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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研究

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研究

  八十年前,即上一世纪的30年代,陈翰笙率领一批青年学人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历时六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通过对大量确凿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们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陈翰笙为什么要做大规模的中国农村调查?何以能科学地成功地进行调查,何以能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做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笔者在上一世纪80年代聆听过陈翰笙关于个人历史的几次讲述,近又阅读了他的自述和有关农村调查的文献资料,撰写成本文:从陈翰笙的学术经历和革命历程说起,概述当年大规模农村调查研究的经过,并特意简要介绍他在晚年所作的两项很有价值的后续工作。
  留学九年 北大教授
  陈翰笙(1897~2004)幼年在无锡东林小学、长沙的明德中学和雅礼学校读书。1915年,18岁时他抱着“科学救国”的志向赴美国勤工俭学。曾攻读生物学和地质学,皆因视力太差而未能继续,但他英文学得很好,记忆力尤其好,就改学历史,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卫斯特加德教授。
  192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历史系,随即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当助教,边工作边学习。他认真研究了美国的宪法及其历史,并学习德文和法文,为了解俄国的革命,还学了俄文。他身在外国,心念祖国,为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努力搜集资料写成专题论文《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哈佛大学学习欧洲史,准备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波士顿生活费用昂贵,而德国马克贬值,物价低廉,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于 1922年转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 一面学习世界经济, 一面研究欧洲历史。WWw.11665.CoM在三位德国同学的帮助下,他用德文写出论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使节会议》,于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
  1924年4月,陈翰笙应当时正在德国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之聘,回到祖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并在法学系讲授美国宪法史。当年,他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然而他的学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则是众所称道的。例如,他于1924年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引证的书刊多达五十多种,而阅读过的材料则在百种以上。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立论有据,总是掷地有声,令人折服。
  陈翰笙曾为自己的一张照片题写:“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资料,或未经缜密的分析,决不可以轻易下结论。”他从来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
  李大钊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
  1924~1927年间,北京大学人才云集,思想活跃,各种社会思潮并存。陈翰笙十分关心国家的命运,却一时看不清中国的前途和出路何在。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觉得共产党的主张不错,想加入共产党。李大钊则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最好先加入国民党吧。于1925年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这之后,他围绕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大事,他为共产国际在柏林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周刊投寄和发表过几十篇文稿。1926年,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介绍他加入第三国际(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经李大钊介绍,陈翰笙结识了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思想上受其影响,开始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对照德文原本和俄文译本仔细阅读,哪一章哪一节,甚至哪一页上讲什么都能背下来。他常与格里涅维奇一起认真讨论,一谈就是大半天,有时谈到深夜。他对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很是赞佩,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史的解释确有独到之处。
  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1927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蔡和森约陈翰笙会面,长谈了一个通宵。他们谈论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怎样革命等问题。蔡和森向他介绍了广东海丰、陆丰的农民运动,劝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翻身问题。这次谈话引起他对农民运动的关注,意识到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使他萌发了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的志趣。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陈翰笙处境危险。在朋友们的掩护下,他和夫人顾淑型去了苏联,到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开始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俩在研究所里是仅有的中国人。
  对于这个研究所,陈翰笙曾有这样的回忆:“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是大学毕业的,而且都没有做过研究工作,十之八九是被安插进来的一般干部,有的不过是中学程度。同我一起研究中国农民运动的几个人,都喜欢辩论,但都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喜欢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依据。”“我觉得当时莫斯科盛行一种学风:谁能背诵经典著作辩论起来就占上风,不习惯实事求是,根据历史事实,刻苦钻研,我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学风深为反感,对他们任意把那些不适合做研究工作的一般干部安插到研究机关来的办法,非常惊奇。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作风很不踏实,没有积累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当时担任研究所东方部部长的研究员马季亚尔,是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权威人物,曾于1926年到过中国,当时正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陈翰笙与马季亚尔的观点就迥然不同,发生过多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指出,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如烟草、丝、麻等,只是商业资本,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马季亚尔却武断地说:资本就是资本,没有什么工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区别。陈翰笙不客气地对马季亚尔说:“还是请你读读《资本论》吧!”
