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理学读蒋中正

　父亲之严厉，“不忍言也”；幼年的塾师论文联盟http://在记忆中就是个残忍惨酷的“毒魔”；自小与外祖母和母亲“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再加上外寇胁诱、官吏压迫、劣绅欺凌、手足反目、亲戚轻侮、学友嫉视、乡邻无义……如果一个人早年在这样阴暗凄惨、孤苦压抑的环境氛围中生存成长，会铸造出什么样的个性特质与人生境遇？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蒋中正。在《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以及研究员金以林等三位民国史学者，充分利用2006年斯坦福大学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几方面洗练地摹拓出蒋介石复杂的一生，尤其是“为历史研究指明了历史人物心理研究这个新的方向”。
　　用合著者汪朝光的话来说，“我们（过往）对政治史的研究里，对人的关注非常少”。当史家着眼于史实、动机、价值、意义时，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的个人成长与心理特征如何影响历史。性格决定命运，而“精英”、“领袖”的个性与心理，更是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政治的走向甚至整个国运，恰恰印证了“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天下得失》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代表符号，按照一位既“非凡”又寻常的人物去理解，折射出与微观历史相辅相成的宏观历史大格局。WWw.11665.COm
　　正是少年蒋介石张狂玩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衍生了他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而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又让他难免养成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操劳细事、不注重提纲挈领等某些女性化倾向。身处社会中下层，少年蒋介石更得以感知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凉薄。
　　所有这些孤苦、孤立、孤独、孤僻，都鲜明而深远地影响了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与行事风格。在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他追溯与建构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的最佳素材；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经常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既自卑又自尊的他，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蒋介石在国民党前辈中仅服膺陈其美、孙中山等两人。陈其美是蒋介石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蒋介石感念于陈其美的充分信任和赏识，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甚至挺身暗杀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以致于在写给陈的祭文中情溢于辞：“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在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却对孙中山一直抱着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的态度，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甚至在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旋即辞职。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自己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两人之间无法做到“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不难想见，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希望别人对自己尽忠、自己又对他人常怀疑忌，这种心理之强烈，连新婚的宋美龄都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至于“好使部下力量对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等拥蒋派系三足鼎立，又使国民党和三青团互相制衡、中统与军统相竞相成，同样是因为蒋介石对部下信任不专的心理作祟。就像作者之一王奇生所说，“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除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学习习惯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养成，而蒋介石的折衷与矛盾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不是军人，在不同时期大致包括圣贤、豪杰、革命领袖等三种定位，他的阅读取向基本上也围绕于此。要做圣贤，所以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所以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所以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因为蒋习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所以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则甚少涉猎。
　　但这三大角色其实是难以兼容的。要想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就要努力通过温良恭俭让、中庸保守来做到修齐治平；要想当豪杰或者领袖，则少不了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的个性，“难免趋于激进、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