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从论述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追求、文学传统四个方面论述贺拉斯与孔子对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差异。
　　关键词：微观分析；宏观直析；求真；尚善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2-0257-02
　　“合理合式”和“尽善尽美”分别是贺拉斯与孔子对文艺的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观点的集中概括。“合理”指的是诗的题材、情感、思想等内容要素，要求诗的内容合乎古典主义伦理及理性。“合式”即合乎作为写诗方式、方法、手段的技巧规律的“式”，主要是古希腊传统形式，其判断标准是得体、适宜。孔子所提出的“尽善尽美”就是主张在文艺内容方面既要具有仁的品德，又要合乎礼的规范，在形式表现方面提倡无过无不及，文质彬彬的“中和”之美。他们都注意到了文艺的社会价值功能，主张文艺当“有益教化”，且都提倡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一、分说与合说，同一与合一
　　从论述上来看贺拉斯用分说的方式提出了他对形式与内容问题的认识。《诗艺》前308行集中讨论形式，后面论及诗的内容及诗人，他在分述的过程中分别提出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标准。贺拉斯的“合理合式”是从“艺术整体”之中分化出来的两个方面，二者是同源同质的，是同一的，也因此它们一开始便有着自身的规定性，在内容方面文艺的内容必须合情理，在形式方面文艺的形式必须遵守规定。在贺拉斯的论述中文艺表现须遵守规范的理性意识体现得十分明显，他强调“每种体裁都应遵守规定的用处”，“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盛怒配合威吓的词句，戏谑配嬉笑……”都显示出一定的内容和特定形式之间的映照关系，形式处在被动的地位，它需遵守一定的规范，与内容实现同质，进而构成整体。WwW.11665.coM
　　孔子则不然，早在《周易》之中就产生的唯物辩证的思想给人们的思维注入了思辨的色彩，他不是从整体到部分，而是从部分到整体，更加注重对立的两个方面如何结合到一起实现合一，因此更加注重二者关系。文与质，言与德，尽善与尽美，往往都是对应出现的，二者相互支撑，相互阐发。在他看来只有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达到尽善尽美才算是最理想的，美与善是独立的，但又是相互生成的，他更加注重二者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时刻注意二者之间的限度。他所谓的“辞达而已矣”，“文质彬彬”，注重的是表现效果，形式处在主动的地位，更加的灵活自由，它可以自我调整以实现最优表现。强调二者间相互关系而非自身规范便成为孔子与贺拉斯的显著区别。
　　二、微观分析与宏观直析
　　贺拉斯的论述集中在文艺本身，讨论十分精细，逻辑严密概念明晰。孔子则从文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上讨论文学，其观点带有直觉、顿悟特点，呈现出模糊性、多义性。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其根本原因。西方属海洋文明，人们从“物我对立”的角度把握现实世界，追求真理、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也是从古希腊便开始的思想传统。与此相应，主体往往把对象从纷繁的关系或者整体结构中抽离出来做具体细致的分析，运用逻辑思维，凭借理性、概念、推理来分析对象物，以达到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把握。精确性、条理性、明晰性是其主要特点及追求。贺拉斯精细入微地深入到了文艺创作的语言、人物刻画、结构、题材、体裁、文艺创作技巧和规律等文艺内部问题。其次，他的论述过程都涵有逻辑推理过程，或由总体概念到具体阐释，或从具体事例出发得出结论，或从抽象概念出发，举例说明。他的《诗艺》又构成一个大的逻辑体系，即围绕着诗和戏剧创作，提出“合理合式”观点，并论述为什么要做到合理合式以及如何做到合理合式。论述的逻辑性，概念的明晰性特点非常明显。
　　中国属农耕文明，人们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握对象世界，不将世界视为独立于主体之外的纯粹客体，重视的不是对事物作抽象的分析和认识，而是在情感、理智、意志、经验等多种心理机制作用下对事物作理性直观，宏观直析是其主要的思维特点。它主要是用直觉思维的方式，整体地、形象地把握对象，运用类比、提炼、概括的方式得出结论。它是理性直觉与情感体验共同作用下的思维结晶，多义性、模糊性、朦胧性是其理论成果的主要特点。与此相应，认识主体往往从整体宏观的角度使对象横向铺开，注意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注意把握对象

的相互关系，这也决定其价值判断标准往往以“有益”为准绳，尚善。孔子并没有像贺拉斯那样专门讨论文艺，也没有具体深入到文艺理论的某一个方面。他的理论观点夹杂在其平时的言论活动中，文艺观点与其政治伦理观点、乐论往往交织到一起，他从社会伦理道德的角度认识文学，规范文学，诗与礼、诗与乐、诗与教化各方面的内容交织在一起，在其整体文艺思想观念的统摄下，他注意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注意到了文学对人的心理、情感塑造以及人格修养的作用，他是在宏观视野之下审视文学活动的。孔子常常根据经验并通过直觉、顿悟的方式得出结论，有结论却无具体阐释和论证过程，呈现出多义性、朦胧性特点。他提出的主要概念如“文”、“质”、“善”、“美”等都没有具体内容及标准，呈现出模糊性的特点。
　　三、求真与尚善
