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思想。他以行“仁政”为最高目标的善治理想蕴涵了他的善治主张，也为统治者提供了善治的基本规范。从整体来看，他的善治思想主要有“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民生观，“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力观，“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绩观，“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以及“取于民有制”、“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的廉政观。从他的民生观、权力观、政绩观、用人观和廉政观中可以得出当代大学治理的三点启示：以人为本、依法治校和民主管理。
　　关键词：孟子；善治思想；当代大学治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5-0101-05
　　收稿日期：2013-05-26
　　基金项目：江西省2013年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多元化背景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mks1303）。
　　作者简介：吴磊（1970-），男，广东海丰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赣南师范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
　　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有关社会政治活动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及其价值精神的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应严于律己、尽心尽责以及对“内圣外王”之思考体现了其思想的完整性；他阐发高深道理时使用循循善诱、巧妙比方的手法体现出浅近性；他以人性本善假设为出发点，要求统治者树立高尚道德、以成就圣人风范的主张体现出高尚性；他主张“民为邦本、有恒产者有恒心”等思想开启了先哲的智慧之门，具有启蒙意义。wwW.11665.COm孟子的善治思想不仅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当代大学的治理也有指导价值。
　　一、孟子善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研究孟子的善治思想，必须先从“善治是否有可能”这一本源性问题着手。通过研究发现，孟子的善治思想是从人性论开始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1]（p159）。紧接着，孟子又论证了人心善成就了人性善。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1]（p163）。孟子认定这“四心”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发育流行，就能有助个体形成仁义礼智的品质。他继续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p163）。因为这“四端”是人所固有的，是先天赋予的、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圣人、贤人都是人、都具有基本的人性；官员也是人，他们也与普通人一样具相同的人性。因此，从理论上说官员都可以成为好官。如果这些官员在为政的实践中能够时时保持和发扬仁心，则其为政也将无有不善。
　　孟子从人“心善”推出人“性善”，从人“性善”预知人行为的善。他正是通过人的“不忍人之心”推理出“不忍人之政”，认为仁政即源于人性中的“恻隐之心”，从而给仁政思想以伦理上的可能性。同时，其仁政思想是直接面对现实提出的，是性善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人性善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全部基础。孟子的善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有恒产者有恒心”的民生观。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为不为己”[1]（p70）。在这里，孟子论述了对立统一的两个东西——“恒产”与“恒心”。“恒产”属于物质性的范畴，“恒心”则属于意识的范畴。孟子的观点是：恒产决定恒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可见，“有恒产者有恒心”是善治中的核心内容。“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前提是先有“恒产”，那么怎样保证老百姓有恒产呢？孟子认为，要使百姓有“恒产”，就必须从划分土地界限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1]（p74）。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从物质基础决定社会意识的立场出发，肯定了人们衣食住行的正当性，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切身利益。
　　第二、“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力观。“民贵君轻”语出《孟子·尽心下》，其完整表述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p195）。在孟子看来，“民贵”理应落实到对老百姓的生计及其相关事项的关注上。他认为，诸侯之宝有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他告诫说，在国家治理中

百姓是最为重要的依靠力量，统治者关爱老百姓必须首先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倍加珍视。如果统治者只以珠玉为宝，一定“殃必及身”。统治者不爱民、重民，最后必然落得逃亡或身首异处的下场；而行仁政、爱护老百姓，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得天下。孟子用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说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一浅显的道理。在这里，孟子除表明关注民生、执行民意是君王及其朝廷的天职之意外，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意旨——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来源。从关心民众的物质需求到得民心、从得民心到得其民、从得其民到得其政，显示了孟子的权力源自于民的思想。统治者治国不仅要明白权力来源于人民，而且还要把权力运用于为民服务的活动之中。由爱民而爱物是关心人民的生活需要，是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正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孟子的权力观是：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统治者掌握权力不是只为本阶级谋利益，应该用手中职权关心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本固邦宁”。
　　第三、“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政绩观。权力既然来自人民，那么根据善治的基本要求，权力也必将要用来为民众服务。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p24）。孟子的“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政绩思想有着深刻的哲理，闪耀着“仁民爱民、视民如伤”的人性善光辉。首先，孟子的政绩观为统治者总结了治国的基本经验，即“得民者得天下”。紧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得民的关键是得民心。“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1]（p61）。孟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得民是江山易帜、朝代更迭的根本原因，而得民的关键在于民心向背，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兴衰成败。最后，孟子认为得民心还须君主与民同忧同乐。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p110）。统治者只有把不断满足民众的欲望和需求作为追求，与民同忧同乐，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从孟子的政绩观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民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统治者切不可以救世主自居，应时刻牢记“乐民之乐”、“忧民之忧”；评价一切政治活动的标准在于百姓是否满意、是否赞成。统治者只有具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胸怀，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心，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戴。 　