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及其盟友日本一直支持中国台湾。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在无法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情况下改变政策,最终抛出“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案,以设法挽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日本也追随美国的这一政策,并迫于美国的压力担任了这两项决议案的提案国,但美日政策最终归于失败。
　　［关键词］美国；日本；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及其盟国日本采取多种手段阻挠其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只承认台湾政权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行使联合国所赋予的权利,此即所谓的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那么,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美日对待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呢？本文就美日两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历来政策进行详略适当的描述,并重点探讨两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前后的外交姿态,以期揭示本质所在。
　　1 美日的既往政策
　　美国和日本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阻挠由来已久。
　　1.1 第一阶段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以遏制和孤立为主,对待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也是如此。虽然从1950年起中国代表权问题就在联合国大会上被提案,但美国以中国的抗美援朝是“侵略”为借口,操纵安理会否决权,通过了“延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随后的十年里,美国利用其影响力,对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提案,操纵联大年复一年地加以否决,将此议案排除在联大的议题范围之外。而日本自1956年加入国联以来,一直是美国 “延期讨论”决议案的支持国,协助美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WWW.11665.cOM但随着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加入国联,美国控制联合国的能力也随之减弱,该政策的实施越来越艰难。
　　1.2 第二阶段
　　1961年,美国又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8条第2款规定,“对于新会员加入联合国之准许,会员国权利及特权之停止,会员国之除名”,均属“重要问题”,必须有2/3的成员国表决同意。美国政府认为改变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联大的2/3的多数通过才能有效。在此过程中,日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外相小坂善太郎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将这个“重要问题”主意告诉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才使这一政策得以实施,这表明,日本政府在对待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开始主动为美国出谋划策并成为这一“重要问题”决议案的共同提案国。这样,美日通过贯彻这一政策,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把中国拒之于联合国门外。
　　从以上两阶段看出,美国和日本对待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基调是一致的,它们分别有着不同的战略意图。
　　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完全出于冷战的考虑。因为中国代表权问题首先涉及美台关系,美国战略意图是在西太平洋构建一条从阿留申群岛到菲律宾的反共战线,遏制中苏向亚太地区扩展势力范围,中国台湾是这一战线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政府继续扶植中国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是为了继续维护自己在联合国中的优势地位。如果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联合国承认,则中国台湾势必会退出联合国,如果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中国在联合国中联合起来,美国控制联合国的能力就会减弱,这直接影响美国在同苏联冷战中的优势地位。此外,如果中国台湾退出联合国,表明中国台湾不再是一个被国际上承认的政治实体,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中国台湾驻军和对台军售的合法性。所以美国不遗余力地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
　　日本一直追随美国阻扰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是在美国提携下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美国一直是日本最大的经济贸易合作伙伴,之后日美在原有的“日美安保条约”基础上,又进一步修改添入经济合作内容,使日美同盟关系更为密切。这样,日本为更有力地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便积极追随美国反华战略的政治态势。同时,日本还追随美国支持中国台湾政权的政治态势。1952年4月,日本与中国台湾签订了“日台条约”,把台湾纳入军事防卫范围。此外,日本与中国台湾之间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支持中国台湾的立场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经济利益。这样,美国与中国台湾因素的制约使得日本内阁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局限性,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便是其中一个缩影。
　　2 美新政策的提出
　　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意识到再对华采取敌视的政策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和它在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国的决策者决定主动采取缓和政策,与中国改善关系。
　　相形之下,中国台湾的战略地位有所降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冷战背景下美国一直视中国台湾为西太平洋防御圈的一个重要环节,用于阻止中苏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势力的扩张。然而,20世纪60年代中苏之间的斗争使美国认识到中国并非苏联的附庸,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存在,对华防御也就有所缓和,中国台湾的战略价值也相应降低。
　　另外,1970年联合国第25届大会上,对“重要问题”案进行表决的结果为：赞成票49票,反对票51票,这样反对美国“重要问题”案的票数首次超过其赞成票数。这表明,美国以“重要问题”为借口,来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做法已不得人心。
