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北京南堂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从建立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的存在见证了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是中西文化沟通的窗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北京；南堂；天主教

　　北京南堂又称宣武门教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堂,其自建立之后又经历了首次扩建和二次重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回顾北京南堂的建立、扩建及重建的过程,论述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1 南堂的建立、扩建和重建 　　
　　1.1 南堂的建立
　　回顾南堂的历史,要从天主教传入中国开始。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澳门,1584年获准与罗明坚神甫入居广东肇庆,由此开始进中国内地传教,之后不久利玛窦认识到，“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允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那么,将来传教要得不到保障,也就甚不能成就”,“假使我们求得了这种许可,便可以在短时期内,有几百万人归化圣教”，基于这种认识,利玛窦想方设法试图进入北京。当时主管中国和日本教区的视察员范礼安也看到,“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受,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因此他要求利玛窦“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基于这种种认识,1598年9月利玛窦第一次到达北京。但当时中国仍和日本交战,北京气氛紧张,对来华的外国人疑惧很大。利玛窦在北京停留了一个月,无法觐见万历皇帝,被迫南返。wwW.11665.COm直到1601年1月8日(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神宗批复给马堂关于利玛窦一行入京进贡的奏疏道：“方物解进,玛窦伴送入京”。公元1601年1月24日,承担着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几代传教士梦想的利玛窦一行终于带着他们的贡品第二次进入北京。
　　到北京之初,他们在“城厢的一座太监的府邸里下榻”,他们的贡品由宦官马堂呈送进紫禁城。万历皇帝对他们进奉的自鸣钟爱不释手,并准利玛窦等人住在京城,允许他们在北京城租赁住房。利玛窦致信罗马教廷：“(皇上)恩准我与四同伴居留京师……在中国获此特恩,颇不容易。而这特恩为我等传教事业非常有利。因为蒙准居住北京,获得皇上恩赐生活费一事,在中国社会中甚受重视……有诵经及行动的自由。”在北京的最初五年,他们一直住在租赁房子,“搬家很花钱,又找不到一个合适修建教堂的地方……手头又没有资金可以购买一所大的房子……”
　　直到1605年8月,利玛窦神甫“听说有一所房子出售,地点很合适,几乎是在城区的中心,面积很大,价钱合理……几个朋友被请来商量……还凑足了进行这笔交易的钱。8月27日,神甫们迁入他们的新居。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建一间漂亮宽阔的礼拜堂……后来又加盖了三间房作为顶层,底层也增盖了三间”。自此,他们在北京建立了第一所正式的教堂——南堂。从此他们有了固定居所,在北京的传教中心终于建立起来,在1608年8月22日利玛窦神甫给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甫的信中写道“我们新近购置这所宅院,靠近顺城门,大小房间四十,十分宽敞,方便接见客人,”喜悦之情尽显。
　　1.2 南堂首次扩建
　　自南堂建立后,利玛窦一行的传教事业发展很快,来南堂参观的人还有教士内部人数都不断增加,于是计划扩建南堂,扩建之资主要来自教友捐助,熊三拔在一信中提到：“李氏(李之藻)曾立有遗嘱,给利氏捐白银四十两,以建筑北京圣堂之用,不久前还捐献过十两,他为教友们立了好榜样,圣堂得以兴建。原来的太小,是坐落于房舍之中。利神甫委托我负责建筑工程,托天主之福,用了二十天工夫,把主要的部分建妥,相当美观。”南堂顺利扩建,经过这次扩建,南堂有了礼拜堂。对于这个时期的南堂,《帝京景物略》记载：“邸左建天主堂,堂制狭长,上如覆幔,傍绮疏,藻绘诡异,其国藻也。供耶稣像其上……”
　　南堂这次扩建后的规模持续了40年,在此之间,南堂经历了南京教案爆发,波及北京,在京耶稣会士俱归澳门,南堂被封禁。直到1629年徐光启授命主持开局修历,举荐一些传教士辅助修历,南堂又成为传教士住所。1630年,汤若望在徐光启的举荐下被调进京城,任职历局,1640年成为北京耶稣会传教区的区长。明清交替,汤若望坚守南堂。
　　1.3 二次重建至今
　　1650年,汤若望在顺治皇帝和孝庄皇太后支持下扩建南堂。顺治帝又赐给汤若望一块空地,准建天主堂,并赐银一千万两作为建堂之资：“上赐汤若望宣武门内天主堂侧隙地一方,以资重建圣堂。孝庄皇太后颁赐银两。亲王官绅等宜相率捐助。若望遂鸠工兴建。”新建教堂为典型巴洛克式样建筑,“大教堂之旁,又建一座小教堂,专供妇女会聚学习教义之用”。