　　在微观分析的思维方式之下，贺拉斯更加注重如何形式如何真实再现客观对象，求真是其要义。“真”所体现的是一种历史理性，①这种理性精神贯穿在贺拉斯的认识态度之中。他在《诗艺》的开篇便批评了那种把不同性质的物类拼凑到一起的做法，提出统一、一致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其对艺术创造的认识，他不反对：“画家和诗人一向都有大胆创造的权利”，但他反对那种一味追求创造却不顾客观事实的做法，他主张形式创造必须是真实的，合乎规律，合乎逻辑的。同样在内容方面，他指明：“虚构的目的在引人喜欢，因此必须贴近真实。”“戏剧不可随意虚构，观众才能相信。”他并不反对虚构，但是虚构也必须建构在“真”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实现文艺的价值。他的合理观点也暗含了古希腊大写的“人”即“真人”的理想标准，“懂得对于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懂得追求荣誉”，“能给人益处和乐趣”，其中暗含了对于人的理性思索以及崇尚“真人”的理想态度，“求真”是其重要的理论品格及思想认识标准。 　　与宏观直析的分析方式相应，孔子更加重视文艺的功能效用，“尚善”是其理论思想的核心。“善”的背后隐藏的是情感评价，关注的是对象是否有益。②孔子主张“放郑声，远佞人”，而推崇中正平和的雅乐，因为郑声是当时的新声，节奏明快强烈，曲调高低变化较大，故容易激动人心，孔子认为这种形式容易诱发人的私欲不利于培养仁、礼为内容的道德品质。他把形式特点与情感激发联系到一起，进而与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联系起来，由此判断认识对象，求“善”是其判断的逻辑起点。在言语活动中他提出“巧言令色，鲜矣仁”，也是因为言是传道的方式，形式上过于精巧有害于“仁”的表现，他对于形式美的判断标准也是以“善”为基准和核心的。在内容方面孔子更是以“仁、德”为主要内容，与“善”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尚善”是其理论中重要的品格。
　　四、叙事理论与抒情理论，模仿与宣泄
　　不同的文艺传统和文艺对象对二者理论观点的形成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西方有叙事传统，在贺拉斯之前主要的也是成就较高的文学样式是神话传说、史诗以及戏剧，这类作品重在叙事。贺拉斯《诗艺》集中讨论的是戏剧，属于叙事文学理论。叙事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乃是社会生活事件过程，是人的社会行为，特定的表现对象决定这类文学更加重视叙述结构，叙述话语，人物刻画等问题，它追求的是如何客观再现表现对象，如何实现对对象的真实模仿。在贺拉斯之前的主要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持“模仿说”，把艺术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贺拉斯也是如此。首先，他主张模仿传统，他主张遵守体裁规定的用处即传统形式，他提倡沿用古希腊的题材，主张人物表现与古希腊保持一致。其次，他主张真实地模仿对象世界，合理的主要内涵就是合情合理即真实。他还主张选择那些力所能及的题材，以做到文辞流畅，条理分明。他还说：“你自己先要笑，才能引起别人脸上的笑”，主张词句和内容相配合，也在于真实传达出内容。贺拉斯重视的是如何客观地再现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再现关系，“合理合式”则是最高的审美标准，同时也是文艺表现的规范，只有遵循形式规范、准则，做到真实再现才能达到美的顶端，形式和内容之间是一种由真而美的过程。
　　孔子论文学涉及到“诗”“文”两个概念，“诗”是指《诗经》，“文”则涵盖了学术和文化，与文学相关的是《诗》、《书》、“六艺”，孔子讨论的对象主要的是抒情性文学。抒情性文学所表现的

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创作主体的内心体验，其文学活动的核心在于情感表现，更加注重反映主体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体验，对待形式的重视与关注程度较叙事文学轻，因此抒情性文学也呈现出较高的心灵自由度，形式美的判断标准也有所不同。关注情感内容便成为抒情文学的核心。孔子的整体文艺观点也显示出对文艺内容的重视。在先秦人们的认识观念中，艺术活动是情感宣泄的途径之一，但是在艺术活动中它不是情感的无理性的流露或迸发，而是有适度的意识控制与思维参与，是一种有节制的情感抒发。在孔子这里也体现出这样的认识，他提倡情感表现要合乎礼的规范，要在伦理道德的限制之内，即情感表现需合乎“善”，要能对人、对社会有益。他提出的“尽善尽美”，“思无邪”，“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评论标准，都贯穿着以“善”为准绳的情感评价思想，更体现出以礼节制情感的思想主张，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基点是善，是要能通过善而产生“有益性”进而到达美，这是由善而美的过程。
　　注释：
　　①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文学作为认识活动，以内在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
　　②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情感地评价对象，核心是尚‘善’，体现为‘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赵宪章，张辉，王雄.西方形式美学[b].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i].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贺毅主编.中西文化比较[i].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4]曹顺庆等著.比较文学论[i].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5]潘知常.中西比较美学论稿[i].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