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裔美国文学鼻祖水仙花的叙事策略

水仙花（1865～1914），原名为埃迪丝·莫德·伊顿（edith maude eaton），是北美第一位华裔女作家，欧亚混血儿。因其在作品中首次“描写了加拿大和美国华人的生活经历”，①而被尊称为华裔美国文学的鼻祖。水仙花的作品以普通北美华裔的生活为素材，着眼于那些“到这片土地来谋生的华人移民们”。②她的作品描述了北美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了性别歧视、种族压迫、文化认同，甚至是族际通婚、欧亚混血儿的精神痛苦等极富现代性的题材，较真实地再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的面貌。水仙花以自己的过人才华和敏锐洞察力对种族、性别、文化进行了深刻理性的思考，她的文化沟通、世界大同的思想在当时极具前瞻性。
　　水仙花是早期华人移民作家中较成功的一位。她的作品曾经在《独立报》、《新英格兰报》等美国主要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集《春香夫人》出版后受到了当时读者的欢迎并获得了评论界的好评。《纽约时报》曾评论她的作品“叙事精美、别具一格，向广大读者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③水仙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裔美国文学繁荣之时更是散发出熠熠光芒，其作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认识和挖掘。美国华裔领军作家赵健秀评价水仙花是“最早展现既非亚洲人又非白人的亚裔美国情感的作家之一……在华人形象被模式化的情况下，她笔下的华裔人物并非喜剧中的小丑，而是具有真实感情的华人。wWW.11665.COm”④
　　两个不同的时代，两种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何水仙花的作品能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谈黄色变的20世纪初，以及提倡种族平等、文化多元的当代受到读者和批评界同样的青睐？水仙花作品中的反抗精神，水仙花为中国人说话的坚决姿态，以及对华不公平政策不遗余力的揭露和批判，当时读者不可能不知。这个与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具有颠覆性思想的女作家何以能获得当时主流社会的赞赏？本文旨在探讨这个问题，并认为水仙花的成功归根于她模糊的叙事策略。在写作中，水仙花别具匠心地运用了双重话语、同情手法和反讽，从而达到了在主流话语内部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目的。
　　双重话语
　　在水仙花的文学作品中，反抗话语和东方话语总是交替出现。反抗话语中最突出的是她对华人形象颠覆性的书写。多少年以来，华人一直都以一些负面刻板的形象而存在。正如金惠经所说的亚裔华人的主要形象是“不可同化的外国人”和“没有人性的亚洲人”。⑤尤其在当时黄祸文学里，华人是邪恶的化身。华人男性不是烟鬼、流氓，就是恶棍赌徒，他们肮脏丑陋、阴险狡诈、道德败坏。华人女性不是妓女、歌女就是仆人，她们因循守旧，打扮怪异，恪守古怪的礼节，可笑神秘。华人面无表情、感觉迟钝、毫无感受力。水仙花根据自己做记者后与华人接触的一手经验，反驳了当时大众对华人的普遍印象。在她的笔下，华人男女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物。她塑造的男性勤劳质朴、仁义宽厚，华人女性温柔娴淑、伶俐聪慧。
　　在《一个与华人结婚的白人妇女的故事》及其姊妹篇《她的华人丈夫》里，华人男子刘康喜的宽容、友善、爱心赢得了白人妇女的真心爱慕。这位华人男子救了素昧平生的白人女子，并给其一份工作和一个温暖的家。作者借白人妇女之口，把现任丈夫刘康喜与前任白人丈夫卡森进行了一番比较，她对卡森说“尽管你有六英尺高的个子，你渺小的灵魂根本无法与他那高尚的灵魂相媲美。你不愿意保护、照顾你的妻子和来到世上的孩子，但他却救了这个陌生的女人，并把她当成女人来看待，尊重她，敬爱她，给了她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独立自主，不用依赖别人。”⑥
　　中国男人的孝顺、对家庭和家人的责任感也经常出现在水仙花的故事中。中国男人非常孝顺父母，哪怕违背自己的意愿也会遵从父母的命令娶妻生子，即便是非常西化的三贵和林福等人也毫不例外。尽管外表柔弱但他们的责任意识非常强，养家糊口，照顾亲人，从无怨言。如《中国水仙》和《林约翰》中同名的两位哥哥约翰，前者长期以来无微不至地照顾妹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挽救残疾妹妹的生命；后者做牛做马、埋头苦干、省吃俭用，为的是赎回妹妹的自由。中国男人也不缺乏探险精神，不缺乏幽默感，各个方面都不逊于白人男性。水仙花在《天山的心上人》中写道，如果天山不是华人，他的冒险故事将登上许多报纸和杂志的封面。在《春香夫人》中，机智的春香先生在面对邻居把中国人拘禁在集中营是违反美国人原则的解释时幽默地反驳，“我对那些真正的美国人表示我的慰问，因为他们被迫做违反原则的事情。”⑦
