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费耶阿本德认为，民主判定高于专家的意见，因为“科学的优势威胁了民主”；因为从事研究科学的专家也有限，也无知。民主是多数公民的参与，有助于克服少数专家的局限。
关键词：科学民主 专家意见 费耶阿本德 社会学

abstract:feyerabend argues that democracy determination get ahead of expertise,which is due to scientific superiority threatened democracy,and the experts who engaged in science study have limited knowledge.democacy enables multitudinous citizen enlist,which benefit for conquering the limitation of a few experts.
key words: science ;democracy; expertise; feyerabend; sociology

美籍思想家费耶阿本德以批判科学著称，他对于科学文化霸权地位的批判是从科学的内核开始走向社会学维度的，他指出：科学受到偏爱不是由于它的方法也不是由于它的成果，科学的优越性是国家权力赋予的，只有科学与国家分离后才能有效克服科学沙文主义。[1]不仅如此，费耶阿本德对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霸权地位的批判进一步与研究科学的人—科学家联系在一起,他批判科学霸权得出的结论是：要想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置于平等地位，必须将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WwW.11665.CoM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跟《反对方法》一样，本书的目的只有一个：消除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对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障碍，以便作好准备，将专家（科学家）本人从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2]。因为“科学的优势威胁了民主”。为什么民主重于科学？因为从事研究科学的专家也有限，也无知。民主是多数公民的参与，有助于克服少数专家的局限。
（一）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在自由社会不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科学及其方法是有限的，掌握理性及其方法的内行也必然是有限的。费耶阿本德用“无知”一词来表达这种有限性，他在《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一书的前言中写道，该书的第三部分想使更多的公众知道某些“内行”的惊人的无知[3]。费耶阿本德批判专家无知的目的是强调对于任何事物都要研究了解之后再作判断。科学家、专家也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因此，专家的社会地位不应该因科学而高高在上。专家的意见应该服从民主判定。
费耶阿本德以伏都教和科学家对占星术的诉讼为例，揭露“专家”的无知。费耶阿本德认为对于伏都教没有人了解它，可是又人人都用它作为落后和混乱的范例。费耶阿本德指出：“伏都教有着坚实但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的材料基础，对其具体表现的研究可用来丰富甚或修正我们的生理学知识。”“虽然我们的新知识分子吹捧合理辩论的好处，但他们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遵守它的规则。例如，他们对没有看过的东西进行批判，他们对论证的理解是最原始的”。费耶阿本德批判专家无知的另一个案例是对占星术的奇怪诉讼。“对占星术的奇怪诉讼”，“证明科学家甚至准备在他们没有任何知识的领域中维护自己的权威”[4]。费耶阿本德的意思是说，反对某种知识、淘汰某种传统，首先要了解它，不能在无知的情况下去反对去批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过批判性研究而被接受或拒斥。
费耶阿本德指出，专家也不是万能的，专家的意见经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有外部控制。他引用法律制度的专家假设来揭示专家的局限性。在法律上，陪审团的基本假定是：假如普通的人们准备‘进行某种艰苦的研究’，他们便可以发现专家的错误。法律要求盘问专家，他们的证言要服从陪审团的判定。为了做出这一要求，法律假定，专家毕竟也是人，他们也会出错，甚至可能在他们专业的主要问题上出错，他们试图掩盖任何不可靠的来源，以防降低他们观点的可信性，他们的专门知识并不像他们经常暗示的那样不可达到。法律还假定，外行能够获得必要的知识以理解专家的程序、发现他们的错误。这一假定在一个又一个的审判中得到了证实。有才能的律师可以识破使人印象极深的行话，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无所不知的炫耀背后揭穿不确定性、不明确性和极端的无知，找出拥有荣誉学位、大学教授职位和科学社团主席职位的自负而富有威胁性的学者的错误：“科学并不是人类天生的精明所不可及的”[5]。费耶阿本德认为，这种精明适用于所有现在操之于专家之手的重要社会事务。
