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的中美文化碰撞与融合
1.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华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
华裔美国文学在上个世纪60年代蓬勃发展，从黎锦扬的《花鼓歌》到近几年谭恩美出版的《沉没之鱼》，华裔美国作品对华裔美国人的刻画都体现了中美两种文化、两种世界之间的“双栖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着深厚牢固的中国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极少怀疑。来到美国后，他们的半封闭式的生活环境又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美国主流社会之外。他们对美国文化的心理认同往往是缓慢的、被动的，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们是美国的中国人。而“美国造”的新生代在美国文化的海洋中成长，他们自然地、主动地接受美国文化，并自认为纯粹的美国人。可是，残酷的现实表明他们既是美国人，又是中国人，但又不完全归属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无论他们个人意愿如何，都无法超越“美籍华人”的范畴；在许多被种族偏见蒙蔽的西方人眼中，“华人”永远是贫穷、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在西方的“天堂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里不应有华人的席位，虽然这些华人也是美国公民。这一点被张冲教授评述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特征，他们身上经常体现着隐形的源文化、源意识与显性的现文化、现意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体现着某种程度上的身份不确定性，体现着某种“双重身份”或“双重意识”5。wWW.11665.CoM
而最能体现这双重意识碰撞的是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华裔青年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华人父母之间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据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华人子女必须出类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对子女严加管教，甚至不惜为子女的前途牺牲自我。《喜福会》里的母亲们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地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主导女儿们的生活，费尽心机地安排她们的前程，遇到的却是女儿们的公开叛逆或消极抵触。母女们朝夕相处，却形同陌路；她们脚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样，两种文化传统的冲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谭恩美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冲突展示了第一代华裔美国移民浓浓的“中国情节”和生长在美国的女儿们之间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对于老一代无比珍视的“中国根”，她们即不了解，也无兴趣。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议的陋俗。汤婷婷和谭恩美的小说都强调了第二代移民已渐渐疏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并有意识地突出了她们融入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华裔美国文学在东方主义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为中心的的权力话语下，华人在美奋斗和生存的历史成为被隐没和压抑的历史。汤亭亭在《中国佬》中的第三章《内华达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华法》中用了长达8页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实地逐年列举了美国政府从1868年到1978 年颁布的排华法规及其相关的重大事件，明确指出美国政府歧视迫害华人的历史和排华法案的荒谬和无理。白人中心的权力话语左右着他们对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华人的历史可以扭曲、改写或隐没来符合白人至上理论下的权力话语。
赛义德的东方理论体现了华裔文学这一弱势文化被西方白人强势文化所强加的排斥和压迫。据赛义德的描述，东方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基于对东方和西方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第二层含义是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利方式1。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变成了西方对于东方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神话。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认识体系，实质是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控制和主宰东方而造出来的人为虚构的产物。从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这是一种权力的产物，是一种知识权力或曰文化霸权主义。赛义德视东方为“他者”，通过话语霸权建构一个完全是西方对立面的“东方”，由此证明西方文明是体现理性、道德、正义的优越文明，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东方实行殖民统治。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意识将其他少数族裔文化边缘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无法在平等的意义上与其他族裔的文化对话，更无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导者们宣扬的那样，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平等的国度里共生、共存、共同发展。说到底，华裔美国文学从后殖民地理论的意义上看还是一种“杂糅”的文学品种，是在结合了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的创新。长期以来，主流社会对华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们是美国社会中的过客，永远是外国人；不是开餐馆就是开洗衣店或为白人帮佣，做的是女儿活，没有男子汉气概；惯于逆来顺；他们沉默寡言，神秘莫测。而对华人女性的态度则可以在黄玉雪的自传体小说《五闺女》中得到体现。华人小女孩在学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国佬，并相她丢黑板擦。且当文中女主角即将从大学毕业，安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国商行找工作。在美国商会里你会一无所获。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种族偏见对你十分不利。”
