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略》的世界之旅
在纪念侯外庐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发现，侯外庐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一本英文书———《中国哲学史略》（犃狊犺狅狉狋犺犻狊狋狅狉狔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狆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海外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208家，涉及14个国家、地区，这个数据着实令人振奋。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一本图书如果能够进入传播对象国的图书馆系统，其实就等于该书的国际影响力到达了这个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衡量图书学术影响的重要标志。那么，作为出版于1959年的一本中国哲学书籍，究竟是怎样走出去的？取得了哪些学术影响？对于这个案例的总结与梳理，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中国哲学史略》的海外受众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本文以oclc（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为基础，再借助cinii数据库（cinii数据库是由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开发的日本学术期刊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日文学术期刊网，收录了日本各学术机构及团体图书馆收藏的期刊、论文及大学学报论文。）辅助检索发现，收藏《中国哲学史略》（英文版）的图书馆数量为208家，覆盖14个国家、地区（见图1），这是迄今为止，由新中国出版的、海外收藏图书馆数量较多的中国哲学书之一。
通过上图可以发现美国收藏该书的图书馆最多。wwW.11665.com这119家图书馆，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专业的东亚图书馆，有30家。主要收藏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及非洲等地区的各类文献资料、历史档案、手稿等，这些专业图书馆对于新中国出版的各类图书、期刊、报纸，只要有学术价值的，就一并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作为新中国建立后不久，面向海外发行为数不多的英文学术书，其重要性、权威性不言而喻，属于必藏之列。比较著名的有耶鲁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伯克利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等。这30家图书馆多半设立在开设有东方学研究院系和中国学研究中心下面，根据本校东方学、中国学研究的需要，为本校学者、师生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料，因此收藏《中国哲学史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之用。
第二类，主要是开设了与中国相关的语言学、文学、史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大学图书馆，主要是为了本校师生学习专业、了解中国社会思想之用，这类图书馆有86家。如阿拉巴马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克莱蒙特学院、先锋南加州大学、克罗拉多州梅萨大学等。
值得提出的，在这类86家大学、学院中，还有一批属于教会系统开办的神学院，如卫斯理公会大学、西南浸信会神学院、南方神学院、兰开斯特神学院等。美国的神学院是承担着直接为教会输送牧师、教士等人才的专业学院。以兰开斯特神学院（lancastertheologicalseminary）为例，该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每年有相当一批毕业生直接进入教会系统任职。教会对于美国教育、政治乃至外交关系都具有重大影响。美国福音派的势力范围可以覆盖全美15个州，2004年小布什总统的大选连任，就直接得益于福音派的支持。目前尚不清楚这样一本宣传无神论的图书被神学院的图书馆收藏的真正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中国哲学史略》一书被美国一些神学院收藏，标志着以信仰、精神力量影响美国社会的宗教系统对于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关注。
第三类，为公共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共3家，纽约公共图书馆、伍德布里奇公共图书馆、questia媒体在线图书馆。
在日本收藏《中国哲学史略》英文版一书的有12家图书馆，而收藏该书中文版的有29家图书馆，其中有9家图书馆中英文版均有收藏，3家图书馆只收有英文版而没有收藏中文版。中文版为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版本。这主要是日本许多学者大都能够读懂中文，因此中文收藏要比英文多出一半以上。因此，本文在考察《中国哲学史略》一书在日本的影响力时，将中文版的数据与英文版的数据合并，为32家图书馆。
这32家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专业中国研究机构的图书馆，共有4家，因为主要是从事中国研究，所以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等当代中国出版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学术研究。如中国研究所图书馆（社团法人）、东洋文库图书馆（社团法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研究所图书馆（特殊法人）等。