费耶阿本德还指出，无论在基本问题上还是在应用问题上，专家们经常得出不同的结果。谁没有在自己的家庭中至少碰到过一次这样的病例，其中一个医生建议进行某种手术，另一个医生提出反对，而第三个医生提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做法？谁没有见到过关于核安全、经济状况、农药的效果、喷雾器、教育方法的有效性、人种对智力的影响的各种辩论？在这种辩论中有两种、三种、五种甚至更多的观点出现，而在所有这些观点中都可以找到科学的支持者。有时人们会看到：有多少科学家就有多少见解。当然也有科学家意见一致的领域――但这并不能增加我们信心。意见一致经常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反对者受到压制或保持沉默以维护科学作为可靠性的源泉和几乎是无误的知识的声誉。在其他情况下，意见一致是共同偏见的结果：见解的采纳没有经过对所要检验的问题的详细考察、并得到了同一个经过详尽研究而成为权威的人的鼓励。意见一致还表现了批判意识的降低：只要只有一种观点被考虑，批判就仍然是虚弱的。为什么只依赖于“内部”考虑的意见一致结果经常是错误的，原因就在这里。
（二）
既然内行的专家也无法避免错误，尤其是对专业之外的事情很无知，那就必须有外行来纠正和监督。外行和业余爱好者可能发现错误，而且实际上经常发现错误。费耶阿本德指出：发明者建造过“不可能的”机械，做出过“不可能的”发现。外行或具有异常背景的科学家推动了科学。爱因斯坦、玻尔、玻恩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在许多场合这样说过。反驳神话和传奇没有事实内容这种看法的施利曼当初是一个有成就的商人；反驳石器时代的人不能进行复杂思考这种看法的亚历山大•马沙克最初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罗伯特•阿德里是一个剧作家，后来研究起考古学来，他相信科学和诗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五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迫大学重新讲授传统医学，因而开创了世界上最有趣的研究路线，当时他们对复杂的西方的科学医学只有极少的知识。没有知识的人或知识很少的人有时比彻底懂得一门学科的人做得更好，这怎么可能呢？ 费耶阿本德的回答是，任何一部分知识都包含着有价值的成分和一些妨碍发现新事物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完全是错误，它们是研究必不可少的：获得一个方面的进步不可能不阻碍另一个方面的进步。科学是一个矛盾的怪物：一方面科学是开放的，追求知识，另一方面 “科学既需要狭隘性，又需要无知，[6] 狭隘性在自由自在的好奇心之路上设置障碍，无知导致要么无视这些障碍、要么不能发觉这些障碍。费耶阿本德还发现，科学家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他们有坚定的意见，他们知道关于这些意见的某种标准论证，他们甚至可能知道某些他们正在进行研究的特殊领域之外的结果，但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专业化的缘故，他们依赖于、并且不得不依赖于流言传闻。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智力和专门的知识。任何人只要有点坚忍不拔的精神都可以发现这一点，然后他还会发现，许多十分自信地提出的传闻不过是简单的错误。
正因如此，费耶阿本德指出，在自由社会中，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他说，接受科学家和医生的判定而不作进一步考察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完全不负责任的。如果说这个问题无论对较小的团体还是对整个社会都很重要，那么这种判定就必须接受最艰苦的细究。恰当选举出来的外行的委员会必须考察进化论是否真的像生物学家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充分确立、在他们的意义上确立是否解决了问题、它是否应该在学校中取代其他观点。他们必须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考察核反应堆的安全性，必须给他们获得一切有关资料的权利。他们必须考察科学的医学（即中国所说的西医）是否配得上今天享有的理论权威的独特地位、获得基金的权利和切割身体的特权，非（西方）科学的医治方法是否经常没有优越性，他们必须鼓励有关的比较，部落医学传统必须由那些喜爱它们的人来恢复和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愿望，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可以因此获得某种关于科学的有效性的知识。