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考移民现象经历了缘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发展与近年来的政策调控三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不仅显示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过程,同时也展示了平等与差异、公平的补偿机制等多种理念的纠结与合力,从而从三个不同层面为探究教育公平提供了新的坐标与观测点。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公平;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作为一个特指名词,一种特殊现象,近年已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如果从共性的教育公平视阈出发,将“高考移民”现象从产生、发展到新的政策调控视为一个整体,则犹如一方多棱镜,不仅展示出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渐变过程,同时也显示了教育公平的三个不同层面、三种相异形态,从而为进一步丰富、探讨教育公平课题提供了良好的坐标与观测点。
　　一、 平等与差异:“高考移民”现象之缘起
　　美国学者科尔曼和瑞典学者胡森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提出,教育公平有三个标准:一是起点公平,二是过程公平,三是结果公平,其核心是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和享用的公平。鉴于“高考移民”现象的发生阶段,其研究定位处于教育机会的公平,即起点公平。在我国,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当社会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需求不相平衡、适应时,教育机会公平的需求就格外凸显。
　　始于宋,剧于明清的“冒籍跨考”之说,有研究人员将其列为“高考移民”之渊薮。目前对“高考移民”的最权威定义参见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发文:“近年来,部分考生在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前利用省际间录取分数线差异,通过办理非正常户口迁移手续,在分数线较低的省份获得报考资格和较多的录取机会,这些考生绝大多数未在户口迁入地实际居住和接受高中教育”。wwW.11665.cOm概而论之,其表象为跨省考试,实质在于利用不同省份的分数线差异获取更加有利的入学机会。
　　从高考移民流向可以清晰诠释省际录取分数线的差异。目前高考移民流向主要有三:一是向新疆、西藏、宁夏、青海、贵州、云南、海南等教育欠发达的照顾省区;二是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三是省内分数差额区域的移动。2003年,万鄂湘教授在“两会”提案中提出,“除个别实验省市以外,全国的高考考生考的是同一套题,可是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苏等省的分数线要高出经济发达省市(包括北京)近180分,中部高等院校同一个班的学生,高考分数之差有的竟达200分以上”。由于自2004年始,高考实施各省自主命题,故撷取可比性较强的2001年~2003年录取分数,以观差异(表1)。
　　通过表1数据,迁出省区与迁入省区相较,2001年录取分数线文科一批最高580分,最低440分,相差140分;二批最高535分,最低350分,相差185分;理科一批最高607分,最低400分,相差207分;二批最高559分,最低300分,相差259分。2002、2003年这四项数据差异分别达到123分、222分、211分、229分、149分、177分、237分和256分。这就是不少研究人员所指出的,在甲地连普通本科都考不上的学生,到乙地却能上重点大学。利之所在,无怪乎“高考移民”之风甚嚣尘上,不同地域分数线的差异和录取率高低是推动“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直接动因。
　　根据教育部《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招生计划的制定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即国家核定招生规模;高等学校报送本校招生来源计划;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核、汇总;教育部备案后,由各省级招办依据教育部分送的招生来源计划向社会公布。招生计划的制定对录取工作发生着直接的影响。现行高考录取制度打着历史与现实的深深烙印。从历史上来看,这是计划经济的遗留物,从宏观上调整教育资源在全国的配置,促成整体共同发展,必须对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的地区和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适当倾斜。从现实因素来说,由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各地人口强度的差异,学生平均成绩的高低,共同对录取率与分数线的划定形成了制约合力。
　　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对正义、公平的阐释中,提出两个原则:一是平等原则,二是差异原则,平等原则居于优先地位。以平等视之,高考可以说是目前相对最公平的选拔制度,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以差异视之,地域差异的客观存在,考试公平与地域公平的矛盾也必将长期存在。由是,一提供了“高考”基础,一提供了“移民”条件,“高考移民”之缘起是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相辅相成,亦为观照教育公平提供了一层审视角度。
　　二、 公平与利益补偿:“高考移民”现象之发展
　　1.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根据卢卡斯的不平等有效维持理论,当一方需求达到饱和状态时,其优势比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开始了高校扩招,但现有的教育资源依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依然存在。
　　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理论提出,精英、大众、普及三阶段的区别,不仅在毛入学率的高低,更体现在多种条件“质”的变化。《2000年

3. 户籍管理制度的变化。由于人口管理的需要,1958年起,我国实行相对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将人口划定在不同的省、市、自治区,公民的入学、求职、就业、调动等都与户口挂钩。但随着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在市场经济和人口大量流动的冲击下,户籍制度也相应发生变化。1998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使户口管理制度在促进人口合理、有序流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必须逐步改革现行户口管理制度,适时调整有关具体政策。除了婴儿落户、夫妻分居、投靠子女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随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凡在城市有合法固定的住所、合法稳定的职业或者生活来源,已居住一定年限并符合当地政府有关规定的,可准予在该城市落户”。
