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徽商阮弼，“弃儒服贾”，终成大贾。他使当时的芜湖成为浆染业的代名词，即所谓的“浆染尚芜湖”。他为保卫芜湖和建造芜湖城做出巨大贡献，除此之外还做出种种善行义举。他虽为大贾，却不忘贾者该有的德行，儒者应有的风范。
　　关键词：阮弼；芜湖；贾者；儒者
　　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得不白手起家。事业有成后，他“诠释”了儒者应有的风范，贾者应有的德行。他有意在芜湖起家，却于无意中青史留名。阮弼，一位平凡的明代徽商，在芜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命途多舛
　　阮弼，字良臣，明朝歙县岩镇人。阮弼本应在“力耕”和“业儒”中过着较为充裕的生活。但因其父仁厚、好善，一份好端端的家业几乎被人借贷一空，还落得个“愚”者的称号，家庭因此步入“大困”的境地。阮弼也因没有学费而辍学，尽管阮弼能“日记千言”，能与大司徒“鲍公”相媲美，都无法改变其辍学的命运。
　　阮弼便不得不弃儒就医，而当时“市中故多医”，于是阮弼连医生也当不了，不禁感叹世事多艰：“想为‘良士’，却无资以请师，何以为士呢？欲为医，则‘医必历试’，否则与杀人又何异？又怎为 ‘良医’呢？”辗转反侧中，阮弼便向其父提出一个服贾的要求：“郡中之人，大都‘以贾代耕’。虽有良田，不耕种又何谈收获呢？家有久欠的债务没有还清，难道就这样一直坐以待毙下去，而不去寻求一条谋求生计之路吗？儿子想要盘缠去服贾四方。”于是，阮弼带着资金，来到芜湖这样一座港口城市。
　　贾于芜湖
　　从其后的成功来看，阮弼的选择贾于芜湖是独具慧眼的，正如时下之言：“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奋斗，而是抉择”。WWW.11665.cOm芜湖是“舟车辐辏”之地，又可得“万货之情”，这一“地利”之便，是阮弼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阮弼在芜湖还未成就事业之际，便能够在小的经营中重然诺、轻利重义，对同行间更是“不言而信”。芜湖的生意人极其尊重他，将其和汉代的季布相提并论。由此可见，阮弼成功所需的“人和”条件也具备了。当时市场上的买卖和贸易都要有牙行的牙商在买和卖之间进行说和和谈价，这样交易才可以进行。当时的芜湖，各行各业都有牙行，而唯独“赫蹄”之业尚无人真正问津，阮弼认为，他是有能力将其做起来的，正如他说：“此吾业也”。何谓“赫蹄”呢？“赫蹄”在此指的是一种染色布。于是阮弼果断的将这项浆染之业揽入怀中，可见阮弼以独特的智慧相中“赫蹄”之业，是非常明智的，这或许便是阮弼成功所具备的“天时”条件。天时、地利、人和，三样条件都具备了，成功或许就易如探囊取物了。
　　于是阮弼便开始着手筹集资金、将染业的生意做大，达到“利且数倍”的程度。但阮弼并不满足于现状，他通过实践的经验总结，萌生了成立浆染局的想法。他经营的产品不再囿于染纸业，扩大到染布业。后来，他将此想法付诸实践，且一举成功。他将芜湖凌乱的小的手工染坊联合起来，成立的浆染局，由此局统筹规划染业事宜。在此局的管理经营下，芜湖浆染业的生意极好，以至“利滋倍”。后其产品“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间。最重要的是，阮弼在交通枢纽处建立染浆业的分局，以便整体统筹。这样相应增加利润的同时，使得芜湖就好似一个浆染业的中心，有此中心向各个方向辐射，一时间芜湖成为浆染业的代名词，有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的“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之语为证。而在宋应星此书中所说的“芜湖巨店”就是由阮弼所倡议成立的染浆总局。阮弼也因此被推举为此局的总负责人，相当于此行业的“祭酒”，时人将其比拟为“百谷之王左海”。“芜湖巨店”、“祭酒”、“百谷之王左海”此三词便足将阮弼对芜湖染浆业，乃至中国染浆业的贡献全都概括出来。
　　儒者之德
　　事业有成后的阮弼，并没有将其远在歙县的父母和弟弟抛在脑后，而是将其父母接到芜湖，亲自侍奉。对其弟更是呵护有加，不仅将其两个弟弟的婚事办好，还要将自己的财产一份为三，给两个弟弟。可见阮弼对其弟的手足之深情。阮弼的父母对其均分财产持有反对意见，毕竟偌大家业，只是阮弼一人之功，与其弟并无相干。同样，阮弼之弟对他的均分财产之举，也深感愧疚的说：“你今日之成就，并无我们半分汗水，我们有何颜面来坐享其成呢？更何况是三者均分呢？”但阮弼并没有被这些反对意见所左右，他

态度坚决地表示：“吾终不食吾言”，遂将财产一分为三。因为阮弼深深的懂得“均无贫”、“和无寡”的道理，只有分配均匀，才无所谓贫穷，只有全家和睦，上下一心，才会有“家和万事兴”之局面。“唯孝友于兄弟”的儒家准则，阮弼也深刻理解，并将其付诸实践。正如阮弼亲口所说：“吾闻均无贫，故必适均而办之异；和无寡，故必参和而统之同”。
　　后其两弟相继去世，却都有遗孤需要照料。其三弟的一个女儿，阮弼将其视之为自己的女儿一样，将其安排好归宿。而其二弟的两个儿子，阮弼更将其视为其亲生儿子一样，将他们带在身边，教他们从贾之道，让他们多多接受生活和生意上的历练。
