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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差异视野下的英美文学作品之翻译
论文联盟http://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的伟大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文化对应了不同的观念和审美情趣。翻译是文化信息的传递，是一种涉及不同语言和文化领域的一种文化信息传递活动，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语言的社会环境。中西文化有着众多差异，这种差异影响到我们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翻译和鉴赏。所以，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方面的研究时，不仅要研究语言，也要研究文学作品所诞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文学作品反映的文化信息和思想内涵，很好地实现中西文化的对接。
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风俗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
(一)价值观方面的差异
对于价值观体系，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核心。而在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价值观当然也是代表群体性的价值。中国人总是在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常常忘了自己在干什么;相反，外国人却不管别人在干什么,但却能清楚地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中国老百姓往往侧重于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识大体、顾大局，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而传统的西方文化非常推崇个人英雄主义,有时候甚至是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个人英雄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本质。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等。wWw.11665.cOm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等。相对而言，汉语中则有“众人拾材火焰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
(二)风俗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也传递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最为普遍，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的象征。例如，“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的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领导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隆。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等。然而，英语中的“red”和汉语中的“红”有所不同。例如,“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再如，在中国，“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敬仰的意思,如“老先生”、“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尊敬的称呼。而在西方,“old”一词却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含义。
(三)思维方式的不同
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人文条件等不同，造成了中西思维方式在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西方民族的分析型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注重分析方法，句子结构以主语和谓语为核心，由主到次，递相叠加，形成“树形”句式结构。而东方民族的综合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句子结构以动词为中心，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形成“竹形”句子结构。
二、西方文化对英美文学的渗透
西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同时也深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罗马、古希腊是欧洲文学的发祥地,古希腊文明一直在影响着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基督教思想则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早已深深地渗入到西方人的文化方式和价值观念之中,并以哲学、信仰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影响和促进着西方文化的发展。
(一)古希腊罗马神话与英美文学
文化的代表是文学作品。因此,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并对其进行传播和发扬,就必须对孕育了西方文化的那一片沃土有所了解——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例如，不断地涉猎一些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多了解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一些神话传说论文联盟http://中的神祗和历史典故,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家在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寓意。英美文学和古希腊神话关系深远,其主要表现为神话故事对英美文学作品的影响。许多西方文学艺术家们都曾从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如莎士比亚、雪莱、尤金奥尼尔等。 众多诗人、剧作家及小说家无一不采用古希腊罗马神话来丰富他们的题材。由此可见,希腊罗马神话极大地丰富了英美文学作品。倘若对于这些神话故事的了解不够深刻或根本就不了解，就不能更充分地欣赏和理解这些名作,因而也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作者的主旨和意图,当然，对其翻译也就会感到难以下手或表达不出原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因此，了解古希腊和罗马神话的故事及其渊源,是掌握典故内在涵义的重要手段之一 。
例如:“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要想完整的翻译此句,就必须了解与之相关的一段神话故事。achill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英雄人物,他的母亲在生他之后手握他的脚踵让他在冥河中浸了浸,除了未受到浸洗的脚踵部以外,他身体的其他部位都变的刀枪不入。结果,他却被对手用箭射中脚踵而死。因此“achilles’heel”后来就被用来代指一个人的致命弱点。所以,“shyness is her achilles’heel”这句话就可译为“害羞是她的致命弱点”。倘若不了解这些神话故事,在理解和翻译的时候就会感到不知所措，无从下手。
(二)文化根基《圣经》与英美文学
作为西方文化根基的 《圣经》一直被人们视为生活中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它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英语语言文化也很有很大的影响。“《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题材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它以小说、诗歌、历史、戏剧、书信等不同体裁,记述了不同人物的困惑、祈望与朝圣的心路历程。”许多英美文学作品中,源于《圣经》的典故不计其数。作者们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经常会巧妙地引用《圣经》里的词句和典故、人物。例如,英国著名诗人弥尔顿的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及《力士参孙》分别取材于《圣经旧约》故事中的《创世记》、《士师记》和《圣经新约》中的《路加福音》。《圣经》的语言,尤其是其中的典故和成语故事早已在各国文学作品中广泛的被引用，更有甚的是有的作品中甚至直接的对《圣经》进行整段的引用。同时,《圣经》中又有许多典故慢慢变成习语进入到英语语言之中,成为被广泛使用的英语词汇,例如“noah’s ark (挪亚方舟)”、“judah’s kiss(犹大之吻)”、“solomon (所罗门)” “the apple of the eye”(掌上明珠)等。而这些来自《圣经》的文化对英汉文学翻译者来说,往往就容易成为一个文化盲点,从而造成理解上偏差；如果对《圣经》了解的深度不够,就无法理解并翻译出英美文学作品中带有此类宗教色彩的语句。
三、英美文学作品翻译策略
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逐渐转向文化间的比较。一般而言，翻译中文化的转换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domestication)和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foreignization)。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概念,最早是1995年由美国学者venuti提出的。而他的这种思想又是受德国哲学家和古典语言学家schleiermache的观点的启发，即“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不是译者不打扰作者,尽可能让读者靠拢作者,就是译者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拢读者”。mona baker认为：“看一个翻译是归化还是异化,往往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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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中国学者刘英凯的《归化——翻译的歧路》一文,拉开了对此问题的论述的序幕。其中葛校琴指出:“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论文联盟http://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其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其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来说是规定性的,而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有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王东风认为:“归化和异化也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某种延伸,但这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但是归化和异化也不是径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面。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种特性,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即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都是相对的,所以无论采用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其所用翻译方法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相互覆盖,因此,归化和异化从表面上看只是两种大的方向,其具体程度则是随着不同翻译方法所占的比重而各有不同,并由此延伸出策略上的不同倾向。具体来讲,归化的主要手法包括省译、替换等;而异化则主要通过音译、直译和注释等手法来实现。归化、异化并不对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互渗透,为不同的翻译目的和读者服务。
例如，张谷若先生在译哈代作品《德伯家的苔丝》的时候,为了向译文读者介绍原语文化知识,增进他们对原文的了解,就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但同时又用脚注解释说明了许多基督教的知识和英国的风俗习惯,以帮助不熟悉该作品历史文化背景的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很多学者已经通过考察各类作品的不同译文,指出没有哪一部译作单纯采用一种翻译手法,而是采用了归化异化互补的多元化译法。作者还认为异化与归化在文学作品翻译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到适度的问题。适度的归化可以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而适度的异化则可以使读者更加充分地了解原语文化,进而加强文化的交流。过分的归化和异化都会阻碍对原作的理解,多元互补才是做好文学翻译的关键。
作为一种跨越洲际、民族、文化的交际沟通活动,翻译必然涉及到语言所处的特点文化背景。其中，我国当代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王佐良先生是较早开始提出将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一位作家,并先后于1984和1985年在《翻译通讯》上发表了《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和文化繁荣》两篇论文,他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不仅要重视语言问题,同时更要重视文化问题。因此,应该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背景,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就无法翻译出真正优秀的作品。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自身特性的影响。正是在文化这种本身所具有特性的影响下，翻译就很难在另一个系统中全方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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