　　水仙花笔下的女性更是充满爱心、勇于奉献、爱恨分明、大仁大义的人物。在《偷渡女郎泰苦》的故事中，泰苦为了暗恋的对象不被抓获，勇敢跳江，以身殉情。《歌女》中的歌女为成全好友的爱情，不顾自己的幸福，代友嫁人。《中国水仙》里的水仙花为了救男友残疾的妹妹，宁愿自己葬身火海。《天上的心上人》的芬芳，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女扮男装成偷渡客，被抓后甘愿与心上人被遣送回中国。水仙花笔下的华人与黄祸文学的华人形象相距千里，他们一个个都形象鲜活，极具个性，他们拥有许多人类优秀的品质，“善良、仁慈、幽默、热情、道德、快乐”。⑧水仙花对这些当时饱受歧视的中国人的倾墨书写和歌颂足见其对当时主流文学丑化华人的反抗。
　　但是水仙花在写作中并没有与主流话语完全决裂，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她充分利用了当时甚为流行的东方主义。东方主义是热衷于表述东方的西方人形成的一系列关于东方的知识和表述，用来解释东方和东方人，从而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目的。⑨东方在西方人笔下是“难以理解的、充满异国情调的、色情的地域”，“是神秘故事的居所，是残酷和野蛮的上演地。”⑩东方人是西方人的“他者”。水仙花的小说就充满了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东方主义式的固化表述。如《新世界里的明智之举》里冥顽不化，最后疯狂杀子的宝玲，还有《宝珠的美国化》里不愿穿洋装，不让男医生看病的宝珠，她们的形象是西方流行文学中常见的中国女性形象，符合了西方读者阅读中的期待视阈：中国人在美国只是过客，她们是不可同化的异乡人。此外，水仙花还对中国文化和传统观念进行浓墨重彩的描写，对中国人的装扮和中国风俗进行大肆渲染。中国人传宗接代的思想，中国人未曾谋面就结婚的做法，中国妇女目不识丁，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点在水仙花作品中反复出现。有评论家指出水仙花“在人物刻画中固化了中国人某种负面的形象”。{11}尹晓煌也认为水仙花“是当时刻板形象的牺牲品，不知不觉中重复了主流作家所创立的种族范式”。{12}

　　即使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话语的交锋，以及作者对读者的一种迎合。在《春香夫人》中，一方面我们见到了一些新中国人形象。春香夫人开放大方，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她在很多方面已经美国化了，来美五年后，她就“没有需要再学的单词”，她接受美国文化，参加各种party，会做美国“软糖”，反对中国包办婚姻，帮助朋友追求自由恋爱。春香先生，一个尊重妻子、体贴、温文尔雅的绅士，定期像美国人一样举办雪茄聚会。另一方面，我们还是看得到很多不愿被开化的华人，如他们的邻居秦云“遵从很多中国传统的宗教习俗，祖先的理想生活依然是他们的理想生活”。{13}他们恪守中国传统，坚持儿女婚姻须由父母做主，未征得女儿劳拉的同意，就把她许配给自己至交的儿子。春香先生的表哥，一介鳏夫，因循守旧，坚持妇女足不出户，相夫教子，即便是春香先生自己也还是“很多方面都相当保守的中国人”。{14}中国人的守旧，不开化，拒绝变化，是典型的东方话语。即便是美国化的春香太太，她的形象也是美国读者喜闻乐见的美国华人，是模范少数族裔的代表。她的美国化并没有使她真正地成为美国人，她只是“像一位美国妇女”，{15}但是像不是等于。即使她再优秀，再能熟练地使用英语，她还是会犯错。所以，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在她嘴里成了美国人。水仙花笔下的华人不论是坏蛋还是模范少数者都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
