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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他说:他1967年“4月下旬到北京”,这时,“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左”,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 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www.11665.cOm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地院东方红”在1967年4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1966年12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年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为“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

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顺便说说,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的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1.凡出现关锋的地方,都把关锋误写成了关峰。
  2.一面说“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后面又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这两处叙述有矛盾。关于王关戚垮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王力、关锋垮台是在1967年8月,具体说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而“戚”(戚本禹)垮台即被抓是在1968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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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2013-08-21 13:44:27  作者:闫长贵 [标签: 地质 北京 地质学 地质 大学 江城 辽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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