第四、“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视人才为治国之宝、执政之要。“得才者昌”、“失才者亡”成为政治家的共识。孟子作为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对于如何识人、用人和选人、驭人可谓有较为独到的见解。孟子“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主要包含四个要点：一是亮出了人才与否的评判标准——“贤”与“能”。“贤”是指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德”；“能”是指优良的智力素质，这里指执政能力，亦即通常人们所言的“才”。德才兼备是孟子的人才评判标准。二是指出了用人方法和原则。孟子的观点是统治者要“尊贤使能”。贤明的君主必然会选贤举能、广纳英杰，尊敬并任用贤能之人，使出类拔萃者得到应有的职位和认可。三是对于如何选贤举能、选拔人才，孟子提出两个原则：不分贵贱亲疏，任人唯贤；倾听国人举荐，不偏听偏信。只有真正做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国家才会治理有方、日益强盛安定。四是特别论述人尽其才的环境：“悦”、“愿”二字明示统治者要创造比较宽松的用人氛围，让真正的人才在工作中心甘情愿为统治者出力、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孟子的识才、用才、选才和驭才思想可谓登上了我国古代人才思想的顶峰。无论是司马光的“德为才之帅、才为德之资”的古训、还是现代人今天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几乎都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无人能出其右。
　　第五、“取于民有制”、“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的廉政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孟子廉政思想的精华。孟子主张统治者在执政过程中，不要与民争夺财富、而要尽可能让利于民。孟子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1]（p7）。孟子“薄税敛”的思想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阐明了治理目标，通过薄税敛而实现藏富于民；二是阐述了治理手段，通过在税收问题上“取于民有制”促成统治者的廉政。在这里，“制”应该理解为制度、规章的意思。“

藏富于民”和“取于民有制”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前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后者有利于统治者的廉政勤政。孟子呼吁统治者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税率和税收办法，切实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统治者行廉政除了要“薄税敛”、“取于民有制”之外，对待名利时也要慎之又慎：如果不能警醒自己，就会流入贪污腐化而不自知。孟子针对当时贪污受贿等不廉现象，主张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显然，孟子以“义”、“道”为判断廉与不廉的标准；即使有人愿意把天下的财富都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会不屑一顾。他进而指出：“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不可取。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孟子的廉政观总体来说是：对老百姓要多予少取；一切以“义”与“道”做为廉与不廉的标准；对可取或不可取的东西最好不取；收受不该拥有的东西也是一种“非义”的行为。孟子的廉政思想已经触及到了权钱交易的某些内涵，虽然他没有指出贿赂的本质，在当时已实属不易了。
　　二、当代大学治理需要“善治”思维
　　大学是个小社会，社会是所大学校。大学总是服务于社会，或寻求服务于社会的机会；社会塑造了大学，使大学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大学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当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各守其分、良性互动时，大学就得到相应的发展；当它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关系错位时，大学就面临生存压力，发展受到抑制。大学与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冲突关系客观存在，只有当大学在与社会各系统的冲突得到有效协调时，大学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契机。当代大学肩负着传承文明、传播知识的历史使命，在社会发展与进步当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而当代大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就必须对大学治理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使之符合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
　　自20世纪以来，大学功能多样化和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大学制度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观念受到了挑战，大学自身的管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深入，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在我国当前形势下，大学教育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对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可是，大学发展中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所以对大学治理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大学治理就是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重大决策的结构和过程。在我国对大学治理进行改革，就是要建立当代大学制度。当代大学制度要重点解决三大问题，即政府如何依法管校，学校如何自主办学，社会如何参与监督。为此，要围绕政府宏观“管学”、学校自主“办学”、社会积极“参与”进行制度创新[2]。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当代大学制度的本质与核心，大学治理是联系大学内部以及外部各利害关系人的正式的和非正式关系的制度安排，以便使各利害关系人在权利、责任和利益上相互制衡，实现大学内外部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治理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它更注重协调、而不是控制，主张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将“善治”引入当代大学管理，就是使办学效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它强调充分调动社会与学校、学校管理者与广大教职员工参与大学管理的积极性，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控与激励机制。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改革，既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遵守我国教育事业领域中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大学治理模式进行改革还要从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益的指导和借鉴。
　　三、孟子“善治”思想对当代大学治理的几点启示
　　如前所述，孟子的善治思想可以分为五个方面，民生观、权力观、政绩观、用人观和廉政观。如果对这“五观”进一步综合和挖掘，从民生观和政绩观中可以得出以人为本的理念，从权力观中得出民主管理的理念，从用人观和廉政观中得出依法治理的理念。
　　（一）当代大学治理应该营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
　　孟子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乐民之乐、忧民之忧”。很明显，前者就是提倡统治者要关心老百姓的生计，老百姓只有在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得到满足之后才可能有被教化的可能；后者则强调统治者要与百姓同甘共苦、休戚与共。这种观点，在今天而言，就是以人为本。它要求管理要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根本。学校管理者要充分认识教师是自由的、具体的、

