说将启蒙当成审视中国近代、现代、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贯穿性的视角。以前我在研究启蒙的时候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近现代启蒙的问题，比如对“五四”知识分子与刊物的研究，对近现代启蒙路径的反思与批判等等，现在我想可以把思路往前再延伸一些，比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启蒙思潮、当代启蒙的发展路向等。在这样的思路下，我开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直到当下出现的一些刊物很感兴趣，像《原道》《社会论丛》《青年思想家》《新启蒙》《学人》《学术思想评论》等刊物，我觉得应该算是当代的同人刊物吧。《新启蒙》为王元化主编；《学人》曾为陈平原、汪晖、王守常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原道》为陈明主编，历经坎坷，现在仍在出版，但不得不与一家有经济实力的出版社合作。陈明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称《原道》更像《新青年》，其中的辛酸和沧桑感流于言表；《学术思想评论》为贺照田主编，主编自述也是“筋疲力尽”；《青年思想家》为贺立华、杨守森主编，近来有复活的消息，但还是“力不从心”。我之所以将这些刊物视为当代的同人刊

物，除了这些刊物本身厚重思想内涵的原因之外，刊物的编者对于启蒙事业的执著与担当让我感动。在读这些刊物的时候我甚至有种读《新青年》的感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也许是我们将80年代视为“回归五四”的原因之一吧。
　　张 剑：的确，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确实也曾出现过一些以启蒙为目标的同人杂志，《新启蒙》《学人》《原道》《公共论丛》等同人刊物，极一时之盛。王元化在《新启蒙》杂志第一期“编后”中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 这些同人刊物的集中问世在世纪末的平台上点亮了启蒙之光，但似乎也是启蒙的“回光返照”，是一种隆重的祭奠仪式，不久之后，这些同人刊物很多就因经济等原因而夭折，而到现在“硕果犹存”的几个刊物似乎只能说得上是“苟延残喘”。我一直很纳闷的一个事情是，为什么在“五四”时期启蒙还是一个不错的“生意”，刊物宣传启蒙还有着不菲的商业回报，而到了当代之后启蒙就落了一个血本无归的结局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张宝明：启蒙式微、同人刊物发展艰难，与知识分子自身的定位有关。原先知识分子将自己定位于导师、救世主或者是真理的传播者，所以他们摇旗呐喊，他们苦闷彷徨，他们虽然贫穷但精神富足。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不会这么“天真”了，他们不愿意继续办那些似乎是“吃力不讨好”的启蒙刊物了，缺乏了思想的担当。同人刊物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全方位地失去了存在的土壤，也很难产生像“五四”时期的轰动效应。就像你所说的，如果说“五四”时期办启蒙刊物是不错的“生意”的话，那么当下的启蒙刊物就几乎铁定是赔本的买卖，而且“赔本”未必赚来“吆喝”。
　　褚金勇：说到启蒙在当代式微的原因，很多人都会强调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但是我想指出的是，知识分子在面对大的市场环境时的无力与尴尬。我们常常说80年代是启蒙的时代，90年代是经济人的时代，知识分子斯文扫地，在一个大的环境下，知识分子想有担当，已经被认为穷酸顽固，让他们情何以堪？ 就是那些坚持同人办刊、维护公共关怀的刊物，其思想文字也都学院化了，感觉不接地气。可能由于现在舆论天花板太低的缘故吧。用学术性的话语来谈现实问题，隐晦得很，那种启蒙大众、干预现实的锋芒压在了纸背，不去仔细揣摩，我们都很难看出来。
　　张 剑：是的，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失落”“启蒙死了”等口号不绝于耳，知识分子不再安于静坐书斋皓首穷经，不再满足于著书立书启蒙民众，而是走出书斋，成为“学术明星”。知识分子不再是像往昔一样值得人们尊敬与仰视的“导师”，在某些场合之下，“知识分子”“专家”等词甚至具有某些讽刺意味。传媒也似乎放弃了自身的思想担当，媚俗甚至是恶俗倾向十分明显，电视追求收视率，网站追求点击率，刊物追求销量，“五四”式同人期刊表现出的那种知识分子、启蒙与传媒之间的理想状态在当下似乎是遥不可及了。
　　褚金勇：知识分子其实都有着内圣外王的意识，想要通过自己的所学来影响社会。当时知识分子针对时事指点江山时，他们的评论有时显得武断，有时显得温和，但大多表现为尖刻讥讽。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以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知识分子之优越感而挥毫泼墨。80年代的知识分子还有理想主义与担当意识，但自从80年代末，经济转型、政治改革停滞，让知识分子对于启蒙顿感一种苍白无力，他们也在思索未来的路该怎么走的问题。有人在思索80年代的思想启蒙是否流于空疏，然后出现了学术与思想的分流。
　　张宝明：还有一个出版体制的原因。现在想来，同人刊物的出现是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但在当时语境中，媒介出版相对自由，出现很多自办刊物，所以应该算是很自然的事情。《新青年》虽然是寻找书店合作，但是也是陈独秀心血来潮，想干一番事业，然后搞到资金就能办刊物。而现在办刊则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办刊物的传媒人也开始规避风险，开始走向娱乐化，谈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的不疼不痒的话题，娱乐至死。真正有启蒙情怀的刊物如《新启蒙》生存空间进一步遭到压缩，逐渐失去生存空间。倘若说民国时期是小政府大社会，那么现在则是大政府小社会。公共领域逐渐私密化，人们开始不关心公共议题，知识分子关注课题、奖项等名利，而大众都忙于买房买车的生计问题。公共话题已经难以产生共鸣，而且有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都开始把一些