第二类是在大学里设有中国研究机构的大学图书馆，这类图书馆共有4家，分别是爱知大学、东京大学、拓殖大学、同志社大学等。爱知大学是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该校的前身是1901年由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大学），1945年停办，1946年以此为基础在日本爱知县创立了爱知大学。该校自建立以来一直坚持重视中国和亚洲的学术传统，建校伊始即在法律系设立了中国政法专业，在经济系设置了中国文学、东方历史、东方哲学等专业。1948年创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也是以现代中国为中心，广泛研究亚洲、中欧、东欧、西欧、北美等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1991年该校研究生院增设了日本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的中国学专业，1994年开设博士课程，1997年4月该校正式成立现代中国学院，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学院成立后组建了现代中国学会，开始出版《中国21》杂志。
第三类是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经济、政治等相关专业的大学，这类图书馆共有22家，如青山学院图书馆、樱美林大学图书馆、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大阪大学所属外语图书馆等。值得提出的是樱美林大学，该校由基督教传教士清水安三先生创办。清水安三先生曾于1921年在北京建立崇贞学园，专门给年轻的中国女孩子们提供基本教育，传授手工技艺，使她们能够自食其力，曾先后培养700多名毕业生。日本战败后崇贞学园被中国收回。清水安三先生回日本后在1946年创办了樱美林大学。该校开设有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图书馆收藏大量当代中国出版物，除了方便学生学习中文、了解当代中国之外，还与创始人清水安三先生特殊的中国情缘相关。
第四类是公共图书馆，只有1家，是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该图书馆大约有藏书170万册，每年有大约30万人次的读者前往该图书馆阅览书籍。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还和分布在东京各市、町的260家图书馆相联，形成一个大的图书网络，《中国哲学史略》一书进入该图书馆，能够随时被日本普通读者所浏览、借阅。
在德国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的图书馆有6家，除萨克森国家图书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为公共图书馆之外，慕尼黑大学、维尔茨堡大学、莱比锡大学、佛莱堡大学还是德国汉学研究的重镇，都设有专业收藏中国文献的分馆。“慕尼黑学派”的汉学代表人物是傅海波，他在1952至1979年期间，一直担任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主任。他1968年撰写的《中华帝国》在西方影响很大。
德国汉学研究的另一个学派是“莱比锡学派”，以莱比锡大学为核心构成，莱比锡大学在二战前就设有汉学研究机构，1922年开始设立汉学教授席位，贾柏莲、孔好古都是“莱比锡学派”的代表人物。二战后莱比锡大学继承了战前的汉学研究传统，由孔好古的女婿叶乃度担任东亚系主任。叶乃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和文学史中的民俗与民间传说，并有《古代中国的马》《古代中国的狗》《古代中国的猪》等论文，影响很大。
弗莱堡大学，全称为阿尔布莱希特·路德维希·弗莱堡大学（albertludwigsuniversittfreiburg），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弗莱堡市，建校于1457年，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该校一直保持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教育的传统，当时的哲学即包括所谓“五艺”，为所有学生必修科目。该校最有名的专业是基督教学科，曾经拥有过海德格尔、哈耶克、马克思、韦伯等享誉世界的著名思想家。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显然是因为该校独有的基督教学科和哲学学科特色，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其主要目的。
在法国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的有5家图书馆，斯特拉斯堡国立大学图书馆、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政治学院图书馆、东亚语言研究中心、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图书馆。
其中有3家是收藏东方文献的专业图书馆，主要服务于法国的汉学研究。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则是将教学与研究融为一体的典型。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创建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1795年，如今，这个学院的语言教学已达近90个语种，这些语言遍布世界所有大陆。在2004—2005年度，这个学院注册学生人数超过11000人，而中文系可能是世界上（除中国外）规模最大的，在校生达到2000人左右。众多权威的汉学家都在这里工作或学习过。他们当中有安托万·巴赞（antoinebazin，1799～1862）、斯坦尼斯拉斯·朱利安（stanislasjulien，1799～1873）、阿尔诺·维斯耶（arnoldvissiere，1858～1930）、伯希和（pauipelliot，1878～1945）和保尔·戴密微（pauidemievil1e1894～1979），后者为最著名的佛学家、禅宗专家，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和诗歌方面的大学者；还有法国大学中汉学席位的教授：罗尔夫·斯坦因（rolfstein）、谢和耐（jacquesgernet）和皮耶尔艾蒂内·威尔（pierreetiennewill）等等。
