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哈特　非物质劳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　传统断裂
　　论文摘要：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两方面: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
    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一书的出版，在西方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创立的非物质劳动论，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困境的超越，在一定程度上使左派摆脱了政治迷茫，在斗争低迷的当今世界重又唤起了革命希望。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曾顺次出现了分别以农业和原材料的开垦业、工业和耐用品的生产以及服务业和信息业占据着经济主导地位的三种不同的经济范式。与之相对应，也顺次出现过三种从事各个主导产业的处于主导地位的劳动形式，用他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分别存在三种劳动“霸权”，即农业劳动霸权、工业劳动霸权和非物质性劳动霸权。WWW.11665.COM当前正经历着的是从第二种经济范式到第三种经济范式转换的经济的后现代化或信息化过程，在此过程中生产服务与信息的非物质劳动取代工业生产而获得霸权。
    他们所谓的在当代处于霸权地位的非物质劳动，“即生产一种非物质商品，如一种服务，一个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的劳动。”哈特和奈格里之所以引用这一新概念，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传统的称谓如服务业、智力劳动及认知劳动都指向非物质性劳动的某些方面，但都没有抓住其全体。”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非物质劳动不应仅指编程、技术发明和产品设计等智力劳动，而且还包括服务经济中的情感和交往活动。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将非物质劳动区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融合在大工业和生产过程中的智能化和信息化活动，是一种混杂有物质劳动的非物质劳动，包括程序设计、标准制定、技术支持等活动:第二类是带有创造性和符号性任务(如生产思想、规范、语言、形象等)的非物质劳动，它包括广告业、影视业、出版业和网络业等，它所生产的不是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而是直接生产意义本身;第三类是涉及到情感的生产和控制的非物质劳动，是从事情感经济或服务业，如法律援助、服务、教育等的劳动，是一种需要人际交往的劳动。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正是这三种劳动使服务部门处于信息经济的顶端，并进而成为全球化的后现代化的动力。
    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有别于其他劳动形式的根本特征表现在合作内在于劳动本身。劳动力增值的可能性是由其合作性力量提供的，传统的被视作“可变资本”的劳动的合作需要资本这一“他者”来对其进行激发和凝聚。与之相反，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本身，“非物质劳动直接涉及到社会的互动与合作。换而言之，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不是由外界强加或组织;毋宁说，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非物质劳动与合作互为前提和结果。尽管为了能够提供价值，作为非物质劳动之生产工具的大脑和身体仍需要“他者”，但是，这一“他者”已不再是像曾经的资本及其协调生产的能力那样的支配“他者”。
    具有如此特性的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在当代经济领域，尽管从事非物质劳动的人数与其他经济部门的从业人数相比，并不占多数，其价值产出的百分比也要少于其他生产部门，并且不均衡地主要分布于那些主导国家，但在以下两个方面非物质劳动展示了其威力。

    首先，非物质劳动的霸权转化了其他劳动方式并使它们日益向其趋同。正像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与其他的劳动霸权一样，非物质劳动“这一霸权形态犹如一个漩涡，逐渐地使其他的形态也获得了它的中心性质。霸权形态不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而是表现在它能对其他的形态施加影响使之改变。”非物质劳动的转化能力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工业方面，通过将通讯技术整合到现有工业生产过程中，实现了工业生产的信息化，将有着稳定的长期雇用关系的福特制的工业生产转化为以灵活性、流动性和不稳定的劳动关系为特征的后福特制的工业生产;在农业方面，通过作为非物质劳动之产品的信息技术对农业的渗透，使其也实现了信息化，新的技能和技术使得农业生产由大规模的生产方式向专门化、小规模的生产方式转变。
    其次，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对劳动进行了重新分工。从全球的视角看，后现代化和信息化的不均衡发展，使全球经济产生了等次划分。随着主导国家经济的工业生产的没落及其向信息化和服务业的转化，它们将相对低效值工业生产输送到了从属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生产从属于不同的工业阶段，而不过是同一阶段的不同生产等级而已。
    非物质劳动霸权的出现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自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出现了明显的断裂—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的双重断裂。
