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处可见的茶馆是川渝城市中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文景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它不但具有传统民间文化的特性，如自发性、分散性和包容的俗文化品格，在城镇化进程中，它的非乡土性、非节日性，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延展性，使其更富有明显的城市特征，是当今城市新民间文化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茶馆 城市 人文景观 新民间文化 广场 麻将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景观的文化定位及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的宜居程度呈密切的正相关联系。其中，人文类城市景观对于其中的意义更为蕴藉深长。作为众所周知的城市景观，随处可见的茶馆为川渝城市注入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九十年代以来，川渝地区的茶馆不断向高精化、娱乐化、多元化发展，与城市生活的相融性也日益增长。本文试从民间文化的视角，考察茶馆所具有的城市新民间文化的特性。
　　一、川渝城市人文景观的独特盛景
　　（一）城市人文景观
　　一般来说，城市景观更多地是作为人为景观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在人们的普通印象里，城市景观更多地被赋予物化的色彩，如基于历史形成的、与人的社会性活动和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有关景物构成。城市的人文景观有以下类型：与历史传说、人文掌故、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密切联系的那些文物古迹、诗文碑刻、雕塑等历史景观，人工筑台、堆山堆石、人工水景、园林绿化等可改造的自然景观，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广场和城市设施等人工设施景观。但当代城市学研究中，人们对于城市文化的认识，由关注物质化的城市逐渐倾向于考察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活动。WWw.11665.CoM对于城市人文景观的主体，也由物的景观转向侧重于城市居民，至于在形式上，则侧重于他们群体性的社会文化活动 [1] 。
　　在世界上的许多城市中，那些带有明显地域色彩和城市文化特征的人文活动，越来越多地进入民间文化研究者们的视野。这些活动有些非常著名，如南美一些国家如巴西的狂欢节、复活节大流行；欧美一些国家传统的斗牛、大规模的城市音乐节、还有其他各种形式的城市活动。在国内，比如北京什刹海及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有相当品位的城市民间文化活动圈；其他基于城市中的自然景观而形成的群体活动，如钱塘江观潮、洛阳牡丹等各类季节性的观赏活动，以及根据城市所在地域的经济活动特点而形成的活动区域，如成都锦里、台湾士林夜市等，都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城市民间文化的研究内容。
　　这些年来，由市民广泛喜爱的娱乐休闲方式成为城市中方兴未艾的文化景观，也成为当代城市新民间文化生长的一个明显的表征。在人们的观感中，川渝许多城市里，最为独特耀眼、最有持续生命力和广泛参与度的城市人文景观，非茶馆莫属。
　　（二）川渝城市人文景观的独特盛景
　　如果要比较川渝城市的人文景观与其他省市的区别，茶馆可说是最明显的表征之一了。当下，茶馆越来越脱离了品茶的本来性质，已然成为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下面讨论的就是名曰“茶馆”而实为棋牌麻将等娱乐活动开展的场所。客观的说，其他地区也有茶馆的流行，但与川渝地区的茶馆相比较，则明显有小巫大巫之别。所以需要指出的是，川渝茶馆文化的中心词虽是“茶馆”，但与其关联度非常大的另两个词汇则是“广场”（俗称之“坝坝”）、“麻将”。
　　以广场茶馆为例，每当天气晴好，许多城市广场及其周边开阔空余地带，喝茶、棋牌等活动的消费者比比皆是，座无虚席，甚至稍晚（如午后两点）就不易找到空余座位。在不同类型的“坝坝”――拥有轩敞开放空间的市政广场、河岸桥头、公园空地、寺庙庭院，甚至铺面茶馆的街沿上，这些露天的茶馆可以轻而易举地聚拢数十、上百的茶客，甚至更多。象南充市西山广场附近的茶馆，因地带开阔，又位于西山山麓，尽管基础条件简陋，但每到周末，只要天气不错，茶客往往多达千人以上，蔚为壮观。
　　至于“麻将”，更是为川渝的茶馆提供了鲜明的地方特征。在川渝的休闲文化语境中，“茶馆”几乎等同于“麻将馆”。尤其是室内茶坊，其经营主要有赖于“麻将”活动。从室内的空间布置上看，普遍的形式是分为两个功能区：拥有绿化植物区隔出各个茶座的大厅，用于品茶、聊天、看报、打牌等自由的活动；独立区隔开来的包间，专门服务于打麻将。在许多家庭茶馆中，其装修和经营也只针对打麻将的活动。而在露天的广场茶馆中，消费者

的主要活动形式，举目可见的，往往也是打麻将。
　　这二者构成四川茶馆文化非常重要的内涵。尤其是后者，使茶馆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指代为“麻将文化”。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茶馆，在川渝城市内的分布区域之广、数量之多，参与者之众，热烈程度之高，都为其他省市所不及。这成为当代川渝城市人文景观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二、川渝茶馆的城市新民间文化特性
　　解读茶馆所具有的城市新民间文化特性，可以从它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入手，并从衡量当代城市民间文化形式的几个指标来加以认识。
　　（一）作为民间文化的共性
　　1、自发性和分散性