斯特拉斯堡国立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里昂第三大学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法学、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享有国际盛誉，这些大学图书馆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显然与所属大学的学科优势相关。
通过收藏《中国哲学史略》一书的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图书馆的性质以及收藏该书的用途梳理，可以发现，专业中国研究用途图书馆和学习、了解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三者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在欧美的公共图书馆里，也设有专业的东亚馆藏部门，也面对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开展服务，而专业中国研究图书馆有很大部分是由大学开设的，主要服务于本校的相关中国研究机构。尤其是一些大学图书馆也具有向所在社区居民免费开发的公共图书馆功能。之所以这样区分，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哲学史略》一书在海外传播的范围和所面对的人群特征。
至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全世界藏有《中国哲学史略》一书的208家图书馆中，仅有15家为公共图书馆，比例为7%；61家专业中国研究用途的图书馆，比例为29%；有132家属于学习、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图书馆，比例为64%。可以看出，《中国哲学史略》一书在海外的传播范围主要以大学校园、研究机构为主，经常面对的读者群体就是大学教授、专家以及学生，同时也通过公共图书馆系统面向海外社会的普通民众传播中国哲学思想，通过本书了解中国的比例要大大高于研究中国的比例，这是该书在海外传播最大的特点。
《中国哲学史略》的学术影响 《中国哲学史略》一书中文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封面署名为
侯外庐先生主编，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等编写，1958年出版，首印22000册，此后又经过两次加印，累计发行超过5万册。英文版由外文出版社1959年9月出版，署名与中文相同，翻译由外文出版社英文组的权威王正中先生担纲，当时印发了5350册。王正中先生曾翻译过《毛泽东诗词四十三首》等多部重要文献，属于当时英文翻译的权威。该书经过国际书店遍布世界的发行网络（当时称为“同业”）发行之后，很快得到了积极的反馈。当时正值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新中国采取全面封锁的状态，因此中国出版的书刊不能直接发行到美国本土和一些欧洲国家，因此进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哲学史略》都是由英国共产党主办的一些书店，如中央书店、科列茨书店转运的，以色列、巴西、智利的英文版也是如此。进入法国、德国的《中国哲学史略》是由当时民主德国（东德）发行的，唯有日本图书馆的《中国哲学史略》是由中国自己在日本建立的书店发行网，如当时日本共产党主办的科学书店、大安株式会社以及日本共产党员安井正幸为社长的极东书店对外发行的。
该书在海外学术界取得的影响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验证：
第一，西方学者发表在sci/ssci/ahci收录的核心期刊的学术文章大约有30篇，代表性的有18篇，分别发表在1959年至2011年的50年间，对该书思想观点进行了引述与评价。
上述数据来源是本文依据jstor数据库（全名为journalstorage，是以收录西文过刊闻名的全文数据库）对该书以及主编侯外庐先生进行组合检索得出的，这18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近代中国》（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荷兰布睿尔出版社的《通报》（犜'狅狌狀犵犘犪狅）、伯克利大学的《亚洲调查》（犃狊犻犪狀犛狌狉狏犲狔）、伦敦大学的《世界考古》（犠狅狉犾犱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狔）、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哲学》（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犈犪狊狋犪狀犱犠犲狊狋）、剑桥大学的《亚洲研究》（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犎犪狉狏犪狉犱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狋犻犮犛狋狌犱犻犲狊）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上。