　　反抗话语与东方话语的并置是水仙花写作的一大特色。林英敏和安妮特·怀特·帕克斯曾解释说，“因为水仙花拥有一半英国人的血统又是接受英国和英属加拿大学校的教育，在英国和法国人中间长大成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她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东方主义观点。”{16}水仙花的写作不可能摆脱社会背景，但是结合水仙花的个人经历，她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是心知肚明的。水仙花把反抗话语和东方话语并置在一起并非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作者自为的选择，是一种写作策略。在水仙花那个年代，黄祸文学盛行，美国大众对华人的态度很不友好，到处都有华人受虐待欺压的例子。水仙花虽然有勇气站出来为华人说话，可是她不能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否则会遭到读者的反感，达不成为华人辩护的目的。水仙花作品的发表并不是很顺利，从她往来的书信中，我们可以得知她的作品几经退稿。她的写作生涯并没有像她妹妹温妮弗雷·伊顿（winnifred eaton）那样一帆风顺，后者借助读者对东方的热情，冒充日本人，写了一系列迎合大众对日本想象的书而大受欢迎。
　　水仙花了解东方主义的作品有很大市场，她在《记忆拾零》中深有感触地提到当时有人向她建议如何表现华人：“他们告诉我，如果我想在美国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就应该身着中国的传统服装，手持绢扇，足瞪红色珠屐，生活在纽约，以大家闺秀的形象出现；宣传自己与中国祖先精神上如何相通，而不是整天与华人移民打成一片。”{17}水仙花知道自己要想发表关于中国人的作品，其实大可仿效她的妹妹。但是，水仙花不想一味迎合，她觉得应该真实地反映华人，介绍她真心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只有把反抗话语与东方话语放在一起，才能达到既能迎合主流读者，又能表达自己思想的目的。因此，虽然《春香夫人》出版时，从封面、设计、排版到促销，都借助了东方主义，虽然多米妮卡·弗伦斯曾评论她“利用了当时的种族和东方话语”，并“创造着东方主义”，{18}但是，当代读者还是能品尝出其作品中的反抗意识和颠覆思想。
　　在东方主义的掩护之下，水仙花达到了为华人说话的目的。水仙花的情况真应了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提出的“颠覆”和“包含”的思想。格林布拉特在分析莎士比亚戏剧时指出戏剧的反抗（颠覆）效果总是为戏剧的结构本身所包含，“对颠覆的知觉没有消失，但就它们仍在戏剧结构之中来说，它们已被含纳了。”{19}一部颠覆性的作品能得以出版，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颠覆固然存在，但那是在主流所能控制内的颠覆。水仙花作品发表在东方主义的大背景下，水仙花作品中的反抗话语也为她的东方话语所遏制所包含。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语境的变化，反抗的力量必然冲破阻碍，成为主流，这也是水仙花的价值在现代被重新发现的一个主要原因。聪明睿智的水仙花，利用东方话语为华人赢得了不同表述的权利。
　　同情手法
　　水仙花叙事中的另一大策略是借助了同情的力量。水仙花延续了19世纪妇女感伤主义的写作传统，一以贯之地用同情语调叙述着感伤的故事。她的故事题材绝大多数围绕婚姻、爱情和家庭，多以悲剧结尾；即便拥有一个不错的结局，故事也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水仙花以华人为主人公，华人经验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之所以能唤起白人读者的同情是因为水仙花模糊种族差别，注重人类共有的感情，如爱情、亲情，相信人性能突破种族界限抵达人心。她利用白人和华人尤其是女性们相同的经历来凸显美国华人的生存困境，博取读者大众的同情，从而改变其对华人的看法和态度。
　　为了引起白人读者的同情，使其有所共鸣，水仙花巧妙地利用了叙事视角。水仙花在其作品里交替使用了富有同情心的局外人视角和受害当事人的内在视角。正因为如此，读了《新世界的明智之举》和《宝珠的美国化》之后，读者对两位拒绝美国化的妻子，宝玲和宝珠，不仅不会大声斥责，而且会心生怜悯。两篇小说都有一个白人女性见证者，名字都叫艾达，她们见证了女主人公在新文化冲击下不断丧失自我的过程。在前一篇小说中这个人物是艾达·查尔顿，后一篇是艾达·雷蒙德。她们是男主人公的美国异性朋友，她们察觉了宝珠和宝玲心中的症结之后，非但没有谴责她们，反而站在她们的立场解释她们的言行。在《新世界的明智之举》中，水仙花指出了女人都是嫉妒的，那是全世界妻子的共性。当宝玲对老公刻意地崇拜异国女子表示不解，因而做出了很多疯狂的举动之时，艾达深有同感地说，“我不觉得中美女性在感觉上有何区别……女人总有女人的直觉和敏感，不管她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20}她甚至善意地警告三贵“你把其她女性捧得太高了”，{21}提醒他宝玲这些年的付出和奉献是其她女孩很难做到的。宝玲的牺牲居然从一个白人女子口中说了出来。她还说，“如果我结婚了，老公整天在外面和其她女人在一起，对其她女人比我还毕恭毕敬，我也不会认为他很爱我的。”{22}在《宝珠的美国化》里，白人女性艾达也是第一个发现宝珠情绪不对的人，“女人的直觉告诉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23}当宝珠生病时，她对宝珠拒绝让男大夫看病也表示理解，那“比死还难受”，并且换位思考说，“如果我到你们国家，也被要求在两三个月之内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我相信我肯定会让寄望于我的人大失所望。”{24}两个叫艾达的局外人，从自己的视角描述了中国妻子初到美国面临的文化困境，解释了她们不愿被美国化的原因。这不但不会使读者对宝玲和宝珠感到厌恶，反倒是贴了几分同情和宽容。