　　各地区纷纷利用户口资源,制订相关措施。最典型的莫如海南省1999年出台的《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流通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提出“凡单位和个人向开发商或中间商购买(含抵押贷款购买)商品住房的,每购买建筑面积20平方米~25平方米商品住房(具体标准由各市、县政府确定),自取得房屋所得权证之日起,可在商品住房所在地办理1人入城镇户口手续。……在校学生从入户之日起,在普通高等院校入学考试、中小学入学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
　由是观之,差异是根源,公平是目的,利益补偿犹如一颗种子,在合适的土壤中立即生根成长。当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提供了必要性与迫切性,就业制度改革解除后顾之忧,户籍变化提供迁移之便,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分配的不均衡性,造成的录取率、分数差异进而入学机会失衡,根据公平补偿机制的内因,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变化等外因的共同推动下,形成了高考移民的大规模发展与热潮。这既是高考移民发展的第二阶段,也是教育公平自我调节而在特定阶段出现的插曲与客观现象。
　　三、 公平的精细化阐释:“高考移民”现象之新政策调控
　　2005年,教育部与公安部的一份联合发文拉开了高考移民第三阶段序幕,标志着新一轮政策调控的开始。从教育公平的角度审视,这不仅显示了对公平的精细化阐释,也从总体上显出了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过程,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了公平与差异兼济,以差异求公平的理论原点。
　　从背景资料看,高考移民是利益补偿诉求下的产物,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考移民队伍的泛滥,其投机性特点越发明显。据海南省教育部门2005年统计资料显示,除北京、上海、西藏外,全国其它省(市、区)在向海南省进行“高考移民”,尤以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河北、内蒙古、浙江、山东九省份为最。上述9省份今年有九千六百多名应试考生来到海南省参加高考,其中河南省三千五百多人,湖北省一千五百多人,江西1 100余人,湖南1 000余人,也就是每5个海南考生中就有一个是“高考移民”,海南省“高考移民”创下历史纪录。高考移民的大肆入侵,形成了对本地考生利益的严重侵占与掠夺,如录取名额的占有与录取分数线的相应抬高,并由此多次发生高考移民与本地考生间的激烈冲突,从而不仅造成了教育的另一种不公平,也酿成了严重的社会现象。
　　从中央宏观政策调控的层面看,“高考移民”现象之新政策调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成为第三阶段的开篇,也是从另一重角度展开对教育公平的诠释。2005年10月,教育部与公安部联合发文,针对高考移民现象要求:①高度重视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②各省级招生委员会可结合实际合理制定本地高考具体报名条件和报名办法;③各省级招生委员会要切实加强本地高考考生报名资格审查工作。④各地公安机关要严密户口迁移手续,并协助招生管理部门做好高考报名考生的身份审查工作。通知强调指出,有关部门应从严掌握、审慎出台以“高考优惠”作条件发展本地经济和吸引人才的政策,以免给高考过多的承载和负担;要进一步完善以考生户籍为主、与在本地区高中就读一定学习年限相结合的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考报名办法。
　　从各地政府制订的详细方案及限制条款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对教育公平政策的贯彻和调控重点。2005年,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处置积压房地产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废止前购房入户相关规定。北京、上海、内蒙、新疆、青海等地分别从完善户籍学籍双认定、高中学籍电子注册、居民身份证核查、报名资格公示等方面加强高考报名资格审查。经过数年的磨合与调整,此类被称为"封堵"的方法也在纷纷攘攘中不断改进。根据最新公布的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条件,高考移民的重点目标省(区)分别采取了限制措施(如表2)。
　　如前所述,平等造就了高考,差异造就了移民,利益补偿是发展内因 ,从高考录取制度的制定——高考移民现象的泛滥——新的调控政策出台,实际是围绕教育公平主题出现的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面临同样的高考,同样的分数背后又隐藏着对基础教育资源占有的极大差异。通过招生制度的倾斜与调控,在宏观层面达到相对平衡,但分数线究竟相差多少才算公平很难有一个完美的量化估算。于是在地域间分数线过于悬殊的现实面前,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难于调和,矛盾的激化便是高考移民的泛滥。一方利益补偿却又侵犯了另一方的利益,高考移民成为对教育欠发达地区考生接受高等教育权利的侵犯,2004年,西藏林芝地区500分以上考生82名,只有不到10名是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和当地考生。新一轮政策调控的出台,确实在宏观层面兼顾效率、公平,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了公平与差异兼济,以差异求公平的理论原点,显示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相结合,从而对教育公平进行了更加深入精细的阐释。
　　根据博弈理论,在多种社会因素与不同的利益诉求下,抽象的、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从高考移民典型案例,我们看到了向更加科学和公平的不断探索与追求。若再进一步思索,“封堵”可解一时之危,却非长久之策,古人云,堵不如疏,从长远计,建议如下:①从基础教育抓起,加大对西部等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基础教育水平;②在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科学分配的前提下,逐步缩小区域分数线与录取率差异;③招生形式多样化,为考生提供更多选择;④加大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力度,增加学习的机会和可能。在溯本求源、标本兼治的努力下,让高考候鸟也不再振翅欲飞。
　　参考文献:
　　1. 何怀宏.罗尔斯《正义论》译者前言——个精致的正义论体系.思想评论,2001-04-20.
　　2.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