这些委员会还必须考察人们的心理是否得到了心理学试验的恰当判定，应该如何评价监狱改革，等等，等等。“在所有情况下，最后的决定权不是操之于专家之手，而是操之于直接有关的人的手中”[7]。费耶阿本德一再强调，科学家、教育家、医生参加公众事务时，必须受到监督；在要求他们解决个人问题或家庭问题时，也必须十分仔细地监视他们。人人都知道，管道工、木工、电工不可能总是可靠的，对他们保持警惕是明智的。人们首先比较不同的公司，选择做出最佳建议的那个公司，并监督它们的每一步工作。这同样适用于所谓的“高级”职业：一个人聘请律师、请教气象学家、索取房屋基金申请书，不能想当然地看待问题，否则他将发现自己的账单和问题甚至大于他邀请专家为之解决的那些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人人皆知的。但还有一些职业似乎仍然未受怀疑。许多人信任医生或教育家就像信任早先的牧师一样。但医生可能做出错误的诊断、开出有害的药、施行有害的手术和x－射线治疗使最轻微的患处致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无能，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细心并且至今可以不必背谋杀的罪名，另一方面是因为科学革命之后所形成的医学职业的基本意识形态只能对付人体的某些有限方面，但它还是企图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方面。实际上，误诊的丑闻如此之多，以致医生本人现在建议自己的病人不要满足于一次诊断，而要多方求医并监督他们的治疗。当然，第二种意见不应只限于医学职业，因为问题也许不是一个医生的无能或一群医生的无能，问题也许是整个科学的医学的无能。因此，每一个病人都必须监督自己的治疗，正如必须允许每一组人或每一个传统去判定政府想在他们中间实行的计划一样，如果认为这些计划不恰当，就必须能予以拒斥。

费耶阿本德认为，对于教育也必须加强外行的监督。因为就教育家而言，情况更糟。因为，虽然确定身体上的治疗是否成功是可能的，我们却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法来确定精神治疗即所谓的教育的成功。阅读、写作、算术和关于基本事实的知识可以得到判定。除非学生着手对他们的老师进行检验，正如病人着手对他们的医生进行检验一样，否则，教育家便可以不受惩罚地把他们的思想硬塞给学生。费耶阿本德的忠告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利用专家，但永远不要信任他们，当然，永远也不要完全依赖他们”[8]。外行监督科学家在美国有现实的案例可循。美国众议员鲍曼提案建议：国会对国家科学基金会每年授予的14,000多项资助拥有否决权。众议院通过了该修正案，科学家对这一事实极为不安，国家科学院院长隐晦地谈到了极权主义倾向。费耶阿本德拥护这一提案，他说，这位收入很多的绅士似乎没有认识到，极权主义指的是少数支配多数，而鲍曼修正案恰好相反，它建议检验少数人用数百万元公众的钱做了什么，公众把这些钱交给他们处置，徒劳地希望最终将会由这种慷慨得到好处。考虑到自我陶醉的科学沙文主义，这种检验是十分合理的。费耶阿本德还建议，应该超出监督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狭隘界限：州立大学的每一个系都必须受到仔细的监督，以免它的成员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用公众的钱编造他们个人的空想。
费耶阿本德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他解释说，情况十分简单：州立学院和大学是由纳税人供给资金的。因此，它们要服从纳税人的判定，而不是服从靠公众的金钱生活的许多知识分子寄生虫的判定。如果加利福尼亚的纳税人想要他们的大学讲授民间医学、占星术、祈雨舞仪式，那么这些大学就必须讲授这些东西，这些州立大学、私立大学，如斯坦福大学，也可以继续讲授波普尔和冯•诺伊曼，总之，民主政体的教育机构原则上应该讲授任何学科。
很多人会建议纳税人接受专家的判定，这样不是更好吗？费耶阿本德否定了这样的建议，理由十分明显。第一，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天地里有既得利益，所以他们自然会论证说，没有他们，“教育”是不可能的。第二，科学家、专家几乎从来没有细心地考察过在讨论中可能被提出的其他不同观点，而当他们自己领域中的问题发生危机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具有这种细心。他们对空间和时间问题的不同科学探讨感到极度苦恼，但是对于认为霍皮人的创世纪也许会给宇宙论增加某种东西的思想却立即加以拒斥。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所有理性主义者的行为很像在他们之前的罗马教庭的行为：他们谴责不同寻常的离奇观点是异教徒的迷信，否认它们有为唯一真实的 “宗教”（科学）作贡献的任何权利。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压制异教思想，并以他们自己的“开明”哲学取而代之。