　　基于上述几点考虑,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开始寻求新的替代政策,也以此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样“双重代表权”案和“逆重要问题”案便开始浮出水面。
　　1970年1月26日,美国驻中国香港总领馆领事马丁(martin)以苏联为例,提出了一个解决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方案。这一方案提出,在联合国大会中,苏联有三张选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有一票),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接受这一现实,这种存在也可以为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模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当局分别占有安理会和联大的席位,但不涉及合法政府及领土主权之争论。此后,美国政府又分析了这一方案的优劣之处,认为这一方案可以使美国灵活处理同北京与台湾的关系,维持现在的稳定局面,并且台湾最终也会对“双重代表权”方案让步。但急剧转变对台支持立场有损美国的国际声望。因此,建议鼓励 “双重代表权”，提案的同时继续支持修改后的“重要问题”案,这一策略符合当时的局势和美国的战略利益,关键是要征得中国台湾的同意。

　　最初,中国台湾当局坚决抵制“双重代表权”,美国多次派使赴台加以劝说该方案的可行性。面对美方的压力和严峻的形势,台湾最终做出妥协,1971年7月27日,周书楷通知沈剑虹再次约晤罗杰斯申明其立场,“倘各友邦,如美国、日本确认为有提出双重代表权案以击败阿案之必要,我可予以了解,唯切勿在案中提及我在安理会之常任理事席位”。中国台湾实际上已暗示,默认“双重代表权”案,只是为坚持其一贯立场,中国台湾必须在言辞上反对“双重代表权”案。
　　得到中国台湾的表态后,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外宣布了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将采取的新政策,即调整后的“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
　　这标志着美国在对待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发生了变化,即由过去的“一国论”(指中国台湾国民党当局)变为“两国论”(指一中一台)。
　　3 日立场的波动
日本在此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
　　1971年9月10日,罗杰斯与日本外相福田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举行会谈。美国要求日本成为“逆重要问题”案的提案国,而日方则表示会支持“逆重要问题”案与“双重代表权”案,但还不能承诺成为共同提案国。同日,双方就中国代表权问题又举行第二次会谈,日本仍未表明立场。
　　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日本一贯支持美国立场,但此时却不同以往,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中美关系出现了缓和。1971年7月,美国宣布尼克松总统将要访问中国,日本朝野极为震撼,这一“越顶外交”使日本政府有被遗弃感,沉重打击了日本外交上完全追随美国的立场。在此情形下,日本只能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在外交上不敢有大的举动。
　　(2)一直以来,中国对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很大努力,尤其是中日民间交流增加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这给日本政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同时,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对日本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日本国内要求佐藤内阁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此,迫于国内民主压力,日本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保持了低调态度。
　　面对日本的犹豫,美国决定对日本施加压力。1917年9月1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延迟在归还冲绳岛的协议上签字。佐藤内阁一直把收回冲绳岛作为当时日本所追求的最大目标,面对美国的威胁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1971年9月22日,佐藤宣布充当“逆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的共同提案国。日本的这一举动打消了许多观望国家的顾虑。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政策妥协,美日最终争取到了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哥伦比亚、洪都拉斯、菲律宾、泰国等在内的21国作为两方案的联合发起国。
　　4 美日政策构想的失败
　　1971年9月21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幕。10月25日,大会先以55赞成对59票反对15票弃权,否决了美国等关于取消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代表权亦属“重要问题”的提案。这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次表决,这为“阿尔巴尼亚” 提案的通过奠定了基础。这时,美国还企图做最后挣扎,要求在表决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一节,但这一要求被大会否决。中国台湾代表认识到大势已去,为了维护“尊严’,当即宣布退出联合国。接着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 提案,即2758号决议。这一提案的通过,使接下来的“双重代表权”的提案被自动否决而成为一项废案。美日历时多年的努力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台湾被驱逐出联合国的命运,1971年10月26日,周书楷宣布中国台湾退出联合国机构。
　　5 结 论
　　中国台湾之所以最终被逐出联合国,除了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中国的影响力日益提高等关键因素外,美国政策的转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尼克松力图改善对华关系以制约苏联,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而这些措施中冲击力最大的是基辛格的访华,这在原来支持中国台湾的国家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使这一阵营乱了阵脚,在联大就中国会籍和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时,基辛格又第二次访华,这一举动无疑被各国视为美国已改变立场的迹象,因此,此时美国政策的转变动摇了其追随国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
　　而日本对待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虽发生过动摇,但基调是一直反对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席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中日关系还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中国代表权问题只是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缩影。因此只要两国关系没有质的突破,日本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基调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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