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理论解析

　　“异化”在近代西方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意为事物向对立面转化。德国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分别从“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宗教”等意义上引入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一个具有辩证法思想的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自己创造的某种东西，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了人自身。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用以说明“劳动异化”现象，即劳动者创造了资本（财富），但是反过来却要受到自己创造的东西——资本的控制。以此来审视，人类创造的文化以某种方式奴役并控制人类自身，便是文化的异化。《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劳动实践这一人类本真的存在展开了丰富和深邃的文化异化的思想，我们应该好好去探究。
　　一、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对“文化异化”问题的阐释，是从对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寻开始的。而对人的本质与对文化的理解是一个相互制约、互为认证的过程。“在马克思之前，哲学家只承认理性或精神是人的本质，所以他们只能把纯粹的精神产品、理性产品理解为文化，也只能在这种狭窄的文化视野中观照和展开人的本质。WwW.11665.CoM”[1]马克思则扩展了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把“实践”纳入人的本质和文化思考之中，从而超出了把精神产品视为唯一文化产品的狭隘观念，大大拓展了文化的视域。
　　（一）从人与劳动实践的关系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中探寻文化的起源。马克思在手稿中没有直接界定文化，但在对世界进行的划分中，把文化作为一个特殊的类划分出来。被马克思加以区分的世界，即自然界、人、“人化的自然”。手稿中，马克思首先肯定了人与自然一体的状况，把自然称之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而在经过改造之后，自然界就“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
　　马克思不只是从结果来看人的创造，而且还注意到活动本身的意义，即“这种生产是人能动的类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活方式，这样，从过程到结果，一种有别于自然的文化形式得以显现出来。马克思讲的“生产”和“改造对象世界”，无疑都是指劳动实践——人所特有的活动。马克思通过“劳动”，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形成了对文化研究的唯物史观的视野。
　　（二）文化的本质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马克思是在人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中理解文化的本质的。文化形成的过程即是人对自然进行改造的过程，同时，人在这个过程中证明了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能够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使人由自在的生理需求者提升为自为的创造主体，如手稿中所说，“劳动是……人的自为的生成”[2]163。马克思继而通过“两个尺度”指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了新的变化，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形式说，人的自然属性都在长期“人化”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新质。人在劳动中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在劳动成果中体验着快乐与自由，因此，马克思说，“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对象化都是必要的”[2]126。文化的必要性也从人的提升的角度得到确认。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形式，一方面创造着人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创造着人本身，人创造文化的同时，文化也在塑造着人。可见，马克思把文化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成是劳动的外化。所以其异化劳动的理论也理应蕴含着“文化异化”思想。
　　二、马克思“文化异化”思想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劳动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的本质特征。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实践却背离了人的本质，劳动沦为一种与人的本质相异化的力量。物质世界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带来精神文化世界的本末倒置。在《手稿》中，马克思从批判现实的劳动异化和人本质异化的状况，进而上升为对文化异化的批判。
　　（一）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却成为束缚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手稿中，马克思说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3]52从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的关系而言，本来，劳动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发挥形式。只有在劳动中，人才能与对象建立关系，人才能把自己的本质力量表现出来。从人所获得的自我肯定和欢乐而言，劳动是一个重要的来源。但是，在私有制的形式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并不能得到物质财富的满足，而是遭受从物质到文化的摧残，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带给工人的却是物质的赤贫和精神的匮乏。这样，在本质上，“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反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就是自我异化”[2]951。文化作为人的创造物，成为反过来压迫工人、束缚工人的精神和创造的异己力量。
　　（二）文化作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却成为个人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这是从劳动者与自己所应该具有的人的类本质的关系而言。所谓“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马克思在手稿中讲人作为“类存在物”时，强调的正是人的基本机能，即劳动行为。马克思在对比人与动物时指出：“在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过程中，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的生活，因而生产劳动实际地证明了人是“类存在物”。但是，在异化劳动中，由于“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取了他的类生活”，“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

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2]97。结果，“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2]94。这样，劳动本来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异化使之成为仅仅维持生存的手段。由于人只剩下动物性的生存，“人的类本质”也就丧失了。