特的、不断生长着的生命个体，尊重他们浓郁的生命期待和真挚的生命追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创建生命发展的自由空间，尊重人具体实在的生命本色，关注人的情感需要和生命体验；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实现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做到以情为主线，靠群体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进行管理；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以人为本的善治理念体现于当代大学治理，具体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尊重教师。教师作为高素质的特殊群体，他们除了有物质欲望以外，更有高度的社会需要与心理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应该考虑到每位教师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千方百计地满足其合理需求，尊重其人格、尊严与价值。此外，还要注意情感投入，做到以情动人、用情留人以促使其发挥出最佳的整体效能。为此，学校领导要善于倾听教师意见，以取得教职员工的信赖，并通过提高教师需要的满足度激励士气，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办学目标。二是关爱学生、激发潜能。商场上有句名言：顾客就是上帝。我想这句话也可以套用到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高校：学生也是上帝。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就是：确立学生主体地位，围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开展一切管理活动。它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学生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个性、利益、需要、知识兴趣、爱好，力促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才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把所有学生作为全心全意为之服务的主体。
　　（二）当代大学治理应该走依法治理的路子
　　孟子被儒家尊称为亚圣，一般来说他对社会治理的方法手段是侧重于德治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有别于法家。但是孟子主张德治，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反对制度治理的作用。在他的廉政观中，他特别强调统治者“取于民有制”，“制”就是制度、法律的意思；同时他还赞成当时的“井田制”，主张通过划分“经界”来保障“有恒产者有恒心”。因此，孟子并非反对依章治理日常事务。孟子的依章治理思想用于大学治理实践就是依法依规治理大学。
　　大学既不是企业实体，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业单位”，而是具有鲜明自治特征的知识型社会组织。因此，当代大学制度强调政府的指导、评价、监督与服务作用，政府只能扮演“有限政府，无限服务”的角色。正因为政府对大学不能管得太多、太死，大学要实现自身的功能就必须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和模式。从世界各国（地区）通行的做法来看，就是建立大学章程。
　　大学章程是为保证学校正常运行，主要就办学宗旨、内部管理体制及财务活动等重大的、基本的问题做出全面规范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3]。它是大学办学的纲领性文件，是大学成为法人组织的必备条件，是政府、社会及大学自身依法治校的重要依据。加强大学章程建设是当前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必然要求，是政府转变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的需要，是大学完善内部管理、建立当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从英国的开放大学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国立开放大学和泰国的苏可泰开放大学，都是通过议会立专门法建立学校章程；在我国香港，开放大学章程就被赋予了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香港法例或附属法例体系中，对香港公开大学进行依法治理。
　　大学章程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但并非法律。大学作为行政主体，其行政相对人是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因此章程具有约束力。但大学自身又是政府的行政相对人，受政府的管理与监督，其所制定的自治规则对于政府并不具有约束力。当然，大学章程的制定不能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而只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活动。
　　（三）当代大学治理应该坚持民主治理的原则
　　孟子的民主思想在其著作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民贵君轻、仁民爱物”的权利观里，他实际上就具有了民众就是（国家）权威的来源的思想；同样，在“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用人观中，提出用人应该倾听国人举荐，不偏听偏信，这些都是民主思想的萌芽。大学作为新思想、新观念的发源地，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民主的治理措施，是不利于大学治理的。大学民主治理以“民主、公平、公开”为原则，把自由、公正、平等的民主理念引入大学治理全过程，使各组织各群体成员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学校事务。当代大学民主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制度、机构和治理方式。这四者相互依赖、相互联

系：理念是思想基础，制度是理论依据，机构是运行载体，方式是运行手段[4]。
　　民主治理大学当务之急是厘清大学的内部权力系统。目前，在我国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中，普遍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类最为主要的权利系统，不同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架构产生了不同的权利结构模式。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分属两种不同的权利系统，权力的行使都有一定的范围和程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起失衡或冲突。从理论上说，两种权力应该是互补的、统一的，行政权力不可或缺，而确保学术权力的独立性是行政权力存在的依据。从我国高校的实践看，两种权力的发展不很协调：行政权力强化，而学术权力则相对弱化，以至于出现行政权力控制学术权力的不正常现象，违背了当代大学的价值取向。为此，要强化学术权力在大学治理中的地位，行政权力要重心下移，把学科和课程的调整和设置权、科研项目管理权、教师聘用权等学术权力委托给学院系一级，使学院系组织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学校也需要建立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专门机构，如民主决策机构、民主执行机构、民主监督机构、信息反馈机构，保证学术权力的地位不弱化；同时应该加强教代会建设，确保教师在学校行政权力架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教授博士委员会建设，确保在学术权力架构中教师的建设性作用。
　　总而言之，当代大学的治理方式方法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搞好大学管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孟子等中国历史上的圣贤们对社会管理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为当代教育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当代大学管理中会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如何治理好当代大学尚需当代人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 孟轲.孟子[m].梁海明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159.
　　[2] 严文清.如何完善大学治理结构[n].光明日报（理论版），2012-10-12（8）.
　　[3] 陈立鹏.关于我国大学章程几个重要问题的探讨[j].中国高教研究，2008（7）：25.
　　[4] 张利.当代大学民主治理途径探析[j].人民论坛，2012（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