　　这次重建历时两年,汤若望曾撰写中、拉两种文字《建堂碑记》刻于大门门额上的大理石以记录重建工程。顺治皇帝为新南堂题“钦崇天道”四字匾额,“命礼部尚书于孔子六十六代孙衍圣公,行大礼,斋送到天主堂内,敬谨悬挂”,后再书“通玄佳境”匾额,赠与天主堂。顺治十年又撰写了《天主堂碑记》。顺治十四年书“通微佳境”门额和御制天主堂碑铭,并多次到南堂巡视。康熙三年汤若望被杨光先参劾入狱,南堂也一度被毁,获释出狱后于1666年在南堂去世,康熙帝亲政后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并将南堂归还天主教,并于康熙十四年亲临南堂看望南怀仁和传教士,为南堂御题“万有真原”和“敬天”匾额。后来南堂在两次地震中破坏严重,康熙皇帝特赐南堂国库银十万两,命南堂重建大堂。重建之后,康熙皇帝题：“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意,聿昭拯济大权衡”的长联,门额“天文历法,可传永久”,堂中匾额“密合天行,尽善尽美”,后厅匾额“声清气和”和对联“云从高处望,琴向静中弹”。乾隆四十年二月,南堂不慎失火,顺治和康熙皇帝为南堂所题长联和匾额均遭毁坏,乾隆皇帝又特赐白银万两,敕令南堂照康熙旧制重建,不久南堂又恢复旧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康熙直至雍正、乾隆、嘉庆禁教时期,南堂仍然归传教士居住。道光年间,由于南堂传教士偷贩鸦片,清政府查封了南堂,将其宅院拆毁变卖,只剩一座空教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依据中法《北京条约》将南堂启封。法军将其重新修葺开堂。后来南堂遭到义和团民的焚毁。八国联军进攻,清政府被迫签《辛丑条约》,外国传教士用庚子赔款重新修建南堂,光绪三十年建成。新中国成立之后,南堂成为中国天主教徒自己的教堂,如今,已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 南堂的历史地位 　　
　　北京南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是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播历程的见证者,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其自建立就是传教士开展教务的中心场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为中国带来新奇的西方科技和艺术的同时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促进了中西双方的文化交流。
　　首先,南堂是西方科学进入中国的窗口。利玛窦作为来中国的第一个西学代表人,第一次正式向中国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技,他与徐光启共同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科学史上有重要位置,梁启超称其为“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此外,利玛窦还与徐光启合作而成《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撰《同文算指》、《圜容较义》,并独自撰写《乾坤体义》等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这些书籍除了在中国广为流传还影响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天文学方面,李之藻在呈给万历皇帝的奏疏《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中提及西学中“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凡十四事”,其中包括地圆之说、推算七大行星直径的方法、日月交食的成因及计算的方法、纬度一度的距离等。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刻印世界地图,庞迪我测量广州至北京的各个城市的纬度。在水利方面,徐光启与熊三拔合写《泰西水法》介绍提水工具和修建水库储水方法。通过南堂和传教士,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水利学、地理学等进入中国,促进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次,教堂促进了中学西进。西方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过程中,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教,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的文化典籍,将中国的经典名著翻译成本国文字。利玛窦就曾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寄回国去。康熙年间传教士将《大学》、《论语》译成西文出版,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的《中国哲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古代哲学思想,中国的医药学也被传教士传到西方。南堂及后来在北京建起的北堂、东堂和西堂等,一起见证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
　　
　　3 结 论 　　
　　北京宣武门教堂只是历史上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的许许多多的教堂中的一座,与中国土地上的所有天主教堂一起,构成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余三乐所说：“历尽沧桑的北京的几座天主教堂,像历史老人一样,见证了那个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同时也见证了两种文明冲突与碰撞的悲剧。北京天主教堂的历史,也就是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天主教发展与挫折和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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