　　（三）文化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却使人沦为物的奴隶。马克思认为，文化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确证，“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3]87。文化创造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通过文化创造活动，人们能够获得自我肯定的欢乐，可是在私有制条件下，所有人，包括工人和资本家都沦为物的奴隶，也就是沦为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奴隶。如果说工人是因为自己创造的劳动产品被剥夺而被异化，那么资本家则是因为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成果，“不劳而获”而异化，“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3]87。在资本主义社会，穷人疲于奔命无力欣赏美，富人穷于享乐无心欣赏美，这种文化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对人的能力的抵制和瓦解。物质至上的文化成为人们自我发展的桎梏，人丧失了价值理念和价值追求，成为随波逐流的流浪者，成为物的奴隶。
　　三、“文化异化”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并非只停留在对异化现象的描述和批判上，他继续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劳动，使文化发生了异化。在手稿中，马克思追问：“我们已经承认劳动异化、劳动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3]63
　　（一）文化异化的社会原因——强制性、固定化的社会分工。马克思认为，首先，强制性的分工是导致异化的直接根源，“也就是说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86。分工的不同使得每个人的活动就不同，这些活动联合起来产生统治人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于分工的程度不同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同，所以形式也不同，以前是政治权力，后来是神权，现在又是资本的力量，但是无论是哪种力量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反而支配人的行为意识使人们盲目的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着自己，相对应的就产生了对宗教、权利、金钱的追逐。其次，马克思还认为固定化分工导致劳动的异化。“当分工出现后，这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推动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4]85分工的出现使得一定的人只能从事一定的、专门的社会生产；与此同时，个体从事一定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全部需求，因而只能让渡自己创造出的社会产品的所有权，而通过与别人交换得到自己所需的产品。因而，分工的强制性和固定化必然带来工人与生产资料以及劳动产品的分离，造成人性的消解和人的片面发展，最终导致了异化的产生。
　　（二）文化异化的制度根源——私有制及资本对文化的统治。如果说固定化的分工从生产力的层面上指示了异化产生的根本原因，那么私有制则是从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说明了异化的产生源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支配”，“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84。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抽象、空洞和颓废的显著特征，因而文化不具有提升精神的功能，某种程度上甚至存在着倒退性。就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在物、资本肆意横行，成为一切主宰的资本主义社会，人性被物化和奴役，“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以至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总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作生活手段，而它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2]124。私有制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文化异化的人本原因——人的需要的歪曲与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利润，“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在别人身上唤起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诱使他追求新的享受方式，从而陷入经济上的破产”[2]132。在私有制条件下，“需要”成为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和享乐，人们的需求越多，就越成为欲望的努力，人们的劳动，文化创造活动不再是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仅仅成为低层次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而言，是生产出离奇古怪的需要，而对于穷人来说，则是生产出粗糙、简单甚至野蛮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境下，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会再以人的方式而存在，也不再以非人的方式，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因而，我们可以得出人的需要的歪曲和异化也是异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它也是文化异化产生的人本根源。
　　四、“文化异化”的克服之路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对象化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克服文化异化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不同于黑格尔，也不同于费尔巴哈，他从社会关系着眼，因此，马克思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81可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对人性的消解时，也正面阐述了自己的真正的文化价值理念。即人在通过劳动实践，更好地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时，也应该越来越获得对自己本质力量的自觉意识，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全面而非片面地占有自己的人性特征，“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一个内在的世界和外在世界相统一的世界，这也就是先进文化的目标所在。
　　这里需要阐明的是，马克思不是采用逃避的办法来对付异化，不像卢梭那样“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的贫困”中去，他对异化的批判是辩证的，一方面，异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力量的消解，另一方面，异化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如奴隶社会一样，由于奴隶与奴隶主的分工，社会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发展起来。马克思注意到，正是异化劳动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产生出来。他认为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客观形式，因此，在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2]127。这种异化在道德上是罪恶的，但对历史却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只有它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因为“这首先又是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2]163。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人性的复归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运动。这一观点也表明：先进文化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我们对文化所表达的人性内涵，不能超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否则就会成为非现实的文化空想。马克思的文化异化思想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我国文化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人民的文化创造活动仍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局限而达不到完全的自由自觉，因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任重道远。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先天的优良条件，我们应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通过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满足人民精神的文化需求，提高全民文明素质，最终达到文化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的真正统一，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