    卢卡奇从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出发，结合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提出了他自己的物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商品关系不仅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并被物所遮蔽，而且还致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与人相对立”。因而生产领域非但不再包含革命的潜能和动力，发生于其中技术的革新和劳动方式的演进反倒蜕变成为资本主义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针对社会被普遍物化的现实，卢卡奇提出的救治方案是:在具备觉醒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对马克思的总体性范畴的精确把握以及作为物质力量的革命实践三个条件下，回到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核心—“总体性”上去。至此，马克思主义传统就开始出现了技术与政治的断裂，理论热点就由对资本主义技术进步和新的劳动形式革新的推崇转向对其进行批判，从而资本主义批判就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了哲学批判，由此开启了试图从生产和劳动领域之外去寻找革命潜能和解放理想的传统。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通过合理化原则在生产工具系统的应用，“致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奴役，而且直接受到生产力的奴役。因而，活劳动在财富生产和主体生产上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劳动解放的乌托邦也不再成为人类解放所需要的主体性和团结意识。”因此，必须摈弃劳动乌托邦。这样，对马克思劳动解放的乌托邦的背弃以及合理化的分工和合理的计算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应用，导致了用以沟通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之桥梁和纽带的丧失，“致使作为人类基本活动的劳动无法包含人类交往共同体所需要的价值和规范条件，强制劳动和机械的生产也同样不能为作为人类自我实现之基本条件的自由和无强制的交往提供任何现实基础。”同时，物化还通过对伦理领域侵蚀，致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支离破碎，从而变成整个社会的统一的意识结构。这样，劳动就与交往及价值之间失去了联系。
    在一定意义上，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对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的双重断裂进行克服所作的努力。哈贝马斯赞同卢卡奇关于劳动乌托邦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既然劳动解放的乌托邦已经失去了现实基础，也就意味着劳动乌托邦的终结，“乌托邦的重点已经从劳动概念转向交往概念。”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认为，体系与生活世界构成了社会的二元解释架构。在合理化的社会中，二者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一方面，体系为生活世界提供物质支撑，生活世界则是体系的意义源泉;另一方面，二者因基本原则、媒介工具、理性旨向和分化过程的差异性而保持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它们在各自的领域中独自发挥作用。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破坏了它们之间应有的平衡，其强势的、高度发达的系统错误地将适用于自身之中的工具理性的标准以及其自身的金钱、权力媒介应用于生活世界，致使体系获得了对生活世界的优势地位，并且逐渐占据了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地位，从而导致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要解决生活世界的危机，就必须使生活世界合理化，首先而尤其重要的是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但在哈贝马斯看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基础的“社会劳动”表征的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是属于系统范畴的一种目的行为，它的进步和发展并不必然趋向于导致交往的合理化。因而要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使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推崇的人类生产和劳动活动领城的技术合理性与他所追求的人类真正解放相关联，就应放弃劳动乌托邦和生产主义理论范式，转向以主体间相互理解和沟通的交往理论。这样，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就摈弃了劳动乌托邦，并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地。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弃的根据在于，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没能克服社会中存在着的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的对立，甚至其本身就存在着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的割裂。从这一意义上可将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视作是对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矫正，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断裂进行弥合，进而使之摆脱了理论困境。
    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构建的非物质劳动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动和交往的对立，重建了劳动范式与交往范式之间以及劳动与价值之间的内在联系。非物质劳动的出现在导致了生产过程和场所的去中心化的同时，不但使劳动时间与娱乐、生产时间之间的区分趋于模糊，还使生产与服务之间不再清晰可辨，生产趋于服务化。在他们看来，与福特制生产方式不同，“今天的生产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更多是社会意义上的生产—不仅生产物质产品，而且生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相互关系和生命形式。”哈特和奈格里指出，后福特制的“非物质劳动的霸权有助于将生产的组织由流水线的线性关系转变为网络分布结构的无数的、不确定的关系。信息、沟通和合作成为生产的规范，而网络成为它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生产的技术系统与它的社会组成紧密地达到一致:一边是技术的网络，一边是从事着生产的(作者校，原文译作‘工作的’)社会主体的合作。”换言之，非物质劳动转变了生产组织结构，使生产的技术系统和它被应用于其中的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非物质劳动这种劳动形式不再使劳动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物质生产领域，而且渗人到交往领域和主体生产领域。