　　城市民间文化是一种来源于城市社会内部的，由市民广泛参与、自发进行的文化活动。茶馆的生成具有广泛的民众参与的基础，有鲜明的自觉特色。所有的参与者，不论是投资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是基于自主的社会行为，在整体上超越了阶层与各类社会身份。这种不带有意识形态的文化特色和非官方定位，为其提供了明显的民间气质。
　　分散性是与其自发性特质相应的，这对于茶馆来说，意味着组织、运营、经济收益、管理等方面的非垄断、非官营方面的特征。如与之相对立的，延续三十多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就不属于城市民间文化的范围。因此，茶馆在数量上的多、分布上的广、种类上的全、参与者身份上的杂、涵盖的社会交往上的多元，意味着城市管理者对它的可控程度相应的较低。
　　另外，作为最主要参与成分的消费者，茶客群体也是松散的。除了具有扩张社会成员社交网络的作用，打牌娱乐休闲成为了人们上茶馆的主要动因[2]。他们在活动形式上，主要是依靠“趣缘关系”而进行。所谓“趣缘关系”，即因人们的兴趣、志趣相同而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3]。这种“趣缘关系”在确定茶馆消费活动中彼此往来的人际关系和强化既有人际关系的深度方面，体现出非常强大的力量。如因喜欢下棋、打牌而形成棋友、牌友关系，但因为其结构的基础是“兴趣”、“ 志趣”，所以不可避免的呈分散的特点。 　2、包容的俗文化品格
　　作为川渝地区传统的公共活动空间，。茶馆向来为俗文化的聚拢和呈现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以常见的广场茶馆为例，毗邻位置除了超市、小卖部、报亭以外，还有卖小吃、玩具、手工艺品、放风筝、租自行车、擦皮鞋等各类商贩。川流不息的客流，为包括民间艺人在内的各类从业人员提供了无限商机，呈现出热闹、喧嚣的俗文化品格，对种类各异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包容性很强，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至于茶馆中的主要活动“麻将”，作为“国粹”，本来就是俗文化的典型代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流行，因与赌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麻将一直有着不好的名声。在国内主流的价值观念体系中，麻将向来不能登大雅之堂，在一些省市，麻将被明确视为庸俗堕落的精神文化的代表，影响积极向上、欢乐祥和的社会氛围，因此，一些文化机构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要消除麻将的影响力。
　　但在川渝地区，长期积淀下来的深厚的茶馆文化传统，休闲安逸的生活氛围，改革开放后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九十年代以来各级政府官员在非官方场合对麻将维稳意义的认识，棋牌活动中赌博性质的不能被明确确定，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麻将的去“污名化”。社会各阶层对于打麻将的宽容程度非常高，视之为普遍存在的社会消遣活动。麻将不仅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也参与到提供感性愉悦的俗文化的建设和传播过程中来。它与主流社会文化之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高雅/低俗的对立关系。
　　简言之，按照勒庞的观点，在群众文化的流传中，人类的理性并没有发挥多大的用处。不管其中个人的智力水准如何，群众文化的多数形式往往保持着简单和低俗化的特质[4]。可以作为印证的是，川渝的麻将活动中，向以简单易学著名。如取消“东、南、西、北、中、发、白”，必须缺一花色才能糊牌，或者简化糊牌的张数，游戏的各方在游戏开始时只拿十张或七张牌等等。麻将及其活动规则，以一种兼容的精神，折射出国人注重人际关系的精神气质和“和而不同”的处事风格。这种包容性的存在，正如有的研究者已指出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民间文化包括主流社会时代精神之外的所有人文事项。”[5]
　　（二）作为城市新民间文化的特性
　　1、非乡土性
　　城市新民间文化是城市物质

产、精神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产物，与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化及有关习俗已经有了本质差异。过去，民间文化依附于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今天关于民间文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以乡村为主要地域流传的文化形式。虽然当代城市中仍然存在许多传统的民间文化，但从其生产到演绎的过程来看，实际上已经是在经济文化活动中再生产的结果，更多地是一种复制、重塑的再生形态，并不直接与城市民众的当下现实生活有明显而牢固的关联。因此在时间和空间效应上，这些民间文化往往演化为一种具有浓厚文教宣传和商业氛围特点的形式表演。
　　而定位新城市民间文化，需要确认其与当地城市化的进程保持相近的生长速度和频率，确认其发展轨迹是否摆脱乡土田园，是否是从城市影响至农村。从这个意义上，广场化或茶坊化的茶馆（以棋牌为中心）、广场歌舞、城市网络游戏，都带有明显的城市生活特色。
　　考察茶馆的历史存在，在人居处于分散状态的乡村中，茶馆是非常少见的。它本身就是城镇化经济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表现出聚集于城镇的特点。以川渝地区为例，改革开放以来，茶馆的发展与大城市的发展是正相关的。经济发展越快的城市，茶馆的数量也比较密集，档次也比较高。不论是茶馆的外在建筑和装修风貌、经营方式和手段、消费者的流行风尚，也都呈现出由“大城市（成都、重庆）-地级市-县及其乡镇”漫延的总体发展轨迹。与此同时，越是靠拢大城市的地区，即使是区县，其茶馆的经营活动方式、消费形式，受中心城市的影响也愈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川渝许多城市周边兴盛的农家乐，它们的茶馆，也应视作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产物。因为它们主要依附于城市生活和城市消费群体，并不是农业文化和乡村生活自然发展的结果。