　　也许，你会以为，阮弼只是对至亲的人才如此。可是，事实并非如此。阮弼的宗族亲戚，只要他能够为他们做到的，他都会尽力而为。所谓“业儒，则佐之儒；材可贾，则导之贾；能独立，则授赀而薄其息；能从游，则授糈而冀其成。”也就是说，宗族亲戚中，如有愿在儒学上下工功夫的，他会帮助他在儒学上有所发展。而发现其有经商之才的，则因势利导，使其能在贾者之路上前行。那些能够自己做一番事业的，阮弼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资金，帮助其发展。对于能够“从游”的人，则资助他们能够学有所成，等等。阮弼还对这些宗族亲戚，“有过则规，有善则劝，有难则赴，有急则赒，有违言则解纷。”可见阮弼对其身边的人也一样的至善至真。
　　阮弼所做的一切正如儒家亚圣孟子所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这远远不够，他也将孔子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思想在生活行事中体现出来。阮弼作为弃儒服贾的贾者，却始终没有将其道德标准脱离儒家的思想范畴。 　贾者之行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徽州遭受倭寇的进攻。《明史》外国列传中是这样描述的：“（倭寇）自杭州北新关西剽淳安，突徽州歙县，至绩溪、旌德，过泾县，趋南陵，遂达芜湖”。而当时的芜湖没有城墙的防范，使得守卫者束手无策，惶恐连连。于是，阮弼便倡议年富力强者组织起来，保卫芜湖。并鼓舞那些愿和芜湖共存亡的壮丁说：“倭寇算什么呢？老虎吗？老虎都能够打败，又何况是倭寇呢？更重要的是，倭寇的势力已经减退，我们足可以打败他们，以谢天子之隆恩”。此外，阮弼还捐资以助抗倭。正因阮弼的倡议和鼓舞以及出资，使得倭寇发现芜湖人民早有防备，便不敢轻举妄动了，绕道而走了。后上奏皇帝为保卫芜湖的人请功，众人认为此功劳非阮弼莫属。皇上论功行赏时，阮弼却低调的拒绝说：“一位‘四民之末’的生意人，何德何能受此大赏呢？”。
　　阮弼倡众人保卫芜湖，为芜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数年后，一批盗贼劫了芜湖的县库。为了安全，芜湖必须尽快修建城墙，因为缺少资金，要建造芜湖城的“监司”大人，便想到了阮弼。阮弼积极响应，带头捐资，并倡议众贾者和有能力的人捐献自己的力量。正因为阮弼的帮助和倡议，使得芜湖城的建造如期完成。而再给阮弼请功，皇帝给其论赏时，阮弼“辞如初”。
　　从保卫芜湖到建造芜湖城，阮弼都贡献其心血。两度行赏，两度拒绝。但这并不影响阮弼的为善之心。芜湖到南陵的道路，以“险”和“淖”著称，让行路之人痛苦不堪，这时阮弼又捐重金，并倡议诸贾人捐资以助修路。芜湖到南陵的路途，才最后能够修成。
　　功成名就
　　先前，阮弼把芜湖作为其成就事业之地。回首阮弼走过的路途，可见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在芜湖功成名就，阮弼和芜湖结下了不解之缘。皇上“覃恩诏赐民间年八十以上爵一级”，而此“覃恩”首沐阮弼。阮弼感动的“北面承之”并说：“我一介匹夫，何敢以拒绝天子之恩泽？”。在封建社会，对于人的最高奖赏，便是得到皇帝的肯定，而阮弼做到了。
　　汪道昆的《明赐级阮长公传》是这样评述阮弼的，“居芜湖久，以侠义闻”。灾荒之年，他设棚置粥给饥饿之人，还置义舟、义棺，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先前阮弼向他人不断借贷，又不断偿还。但是，阮弼偿还他人时，并没有向他人索要他当时立下的借款凭证，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收回。这样久了，一些狡猾的人，就拿着阮弼没有收回的借款凭据，再次向阮弼索钱，阮弼心里知道，却不加解释的给他们。而向他借贷的人呢，多半人都再也没还款给他，但阮弼并不在意这些。时人称阮弼“愚”。从阮弼选择在芜湖白手起家，继而成功，可见其是一位“智者”。而

后他两度拒绝皇帝的封赏，生活中他还钱给他人时，又不要回“借据”等，在时人眼里，他貌似一位“愚者”。而阮弼对家人、亲戚的爱护；对芜湖城的贡献；对芜湖人民的救济等等，可见他又是一位“仁者”。可“仁”与“愚”之间的界限改怎样划分，可能只有阮弼自己最清楚。
　　芜湖人为纪念阮弼对芜湖城的贡献，将芜湖的西城门命名为“弼赋门”（而 “弼赋门”可能就是阮弼捐赋建起来的），以示永久之纪念。我们今天不仅能够从芜湖的“弼赋门”感受到阮弼的存在，从汪道昆为阮弼所写的《明赐级阮长公传》中，能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阮弼其人、其事。
　　阮弼在“大困”的家境中，艰难抉择，最终决定服贾于芜湖。他有着儒者的德行，贾者的风度。他成就了芜湖浆染业中心的地位，也在保卫芜湖、建造芜湖城，为芜湖做出种种义举的同时，成就了自己。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赐级”和关于他传记的故事，他留给芜湖的也不只是“弼赋门”、“侠义”之名和浆染业中心之誉，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食粮，需要人们不断的解读。（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明」汪道昆：《太函集》卷35《明赐级阮长公传》，胡益民，余国庆点较本，合肥黄山书社，2004.12
　　[2]「明」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卷，明崇祯初刻本（安徽师范大学电子古籍库）
　　[3]「清」张廷玉等：《明史》列传二百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