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他说：他1967年“4月下旬到北京”，这时，“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左”，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 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www.11665.cOm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地院东方红”在1967年4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1966年12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年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为“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对立和抗衡的另一

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顺便说说，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的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1.凡出现关锋的地方，都把关锋误写成了关峰。
　　2.一面说“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后面又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这两处叙述有矛盾。关于王关戚垮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王力、关锋垮台是在1967年8月，具体说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而“戚”（戚本禹）垮台即被抓是在1968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