　　2、非节日性
　　与传统民间文化有关的大规模人文活动，主要根据季节时令与农业生产的活动规律去运行，多有节日性的特点。当代城市生活中，也有相当多的文化活动是随城市市民的生活作息特点与消费时间展开的。如“清明”、“五一”、“端午”、“十一”、“中秋”等节假期间，各种群众性的戏曲演唱会、歌舞比赛、官方或商家组织的民俗文化宣传活动等等。此外，一些服务于市民的公园或景区也根据季节性景观，制定“樱花节”、“桃花节”、“枇杷节”、“荷花节”等等活动。当然，更为常见的是，许多地域性的节日因为文化属性特点，悄无声息地消隐于当下的经济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得越快的地方，非社会关系聚集性的传统节日（排除春节、清明、中秋等），如端午节、各类宗教节日（佛、菩萨生日等）在现代生活方式中越来越势微。那些传统的庙会、地方大戏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刻意经营的文化形式而存在。
　　而以茶馆为代表的城市新民间文化，则不受时令或其他特定时间的限制，也不因外在原因而出现较长时间的大规模中断，即一年四季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活动态势。至于单位时间内，如一个月、一周之内，茶馆的兴歇变化，则取决于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如果比较节日期间与平常周末的的消费活动，二者之间不会有明显差异。甚至还有许多时候，由于外出旅游、团聚等原因，茶馆在节日期间的消费不及平常周末时期。
　　3、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延展性。
　　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一些久负盛名的传统民间文化的生存基础日益削弱。以川北地区的南充为例，锣鼓、川剧、舞龙、皮影、木偶戏，都远离城市大众当下的文化娱乐生活。那些仍然保有旺盛生命力的民间文化形式，如庙会、烧香拜佛活动，则主要集中于精神信仰领域，而这些富有节日性、宗教性特征的活动，在长久以来藐视神鬼的当代城市人文环境中得不到充分发展，在日常生活中的渗入程度较低，尤其是汉民族聚居地更是如此。
　　不同于那些脱离于现代日常生活的传统民间文化，茶馆与当代城市生活交融在一起。以在城市群体性交往中的地位而言，川渝的茶馆长久以来，不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作为意见的集散地，客观上为民众讨论问题、自由交往提供公共平台[6]，更是在世俗层面上，渗入到城市民众的群体性交往活动中。消磨时间的休闲、各种类型的亲朋好友的聚会，商业洽谈、不同团体的各类组织活动，往往借茶馆而展开[7]。人们去茶馆，并不仅限于喝茶，而是延展至棋牌、聊天、晒太阳、打瞌睡，甚至包含观景、运动、餐饮等内容，这在深具集成化特点的“农家乐”中更为明

显。茶馆的活动内容有时甚至支配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尤其象“广场”式茶馆（坝坝茶）的茶客群体多以家庭或朋友为单位，茶馆的经营活动对他们的行为、出入时间的调节非常突出。此外，麻将等活动对茶客交往对象和交往深度的调节，包括对麻将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内容分布的调节，甚至对参与者心理状况和情绪的调节方面[8]都显示出强大的延展、渗透功能。
　　简言之，茶馆在当代城市生活中，民间文化意味非常突出。但它也与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有明显的外在形态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经营和消费也明显的与早前农业时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和审美情趣大相径庭，在当代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呈现出明显的城市气质。川渝城市中的茶馆，以它那充满人气的场景和轻松惬意的整体氛围，在当代城市的人文景观中独树一帜。它将现代城市中多样化的个人生活和漂浮不定的需求相对固定下来，让身处其中者在心灵上达到一种令人安心的平衡。这也是长久以来流传的各类民间文化，对人类心灵和情感进行慰藉的共同特性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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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伟，明亮.川西茶馆文化的复兴与发展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5）：3009-3011.
　　[3]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1.
　　[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47.
　　[5]张海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间文化研究[j].民间文化论坛，2007，（2）： 11-15.
　　[6]王笛. 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j].历史研究，1996，（1）：5-16.
　　[7]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j].民间文化论坛，2005，（6）：25-35.
　　[8]祝卓宏，吴胜涛， 王文忠等.打麻将、吸烟、饮酒行为对震后灾区民众心理健康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 2009（3）：551-555.
　　作者简介：粟斌（1971.10-），女，汉族，四川岳池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访问学者，硕士，主要从事写作学、现当代文学和社会学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