第三，如果对专家的使用只限于专门的领域，这种使用就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人们向信仰疗法医生而不是向外科医生询问手术细节，科学家会狂笑不已，更确切地说，他们会非常愤慨：显然向信仰疗法医生询问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却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向天文学家而不是向占星术士询问占星术的优劣，应该由西方的内科医生而不是由《内经》的学生来决定针灸的命运。第四、如果能够假定天文学家和西方的内科医生比占星术士或传统中医更了解占星术或针灸，这种程序就是不可置疑的。[9]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无知而自负的人们可以对他们只有模糊概念的观点加以谴责，例如，对针灸的谴责并不是因为什么人检验过它，而只是因为它的某种模糊观念不符合医学科学的一般意识形态，用他们称呼事物的特有名称来说，就是因为它是“异教徒的”。
费耶阿本德指出，科学界也有寄生现象，因此必须加强对科学家的监督。在发达国家由于科学受到特殊的重视，可以得到特殊的利益，自然会有滥竽充数的寄生虫。费耶阿本德非常痛恨这些不劳而获的男人或女人。他说，今天，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寄生虫。他们凭空获得大笔的薪水、奢华的生活环境。我们不要忘记，正在州立大学和其他用税款予以支持的机构（如国家科学基金会）中进行的研究和教学只有一小部分对一般公众有益，有的还只是抱着有益于公众的想法而已。即使似乎最实际的研究，其进行的方式也减少了迅速产生实践结果的机会。人们并不探究理论上的晦涩的成功程序，而是喜爱使人“理解”的方法，这样，理解的标准是研究者自己定义的，如癌症研究。其他不同的程序未经检验便被扼杀，并不是因为它们有缺陷，而是因为它们与自己那个派别的那些同样未被检验信念相冲突，这种态度在教育中有着可悲可叹的后果：有价值的传统被清除，人们的生命被耗尽，这并不是因为已经证明这些传统是不恰当的，而是因为它们与西方科学的基本假定不符，因为科学家现在拥有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几乎一切人的权力。因此，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仅是钱袋的寄生虫，他们还是心灵的寄生虫，民主政体如果不使他们安分守己，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费耶阿本德建议详细考察科学家使用公众钱财的方式，考察他们强加给青年人的学说。费耶阿本德建议有前途的研究要得到恰当的报酬――但它的基本意识形态将不会自动成为一般教育的基础，考虑到自我陶醉的科学沙文主义，这种考察看来是完全合理的。这需要社会学家把这种程序描述为“认识上的/生产上的寄生现象”[9]。费耶阿本德用这些偏激的言词要表达的想法是：“社会应由它的公民予以塑造，而不应由拼命想揽权的知识分子来塑造”[11]。
如何恰当地评价费耶阿本德的思想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的处境不同，对于同一个问题自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身处科技不发达的国家，需要科技兴国，专家的地位自然需要提升。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批判的对象是科技发达的国家，在科技发达的国家，科学技术处于文化的霸权地位，科技专家治国已经暴露出排挤大众权利和其他文化的问题，自然需要批判。费耶阿本德身处科技发达国家，他本身是也一位“专家”，敢于批判、剖析自己所属的群体，说明他是一个勇敢的人。当然，我们说费耶阿本德科学哲学批判的对象是科技发达的国家，这并不意味着费耶阿本德的思想对我们毫无意义，它的预警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他所批判的某些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出现，并造成了不良影响。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重视重视科学，但不应该迷信科学，应该重视专家的意见，但不应该迷信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重视不同专家的意见，也应该重视相关公民的意见，尤其是对于重大的科学技术项目，相关公民不仅仅应该拥有知情权，还应该拥有表决权，还应该拥有对专家的监督权。

参考文献：
[1][9]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17-137，145-146.
[2][3][4][5][6][7][8][10][11]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 兰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26,97-101,102,104,96,103,104,169,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