　　此外，水仙花又从两位妻子的视角来描写她们所思所想，把她们的内心想法暴露在白人读者面前，促进了读者对中国女人的了解。在《新世界的明智之举》中，宝玲对丈夫过度尊重白人妇女的做法颇不理解，作者从她的视角写道“她自己来自于一个有很多孩子的家庭，在那个家庭里，她的母亲和父亲的小妾一起吃饭，情同姐妹。虽然家里不总安宁，但是每人至少知道也满足她的男人不会视另一方高人一等。”{25}在《宝珠的美国化》里，宝珠对她丈夫林福让她学英语、穿洋装的要求也极力抵制，“尽管林福极力解释，她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学陌生人的语言，并采纳他们的行为。她丈夫和她说同样的话，侍女也是。一会儿听那个一会儿看那个，让她感到困惑，那些景象和声音对她毫无意义可言……为什么她得用那些看起来杀气腾腾的西方餐具笨拙地吃饭而不是用优雅极易操作的象牙筷呢？”{26}两位妻子的心理状态通过作者的内在视角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可以设身处地体会她们的思想，了解以后就不会急于苛责她们为什么那么顽固不化了。
　　水仙花耸人听闻的感伤故事，令人心生怜悯，唤起读者的同情。这种同情的力量不可小觑。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不仅赚取了很多读者的眼泪，而且引发了美国内战，推翻了奴隶制，改写了美国历史。同情是有一定的社会作用的。水仙花在写作中充分利用了悲伤故事和同情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希望改变读者对华人的印象和态度。多米妮卡·弗伦斯也认为水仙花的悲伤叙事是一种抵制策略，她说“把悲剧故事看成是对主流描写把中国人滑稽化无聊化的反抗。中国人一直被认为是不敏感的民族，面无表情，通过对中国人感情的描写，表明中国人有各种感情，不管是浪漫的激情、愤怒、谦卑、悲伤、英雄主义。”{27}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水仙花的故事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失落的故事比胜利的故事更引人入胜。”{28}
　　反讽
　　水仙花为华人说话的又一策略是反讽。在水仙花的新闻作品里，我们能看见水仙花作为华人捍卫者的坚决姿态。但在水仙花的文学作品里，作者的态度总是若隐若现，捉摸不定。她很少直接抨击种族主义的罪恶和谴责种族主义者，更多的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拐弯抹角地批评白人种族主义的荒谬性和种族歧视的言行，进而达到为被歧视的华人乃至其他有色人种辩护的目的。她在作品中巧妙地利用反讽这一修辞方式。
　　反讽是一种常用的修辞，其基本特征是字面意义和深层意义不一致，言此而意彼。反讽通常分为言语反讽、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三种形式。在水仙花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熟练地运用以上三种形式的反讽。言语反讽最突出的例子是春香夫人写给春香先生的信中关于“美国是中国的保护者”的一段话，“这些仁慈的话使我请求你忘记剃头时理发师收你1美元却谦卑地递给美国人15美分的账单。我请求你不要因为你敬重的兄长来美探亲时在伟大政府的屋檐下而不是你的屋檐下待了一段时间而喋喋不休。安慰他，让他想想他是在美国之鹰，自由的象征的保护之下。与知道自己如此地受保护比起来，1000年或是1万个10美元的损失也不算什么？”{29}尽管言语反讽不是要掩盖真正的意思，而是希望读者能通过字面意思读出作品的深层含义，但是它的方式是隐蔽的，读者只有积极思考才能捕捉被掩盖的真实，从而怀疑甚至否定自己的思维定式。
　　其实水仙花在写作中最擅长运用不是言语反讽而是情景反讽。情景反讽不同于言语反讽只局限于零碎局部的词语或段落，它更追求一种整体的效果，是主题立意、情节安排、叙事结构等的一种背离。在水仙花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反讽的情景。在《在自由的国度》里，航兴和丽珠在美国怀孕中国出生的儿子，因为没有相关的出生证明，在入关时被海关人员强行带走，导致他们分离达10个月之久。在这个所谓自由的国度，父母却无法把自己亲生的儿子留在身边。几经周折，变卖首饰，通过律师拿到证明后，在慈善机构生活了10个月的儿子却躲在修女的身后对焦急来接的父母说：“走开！走开！”{30}在这个故事中情景反讽和言语反讽巧妙结合。美国所谓的自由包含着很多的不自由，自由国度的法律里居然有如此违反人性的条例。水仙花对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的批评是不“言”而“喻”的。