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非物质劳动最根本的特征是合作内在于劳动本身，在非物质劳动循环中，合作和交往不但是非物质劳动的必要前提和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其实质性的结果，“非物质劳动的关键特征的确就是创造交际、社会关系和合作。”同时，哈特和奈格里利用非物质劳动把劳动和价值直接联系起来。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非物质劳动完全沉浸于身体和大脑之中，合作内在于劳动本身，它的增值过程不再需要资本这一“他者”进行组织和协调。这样，劳动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资本限制，不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价值直接得以实现。由此，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不只是剩余价值、劳动产品的生产，同时还通过其内在性的合作，进行着价值体系、社会关系和主体性的生产。

    另一方面，哈特和奈格里构建的非物质劳动论在技术与政治之间建立起了积极的联系，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之间的断裂。非物质劳动是一种具有互动合作性的劳动，它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劳动社会化的急剧扩张，要求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更加密切的、内在化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协作和交流，这就对劳动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个人素质和协调能力，并使之在其中得以锻炼。在这一意义上，非物质劳动所从事的是劳动主体本身的生产，后现代或信息化标志着人类塑造的一种新模式，意即一种塑造新的革命主体的新模式。同时，非物质劳动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的生产，标志着这一享有特权的领域去神圣化，成为了“大众知识分子”的领域。这一变革意义极其深远，正如莫利兹奥·拉扎拉托所说，它“已经不只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生产组织—的组成、管理与调控，而且也更深人地改造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不仅如此，非物质劳动在从事着主体性生产的同时，还生产着社会本身，生产着生产者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关系。从作为其产品的劳动本身的角度看，它一出来往往就是具有社会化和普遍性的，并直接扩大了我们共同享有的领域。这样，由此而致的共同基础的不断建立和生产的信息化导致了劳动的均质化，以及计算机化导致的体脑劳动的日益趋同，促成了有别于传统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民众(multitude)这一新的劳动者的自治政治组织的形成。由此观之，非物质劳动本身就已经蕴涵着人类新的相互关系形式和主体自由的积极条件，它在其创造性能量的表达中似乎为一种自发的、初级的共产主义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之一。
    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所出现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分裂所产生的传统断裂，导致了其人类解放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无法建立积极联系，由此使之陷人要么重新拥抱乌托邦，重拾毫无根基的、应然的人类解放的政治口号，要么退回到书房，沉浸在脱离于日常生活、游离于劳动生产领域之外的纯粹的理论研究中去创生革命动力的潜能的两难抉择之中。正是非物质劳动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与政治、劳动与价值和交往之间的双重断裂，并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人类解放的理想不能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条件建立积极联系的理论困境。
    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的理论意义体现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它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将非物质劳动置于帝国形成之经济基础的重要地位，恢复了对技术和生产发展所包含的人类解放潜能的信任，从而恢复了在劳动生产领域挖掘革命潜能和动力的传统，恢复了正确的革命理论方向。正如齐泽克对此所作的评价:“他们揭示了存在于今日‘涡轮式资本主义’中的矛盾本质，并力图在这一资本主义动力系统中寻找革命的潜能，这是值得称道的。”
    其次，它恢复了劳动的价值创造之核心以及交往合作之源泉的重要地位，为我们的政治实践指明了方向，为革命主体锻造及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形成进行了理论论证。通过日常的劳动实践，革命的主体在创造人类解放所需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其中得以形成与锻炼。同时，在这一日益社会化的劳动过程中，革命的主体通过广泛的交往，使更有利于革命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得以形成。
    然而，通过对这一理论更深一步的探究，我们还注意到了如下问题:
    其一，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意识到了网络化生产在使生产过程和场所去中心化的同时，也导致了控制的中心化，但他们对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的集权与其对劳动主体及生产组织的影响未作更深一步的探究。
    其二，哈特和奈格里也承认在非物质劳动中剥削的存在，并且也意识到了它随着网络的流通而普遍化的趋势，但他们既没有给出消灭甚至缓解这一趋势的方案和措施，也没有论证剥削在普遍到某一点会突然地消失(也许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作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条件和标志之一的剥削越来越普遍的存在，何以实现人类解放?
    尽管如此，哈特和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论对非物质劳动这一劳动形式的探究，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把握仍不失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理论，对我们的理论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