问题变成私下的怨愤，而不再公开表达。

展望未来：媒体公共性的重建
　　张宝明：其实现在我们反思同人刊物的问题，探讨的不仅仅是同人刊物的存在与否，而是想要重构媒体的公共性问题。重构媒体的公共性，是需要媒体、政府、知识分子等多方力量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地寄希望于一方力量来完成。先说媒体。政府对于媒体的发展有些限制，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并不是完全放开，在这样的情境下，媒体的内容制作更多地偏向了娱乐。如《非诚勿扰》等婚恋节目、《快乐女声》等选秀节目、《全民运动会》等运动节目。但当全国媒体纷纷出台娱乐节目，有着娱乐至死的倾向，政府也感觉有问题，所以出了限娱令，其初衷是遏制媒体的过度娱乐化倾向，让人们重新思索媒体与社会责任问题。对于媒体来说，它必须通过自律来争取自由。自由往往与责任相伴而行，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媒介自由度的缩小完全归责于政府，媒体也要时刻检讨自己的言行是否影响了个人的隐私以及公共利益。
　　张 剑：您刚才提到媒体的自律问题，我觉得确实触及到了当下传媒发展的软肋。媒体从来都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与消遣，“五四”新文学者当时在批判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时候就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实际上也是对当时媒介社会责任的一种强调。西方新闻界也认为“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并将其作为传媒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商业文化与消费文化盛行的当下语境中，媒体要么“莫谈国事”，要么“娱乐至死”。各种各样的选秀活动、综艺活动表面上也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似乎也很具有观众基础，但这并不等于我们所说的媒体的“公共性”。“公共性”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大众，“公共性”表现为某种媒介伦理与社会责任，它需要对社会公众进行某种程度的引导与纠偏。因此，传媒自身的自律、在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间的平衡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考虑收视率、广告收入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身的社会责任，传递正面的、健康的信息与弘扬优秀的道德传统。
　　褚金勇：谈完媒体的自律、责任等问题，我们谈谈当下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问题。当我们都异口同声地叹息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际，“五四”时期同人刊物创办者身上彰显的公共性就是一个值得借鉴的榜样，有着很强的当下意义。当时办同人刊物的也可以称为媒体知识分子，但现在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都是百家讲坛式的知识分子。我们缺少一些有思想、敢说真话的媒体知识分子。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一方面我们需要政府努力营造宽松的舆论环境，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刊物上发声，也要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过于粗疏。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主动接近媒体，不能因为鄙视媒体的浅薄，反抗媒体的包装而远离媒体，而要接近媒体，为媒体注入新的力量。我们要相信，媒体的传播力所赋予的启蒙力量，远比我们写几篇学术论文的影响力要大。
　　张 剑：是的，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知识分子自身的公共意识与批判意识的保持可能是重建媒体公共性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承受的压力更大，面对的诱惑也更多。对于学院知识分子而言，他需要在日益专业化的同时保持一种公共意识，对于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需要顶住商业的冲击坚守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文底线。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并不能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批判意识。萨义德将知识分子定位于“流亡者”或者“边缘人”，他如此描述知识分子的这种“流亡”：“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是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安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知识分子需要在这种永远无法“抵达”的流亡心态中以批判的方式成就自我。对于传媒知识分子而言，能不能经受住各种各样的诱惑，能不能始终以一个“边缘人”的姿态对权力提出质疑，是至关重要的。遗憾的是，现实的情况是传媒知识分子努力走向“主流”、热衷于炮制廉价的轰动与快乐。
　　褚金勇：与知识分子批判意识丧失相对应的，是当代传媒的公共性关怀的弱化。“公共”媒体，是现在最缺少的。这里所说的“公共”并不是指一种纯数量上的所谓“大多数人”，而是指媒介的公共

立场。“五四”时期的传媒人不但充当了知识导师，更担当了精神领袖这一角色。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之所以舆论打头、学问在后，“学说之所以可贵，不过为他能够救济一社会、一时代弊害昭著的思想或制度”，不能“把学说当作装饰品”。因此，他们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精神，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中国现代性的到来廓清了舆论道路，也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启蒙威力。那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批判立场与刊物的公共性关怀是相得益彰的，而当代传媒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公共性的关怀。
　　张 剑：要想传媒良性发展，国家、政府还应加强在政策上的引导。毕竟在商业社会媒体竞争还存在着无序性，媒介的伦理也需要加强监督。完善的传媒制度是知识分子、传媒、思想传播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有力保障。前不久广电总局限娱令的出台曾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姑论其合理与否，争议有多大，起码说明了政府注意行使这方面的职能，只是在行驶职能的过程中要注意改变方式，比如说不要采取什么“禁”“限”的硬性规定，而采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说法；不要总是在问题已经产生之后才去解决，而是形成一种预防机制等等。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在网络热点事件诸如佛山“小悦悦”中，媒体对道德滑坡的谴责、对“传递温暖”的提倡也体现出了媒体的公共性。对于政府而言，如何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有效地引导媒体、防范媒体的负面影响，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张宝明：是的，重构媒体公共性，我们不但要重唤知识分子的公共意识，也要呼唤政府对媒体政策的改革。实际上，当下出台的各种媒体政策，诸如限娱令、限广令、公共频道的开设等，都表现出政府其实也在积极地探索重建媒体的公共性问题。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当然，媒体公共性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理论探讨到具体实践上，都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但愿这个对话能引发研究者对传媒与启蒙问题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