　　情景反讽也出现在以儿童为主人公的故事中。如在《一个男扮女装的中国男孩》中，白人女教师梅森小姐误把男扮女装的苦云当作了女孩，深受他的调皮捣蛋和与男孩为伴的行径困扰，她想改造这个华人女孩使之成为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好女孩”，于是擅自主张地取消了苦云父亲的监护权，导致苦云失去了父亲，苦云的父亲失去了儿子。梅森小姐事先不去苦云家里了解情况和苦云的父亲沟通，而是武断主观地行事，最后好心办了坏事，乃至遭来整个唐人街的敌视。情景反讽是水仙花批判种族主义和白人文化霸权意识的一把利器。作者没有站出来进行直接地厉声批判，而是以一种委婉柔和的方式让故事发生逆转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除了言语反讽和情景反讽，水仙花偶尔也使用戏剧反讽。戏剧反讽产生于读者的全知全能与故事主人公有限认知之间的张力。不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物的无意识行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而了解真相的读者却能读出里面隐藏的意义。在《偷渡女郎泰苦》中，一直女扮男装的泰苦爱上了偷渡犯杰克·费边，在其穷困潦倒，没了生意的时候，主动提出让他帮助她偷渡到美国。不幸的是，在偷渡过程中他们被人发现。泰苦为了拯救所爱之人，大义跳江，致使移民局抓不住指控费边的证据。她用自己的性命换来了所爱人的自由。可是这位做出如此牺牲的女性却得不到爱人的理解。相反，他觉得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中国佬真是难以琢磨，居然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戏剧性的反讽由此产生，全知全能的读者，知道泰苦是为了爱情牺牲了性命，而剧中的男主人公却浑然不知。这个戏剧性反讽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批判了白人男性的自大与自私，进而讴歌了华人女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
　　反讽给予了水仙花一个批评的位置，使她能够以较隐蔽的方式说出自己的想法。安妮特·怀特·帕克斯说：“作者虚构了双重声音，第一层是参照当时流行文学的公式给公众提供‘娱乐’，这些公式是世纪之交的市场和欧洲裔读者为了为大众接受所要求的。第二层是在这些公式之内打破偏见，因为作者要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主题。”{31}反讽是典型的双声语，它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模糊性与间接性，它不会轻易冒犯或取悦一些读者，它的深沉含义只留给爱思考的人。

　　结论
　　模糊性是水仙花叙事的一大特色。水仙花在小说中采用了双重话语、同情手法和反讽此类模糊性叙事策略表明了水仙花在写作中一直处于她的读者和她所写的对象——华人群体之间。她一生纠结于两个目标，“一个是要写作，让自己的故事畅销；另一个是要让人听到自己真正的声音”。{32}两个目标在当时语境下是自相矛盾的。关于如何摆放自己，最后“她形成了一种双重责任感”。{33}考虑到作品的销售市场，考虑到读者的接受程度，含混是一种既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又能为大众所接受的最好方法，一种生存的策略。
　　作为欧亚混血儿和边缘化的女作家，水仙花在黄祸盛行时公然宣称自己是华人并为华人申言需要莫大的勇气，更需要丰富的智慧。她利用自己独具特色的模糊性叙事策略，在北美文坛上给予华人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发出了不合主流的声音。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偏激地认为作为有色人种妇女的属下阶层，要想让主流倾听自己声音根本就毫无可能，不存在属下即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主体能够说话的空间，“属下不能说话”，{34}但水仙花以自己的写作实践驳斥了斯皮瓦克的观点。属下阶层能够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得讲究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