1.引用或者评述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分期、农民战争、中国明清启蒙哲学思想、中国资本主义起源等思想观点的评论、引述较多。比较著名的有美国著名左派学者、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dirlik）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历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概念：一项批评性考察》，发表在《近代中国》（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vol.8，no.1（jan.，1982），pp.105—132，文章对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史分期、中国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的引述与评论。华盛顿大学的伊丽莎白·佩里和亚利桑那大学的汤姆常（elizabethj.perry，tom chang），发表了《黄崖山之谜：清末有争议的“叛乱”》，发表在《近代中国》（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犪）vol.6，no.2（apr.，1980），pp.123—160，文章对侯外庐先生、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农民运动、十六至十九世纪的启蒙思潮观点进行了评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梅约翰（johnmakeham），发表了《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名、实与本质主义命名理论的出现》，刊发在《东西方哲学》（犘犺犻犾狅狊狅狆犺狔犈犪狊狋犪狀犱犠犲狊狋，）vol.41，no.3（jul.，1991），pp.341—363，文章对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进行引述，其中涉及董仲舒的先天概念说、董仲舒的“人事论”。著名美国南明史研究专家司徒琳（lynna.struve），发表了《历史语境中的黄宗羲：对其主要作品的再评估》，刊发在《亚洲研究》（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vol.47，no.3（aug.，1988），pp.474—502，文章引用了侯外庐先生有关黄宗羲思想的评述，引证来源为《中国思想史通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和《中国哲学史略》。著名历史学家魏裴德（frederick wakeman，jr），发表了《叛乱与革命：中国历史上的民众运动研究》，发表在《亚洲研究》（犜犺犲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狊犻犪狀犛狋狌犱犻犲狊）犞狅犾.36，no.2（feb.，1977），pp.201—237，文章对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历代大同思想理想”进行了评论与引述。
2.除了对侯外庐先生的一些思想观点的引述与评价之外，还有的
就中国政治、文化环境对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观点带来的压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比较有名的是格雷戈尔、张霞（a. jamesgregor，mariahsiachang）发表了《反儒学：毛泽东的最后运动》，刊发在《亚洲调查》（犃狊犻犪狀犛狌狉狏犲狔）vol.19，no.11（nov.，1979），pp. 1073—1092，文章直接提及了《中国哲学史略》英文版，引述了其中的思想观点与中国政治、文化环境压力相关。德国的左派汉学家马汉茂（helmutmartin），发表了《苏联学术界论中国明清文学》，刊发在《中国文学》（犆犺犻狀犲狊犲犔犻狋犲狉犪狋狌狉犲：犈狊狊犪狔狊，犃狉狋犻犮犾犲狊，犚犲狏犻犲狑狊，犆犔犈犃犚），vol.6，no.1/2（jul.，1984），pp.151—178，文章评述了侯外庐有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思想观点，考察了侯外庐先生的写作时代背景压力与思想结论之间的关系。
第二，2002年，《中国哲学史略》由太平洋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ofthepacific）重新再版，这是该书在海外学术思想界获得持续影响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
太平洋大学（universityofthepacific）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于1851年，是一所四年制私立大学，隶属美国循道会。该大学出版社再版外文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略》英文版，并在亚马逊网络书店上售卖，目前尚不知道具体原因。但作为一本中国哲学书，在5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表明书中的思想观点具有一定当代价值。
作为新中国出版的一本哲学书，能够获得如此广泛的世界影响，应该说达到了预期的传播目的。尽管还有许多原因不清楚，比如为什么神学院会如此关注这本无神论的图书就是如此。但可以确定的结论是，该书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大的世界影响，首先是因为该书被翻译成了英文，而且是除毛泽东的各种著作之外的第一本哲学书。据笔者统计，该书除英文版之外，当时的国际书店还曾组织海外学者、出版机构，以英文版为基础，翻译过法文版、葡萄牙文版、西班牙文版、希腊文版、阿拉伯文版甚至瑞典文版。英语使用的广泛性，使该书的思想、观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今天看来，虽然该书的思想、观点还有局限，而且也不是侯外庐先生最具有代表性的、最精彩的思想，却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就是跨文化传播所具有的风云际会的特点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