  在莫斯科的这场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在共产国际、苏联理论界以及中国国内、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于1928年在莫斯科出版,更将这场争论引向高潮。
  通过争论,陈翰笙深感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就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这使他急于想返回祖国,下决心要对中国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1928年5月,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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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模空前的农村调查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陈翰笙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蔡元培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放手让陈翰笙主持所的业务研究,并为他排除干扰,支持他开展社会调查。原先研究所仅二十来人,什么资料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陈翰笙认为,要办研究所,第一要有得力的研究人员;第二要有充足的文献资料。他不重资历,不凭关系,对愿意来干的青年,先经过一两个月试用,确实能干,就上报院部,正式聘用。不久,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同时他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用于社会调查和订阅大量报刊,还雇用了剪报人员。
  中国地域广阔,陈翰笙选择江南、河北和岭南三个地区的农村做深入调查。他说,如果我们能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就不难窥其梗概。
  调查是从江苏无锡开始的,因为这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最快的地方典型。陈翰笙组织了一个45人的调查团,分四个组,由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和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前先学习《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如地租理论等),精心设计调查方案和调查表格。从1929年 7月至10月,调查了无锡地区55个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并对22个自然村,1204个农户,作挨户访谈,详细记录,发出40多种表格,获得2000多个数据。
  1930年5月至8月,他组织了由66人组成的调查团,到河北保定这一自耕农最多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地区进行调查,通过对 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1773个农户的详细调查,取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
  1933年月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先后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了调查。并用一个半月时间在番禺的10个代表村中调查了1209个农户。同时还对50个县335个村进行了通信调查。
  在这一期间,他于1929年夏还组织调查团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了解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和热河的农民如何为天灾人祸所逼而逃生至东北的情况,以了解北方农村经济,记录了大批农村“难民”的凄惨生活。
  为了解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草地区的烟农生活,陈翰笙选定英美烟草公司这个国际托拉斯为典型,于1933年带领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的烟草种植区,对该公司在我国农村的剥削活动做了持续两年的实地调查。
  陈翰笙曾回忆当年到农村作实地调查时的情况,工作是非常艰辛的,遇到过许多障碍,特别是农民对调查团存有怀疑,以为是地主绅士的“脚客”(即跑腿的)来了,担心来者不怀好意,是来抽丁加税的。有的农户闭门不见,有的农户把调查人员打骂出来。调查团常请村民们所尊敬的教书先生帮忙解释,有时还要对“地保”进行拉拢。总之,想方设法消除农民的疑虑,以了解到确凿可靠的情况。
  1933年,陈翰笙与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曾超过五百人。陈翰笙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吴觉农为常务副主席。研究会继续开展农村调查,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蔡元培题写刊名,薛暮桥担任主编,钱俊瑞撰写发刊词),登载了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
  曾经载入史册的重大贡献
  陈翰笙所主持的历时六年的中国农村调查,运用了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真实情况,通过缜密分析,对我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陈翰笙身为农村调查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不但尽力参加调查,而且亲自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其中有些著作是在国外用英文写成的)。诸如:1929年的《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30年的《关于保定农村调查的一些认识》、《山西的农田价格》、《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国的田地问题》;1931年的《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中国的农村研究》;1932年的《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1933年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破产中的关中贫农》;1934年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广东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1936年的《中国南方农业问题》;1940年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1年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目前的中国农村》;1942年的《利贷资本与手工业》;1943年的《广西工业的前途》;1944年的《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1945年的《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1946年的《中国五大独占集团》;1948年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等等。这些论著用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改革,以及中国如何工业化等。陈翰笙的大量论著在国内、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5年9月28日,在庆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祝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会议上,胡绳同志的讲话题目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说:“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程度,与这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深深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对农村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1933年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团结和培育了一批研究工作者,当年参加研究会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的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所说:“我是陈翰老的学生,我和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很多同志都是在陈翰老的指引下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专门提到了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103页。)
