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变迁

　　鲁迅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初入选北京孔德学校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初中国文选读》以来，就—直是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重头戏。回首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变迁，从唤醒国民精神、维护新中国政权、巩固“文革”统治真理性，到解放思想，直到促进社会的多元化。选文变脸背后折射出的是教育思想及价值观的几番浮沉。
　　民国：推广白话文的先锋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充分认识到要真正实现人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就必须将民主与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而鲁迅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突出成绩。他在对封建制度进行无情攻讦的同时，也指出了“僵死的语言”是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封建统治者宣传“朽腐的名教”的载体，因而其作品从一诞生起就注定拥有不可磨灭的经典性。
　　教科书编者更是认识到推广白话文，打倒孔家店，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关键在于教育。早在1923年，鲁迅作品《故乡》和《鸭的喜剧》就被选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随后，国内各书局、教育部门及一些著名的学校，在其自行编写的语文课本中收录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鲁迅作品约五十余篇。这一时期鲁迅作品在语文教材中的数量之多，是“五四”新文学其他作家难以企及的。
　　这一时期鲁迅的选文对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以文艺的外衣力图唤醒愚昧的国民。wWW.11665.com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第一次找到了中华民族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走向中国现代文化系统的一条必经的狭窄孔道”，将鲁迅作品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真正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植入了语文教学，打破了上千年来孔家店的垄断地位，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历史过渡。
　　建国初：民族新文化的风向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语文课本政治化倾向比较严重，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成了政治的“传声筒”。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学语文课本《初级中学语文课本》“编辑大意”就说过：“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学科更显得重要。”
　　尤其是毛泽东对鲁迅予以了高度评价，封鲁迅为“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导致鲁迅作品理所当然地成了负载新的意识形态的工具。20世纪50年代，我国实行亲苏政策，《鸭的喜剧》和《我们不再受骗》被解读成中苏友好的见证。《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刘和珍被阐释成为新中国建立献身的革命烈士。《社戏》是农民孩子的优良品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则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歌颂。《孔乙己》本是如鲁迅自己所说的“描写一般社会对苦人的凉薄”，有着悲悯情怀之作，却被抽象成揭露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故乡》中的闰土，也被认为蕴藏着的愤恨和反抗的火焰，终会爆发。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后，鲁迅作品更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此时期课本随政治形势频繁增删，对传统保留篇目也有意曲解，无视鲁迅作品的文本内涵。这一时期，鲁迅大量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被入选到教材中去。正如王富仁所说：“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手中，实现了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结合，逐渐蜕化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得格外的强烈和突出，其影响至今犹存。”
　　“文革”：被神圣化的政治工具
　　“文革”期间，语文课变成了“政文课”，从事教科书编写和出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遭集体下放，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编语文课本陷入一片混乱局面。这一时期，鲁迅极大程度地被神化，他们抽象继承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掏空了其所诛伐的对象，于是鲁迅被改装为造反派的守护神。殊不知，鲁迅生前是最反对被树为偶像的，并一语成谶：“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1972年之后，鲁迅“左”神形象更得以强化，其他作家作品大量被禁，但鲁迅作品均不在被禁范围之内。鲁迅选文成为中学课本中仅存的文学作品。此时“左倾”思想登峰造极，各地自编课本均以阶级斗争为纲，语文课本的选录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还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着重强调要“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基本上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性解读，鲁迅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坚实捍卫者和最有力的实践者，成为了“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杀人利器。“批孔”时，《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被选人教材；评《水浒》批宋江时，《流氓的变迁》被选人教材；《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用来证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三月的租界》用来批判知识分子要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要向工农学习；《孔乙己》是说明“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活教材”；《风波》是“反复辟、反倒退”；《故乡》和《祝福》因揭露旧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