而为了拼命通过迎合主流文化来跻身于美国主流社会，以哈金为代表的华裔美国作家故意将话语自我东方化，力图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的身份，以取悦西方的听众和市场，而西方主流文化正籍此来巩固主流文化的中心地位和西方对东方的话语霸权。哈金在长篇《等待》中体把淑玉描述成能挑能扛的种田好手但却给她裹上三寸金莲，这对东方主义者而言，正是中国传统妇女的标识和缩影。他短篇《光天化日》将男性的价值完全等同于性能力，并通过对慕英的描写将脱离时代背景的女性主义者和不知廉耻的妓女等同起来。哈金“阉割”男性，以迎合西方主流认为东方男性女性化的看法。这使得他获得了1993年的凯恩书评奖和1995年度普神卡特奖。哈金以“真实”的声音讲述中国妇女的故事，但这只是为迎合西方女性主义兴趣和东方主义的期待而造出的怪物。由此华裔美国文学的“他者”形象被“发扬”。
3.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形象
华裔为了对抗美国白人主流强势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贬低、排斥和曲解，极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来寻求自身文化身份和文化认同。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对中国文化的嫁接，最典型的女性形象当属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对岳母刺字和花木兰传说的融合和改编。作为在美国文坛第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可谓华裔美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虽然汤亭亭在创作过程中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望过去，而留下了一些重影、交融和误视。这是由于在美国出生和成长的美国的华裔后代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了解大多是从上辈人的故事里得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而最典型的男性形象当属在美国当代华裔文学中有着特殊的位置的“中国的艺术与战争之神――关公”。 在赵建秀等选编的美国第一本亚裔文学选集《唉咿！》2时，他们将种种的理想与希望寄托在关公的形象上。“关公”具有“人神合一”的祖先崇拜特征和民族的精神意象，是美国华裔从中国诸神谱系中选出的“父亲”的象征。关公的忠、义、信是中国传统伟大人格的体现。关公形象中所蕴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瓦解了西方白人眼中华人生性怯弱、缺乏进取地的女性形象，以及所谓的缺乏叛逆和挑战精神的“儒家文化”，写出了华裔美国人的真正感性，表达了一部分华裔作家渴望保持传统的中国文化、超然独立的愿望。
4.文化身份的淡化，中美两种文化冲突与对立的消解
华美文学中，从早期华人移民作家要求美国式的公正待遇，到第二代华裔对美国梦之追求，继至当代华裔作家对华人文化属性之探索，美国华裔文学作品表明，无论华人看来与美国其他民族有何不同，他们都将不可避免地经历美国生活中的文化适应与融合过程。第一代移民依恋的是本民族文化，抵触的是美国文化；而第二代移民却抵触本民族文化，十分认同美国文化，但无论如何还是很难摆脱被当做白人的 “他者”身份。两代新老移民从难以接受美国文化到难以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后殖民主义思想到真正意义上的华裔文化的转化过程。两代人都因文化身份而备受折磨、倍感痛苦。但如果华裔完全丢弃本民族的文化属性，他们的心灵归宿便会无处可寻。正如《喜福会》中第二代的女儿们开始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表现出浓厚兴趣，她们认识到：只有不刻意拒绝，规避自己的民族属性和文化根源，才能更好地与美国主流文化融为一体。
汤婷婷的代表作《女勇士》和《孙行者》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一点。从浅层层面上看，汤婷婷貌似在这部小说中构筑对立的种族和文化，但实际上这些对立却体现了对立的消解与破坏。小说的副标题“生活在鬼中的少女的回忆”从深层层面表明汤婷婷对文化对立的质疑和消解。在她通过所写故事的小女孩将一切在中国或美国所有无法理解、无法清楚定义的东西叫做鬼。由此说明汤婷婷通过不定义种族和文化属性来消解种族文化对立。除了通过“鬼”的概念来瓦解这种对立，她还通过对《孙行者》中的惠特曼·阿新坚称自己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美国人的描述来消解这种对立。阿新除了怒斥白人把华裔美国人看做是外国人，还谴责那些在言谈举止上模仿美国白人的华裔美国人，而不是将自己视为美国社会固有的一个部分。汤婷婷最后借惠特曼·阿新指出，美国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文化，特有的华裔美国文化也是这个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不应受到贬低和排斥。
两种文化的融合在华裔文学作品中集中体现在家庭内部矛盾的和解上。第一代华裔移民在现实生活中也日益意识到想按中式传统观念管理美国出生的子女是不符合现实环境的。于是他们逐渐以包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对子女，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第二代华裔从对父母中国文化教育的抵触中也逐渐地走向了理解和认同。两代华裔在中美文化上的冲突和融合在《华女阿五》和《喜福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持美国价值观的华女阿五在大学毕业后极为渴望融入美国白人的主流社会，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但严峻的社会现实让她一直天真地认为美国不分种族人人平等的思想彻底破灭。虽然阿五通过层层考验最终谋求到让自己自立的工作，但这一过程中的种种心酸让她最终和父母站在了一起，即“中国根”是不可倒下的精神支柱。而在《喜福会》结尾，精妹回上海和几十年前她母亲遗留在中国的两个姐姐会面，以实现她母亲的宿愿表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和回归。众多的华裔美国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处于两种文化冲交接上的移民，尤其是新一代的华裔子女，经常在自我身份纠结和困惑的心态中挣扎和求索，而他们父辈也努力为他们拼凑中美结合的教育方式：美式的学校教育，中式的家庭教育。
结语
华裔美国作家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矛盾困惑使得寻求文化身份认同成了作品中一直想要表现的主题。他们在文化身份认同的不断思索和不懈努力反映了他们置身于中美文化背景下寻求自我身份和争取生存空间的生存策略。但文化身份在后现代消解中心与边缘话语的对立、寻求文化多元的大背景下，绝非是一个静止概念，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发展的概念。但是，无论他们的行为意识如何“归化”于美国主体，他们的生物特征永远印上了白人之外的“他者”的印记而永远无法与白人真正融为一体。但消解对立，提倡文化身份认同会随着语境和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