  晚年的两项后续工作
  1972年,陈翰笙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时他已年逾75岁,因患青光眼未得及时治疗而双眼几近失明。然而,为追回被“文革”耽误了的时间,他精神焕发,分秒必争,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担了许多学术任务,如接替吴晗担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任北大兼职教授指导研究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农业经济、南亚、世界历史和社会科学情报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等等。与此同时,他继过去的中国农村调查,又完成了以下两项重头工作:
  (一)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解放前研讨农村经济问题的许多旧著已很难找到,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陈翰笙提出建议: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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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系统地选编一部农村经济文献资料集,书名就叫《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内容包括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内,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文件和法令,党的领导同志、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学家有关农村经济的重要论著,以及农村调查、农村实况报导、通讯等。中国展望出版社积极采纳了这一建议。
  陈翰笙与薛暮桥、冯和法合作编辑这部文集时,组织人力在全国搜集材料近五百万字,经反复研究精选成三辑,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分别于1985、1987、1989年出版。这部《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以大量史实、数据和事例,真实地再现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历史,对于中国革命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陈翰笙早年在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时,就注意到那里大多是侨乡。由于生活所迫,广东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男性农民不得不流落海外,广大侨眷只好靠侨汇度日,一旦侨民失业或遇不测,侨眷就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甚至卖儿卖女以求生存。1932年冬,陈翰笙在广州美国领事馆看到有关出国华工的档案,其中有美国和其他国家商船把中国苦力一批批贩运到海外当奴隶的真实记述。了解到广大华工的深重灾难,激起他的悲愤,他很想深入研究华工问题,但苦于工作太忙而未能进行。
  “文革”中,广大爱国归侨被视为“异己”,因所谓“海外关系”而受到排斥甚至惨遭迫害。看到这种情况,陈翰笙更加坚定了要研究华工出国史的决心。1972年,他着手这项研究工作,从搜集资料做起。他请卢文迪、彭家礼、陈泽宪同志帮忙,一同编辑《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汇编》共分十辑,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钦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档》等资料中辑录出来有关华工出国情况的官方文献。第二辑为《英国议会文件选译》。第三辑为《美国官方文件选译》。这三辑互相印证,可全面了解中外反动统治势力贩卖我国人口的罪行(在外文档案、书刊中把从事奴隶劳动的华工称为“苦力”,在我国档案中常被称为“猪仔”)。第四辑《关于华工出国的中外综合性著作》,辑录了一些中外人士著作、日记中有关华工、华侨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到华工的苦难和他们对侨居地的贡献,了解华侨社会的形成过程。第五辑至第十辑分别辑录了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和加拿大、大洋洲、非洲和欧洲的华工史料,说明出国华工遍布全世界,为世界各地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血汗,甚至生命。
  陈翰笙于1979年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猪仔”出洋——700万华工是怎样被拐骗出国的》一文,这是一篇对华工出国史的血泪控诉。文章说明成千累万的华工被掠骗到国外当奴隶这一历史现象,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向东方侵略扩张、残酷奴役落后国家人民的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缓慢解体到濒于崩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正是这两种社会一长一消的时代产物。
  三百多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以后,受到学界好评,被认为是研究华工史或华侨史的拓荒性、基础性工作。
  2010年3月8日在美国洛杉矶市的长青公墓为“华人遗骨”纪念墙揭幕,以纪念19世纪修筑美国太平洋铁路时遇难的3000多名华人劳工。2010年4月24日在比利时伊普尔城开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馆里,展现了“华工军团”的令人震撼的事迹。在法国巴黎也建有在一战期间献出了生命的三千华工的纪念碑。
  陈翰笙曾明确指出:“华侨的历史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以上这些纪念华工的世界性活动,证实了陈翰笙的这一论断,证实了出国华工对推动世界历史的艰辛付出和卓越奉献。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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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孙小礼 [标签: 陈翰 中国 中国 陈翰 中国 市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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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陈翰笙有关中国农村研究的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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