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文学评论中心主任李美皆探讨少数民族文学的神秘化和去神秘化。她说，由于地域、宗教、历史传统等原因，少数民族文化具有神秘化特征。作为文化承载的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应地具备神秘化特征，这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异质和独特性。文化是生活本身，它不是一种表演。对民族文化的刻意体现一方面会突出其传奇性、异域性、神秘化，另一方面又会导致文化的异化，使其与生活脱离，成为一种表演。少数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并不需要在另类中彰显，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本质上是共通的，是社会和人性中的恒常因素的表现。去神秘化就是文化上的平常心。比如，藏族作家尼玛潘多的小说《紫青稞》以对西藏现实生活的细腻描写颠覆了藏族书写的神秘化传统，以更加沉潜平易的艺术追求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学与现实对话的可能性，是去神秘化写作的成功范例。
　　
　　女，纳西族。有著作多部出版。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教师。北京电影学院访问学者。鲁迅文学院十二期作家高级研修班学员。
　　丽江师范学院副教授、纳西族评论家蔡晓龄论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的文本姿态及价值突围点。她说，少数民族作家，首先是一个现代人，承载着现代文明附加在他身上的一切重负。用汉语写作是他们之中大部分人的必然选择，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哲学思潮和艺术观念的影响。他们又承受着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冲突，这首先表现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种种变异，其次表现为作家自身文化观念的深刻裂变。围绕少数民族作家形成的种种影响因素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活动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也相应显现出了几种典型的文本姿态：一是远观与固守，二是隐形与他融，三是史诗宏构与民族经验复制，四是两级游走与裂变之痛，五是民族意象支撑的世界经验。无论是当今的汉族诗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甚至当今所有的写作者们都面临突破的压力。突围点在于：一是主客体对峙中的价值分配，二是本体自觉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创建，三是身份与细节的大众化语象，四是对垒经验模式间的新生价值点。
　　
　　满族，北京人，现为民族文学杂志社事业发展部主任，北京市作协少数民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雁过皇城根》、《译道与文化》，传记文学《汪海三十年》，散文集《真水无香》等九部。
　　赵晏彪谈论作家的现实关怀与评论家的意义。他说，当代作家要致力于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担当。我们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而这一切又给文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土壤、艺术源泉、发展动力以及丰沛的想象力空间，但可惜的是，积极深入生活、思考人生、关注现实的作家已经不太多了。叶梅主编一直强调《民族文学》要办成精品文学，我想办成精品有两支队伍不可或缺：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一支优秀的评论家队伍。这好比，文学是麦苗，作家如化肥，评论家若除草剂，化肥可以使麦苗长得茁壮，但化肥也会让杂草丛生，所以除草剂就要把杂草除去，使麦苗真正得到茁壮成长。
　　
　　三、深邃的情怀、独特的求索
　　
　　少数民族作家的独特人文情怀、创作风格、个性特征等也是会议探讨的议题。与会评论家既有对玛拉沁夫等老一辈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的重新审视，也有对抵达中国文学前沿的中青年作家创作特色与成就的深入论述，获取对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及文学本质的深刻认识。
　　
　　1962年生，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教学。专著《玛拉沁夫小说艺术论》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另有《契丹艺术史》及论文获多项省部级政府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等课题6项。
　　李晓峰论述为什么要重读玛拉沁夫。他说，60年前，玛拉沁夫创作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标志着玛拉沁夫正式跻身于中国当代文坛。与此同时，李乔、陆地、郭风等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成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中坚。然而，60年后的今天，在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呼声背后，却无法回避少数民族文学边缘化的现实。这种边缘化既表现在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弱化，也表现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滞后等诸多方面。重读玛拉沁夫，也是对6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反思和回望，其意义不言而喻。纵观玛拉沁夫60多年的文学创作，歌颂祖国和民族团结是一以贯之和有意为之的主题。今天看来，这一主题恰恰是伴随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最重大、最有价值的主题。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以启蒙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思潮。
　　
　　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指引与注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失败的偶像》等。曾获得过2003年度宝钢奖，第九届文艺争鸣奖。
　　敬文东对吉狄马加的诗歌进行了深刻解读。他说，吉狄马加的每首歌都是颂歌，都充满了感恩。大凉山将彝人团团围住，保护了祖先们遗留下来的传统、歌喉、天真、诗性和令人震惊的神秘性，让他们有机会继续缅怀祖先的荣光，拒绝“在时间中成熟”和烂熟。吉狄马加深知这种神秘性和彝人血肉与共的深刻关系，自觉认定它必须成为诗歌写作的重心或焦点。出于对母语、发源地和祖灵的感恩心理，吉狄马加和他的民族一道，拒绝“在时间中成熟”，继续“固守失落的文明”。大凉山、火、鹰以及它们代表的一切事物，构成了古彝人的生存背景，培育了彝人的思维方式；而在实施培育的过程中，还将它们自身成功地溶解、递交到彝人的思维方式之内。和赞美诗、颂歌比邻而居的万物有灵论，是彝人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起点和根据地。 (原文见本刊今年第6期)
　　
　　
　　女，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主持人。著有《倾斜的文学场——中国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美女文学现象研究》等专著。当选“2006年度青年批评家”。
　　邵燕君以阿来《空山》为例探讨纯文学的方法与史诗叙事的困境。她说，近年来持续不断的“长篇热”中的“史诗化”作品，大都出于新时期以来从“知青文学”到“先锋文学”各个时期成名的作家之手，在经过“先锋文学”的反叛和“个人化写作”的分解之后，各派作家们不约而同地重新集结在史诗的旗帜下建构“封顶之作”。不过，他们都面临着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在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瓦解之后，面对错综的历史和纷乱的现实，如何为自己的史诗化叙述寻找一个可以建立叙述逻辑、整合价值体系的内在支点？面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作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身后有着高大的雪域和不灭的神灵。其实，写作《空山》的阿来遇到的问题与他的汉族同行相似，这就是阿来自己谈到的“写当下最大的难度是认识问题”：“毕竟这些人事都发生得太近。当我们试图在里面进行判断的时候，你会有怀疑。当然不会直接说好坏，但是字里行间肯定会透露这样一种判断。”阿来还谈到这样的怀疑在写《尘埃落定》时并不存在，因为，《尘埃落定》写的是一个制度的崩溃，而《空山》写的是一种文化的瓦解和一种新秩序建立的艰难，因而，《空山》的写作比《尘埃落定》要难。
　　
　　苗族，文学博士，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出版专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新英雄传奇小说研究》、《南方民族作家文学创作论》、《当代湖北民族作家文学研究》。成果获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武汉市社科优秀成果奖。
　　吴道毅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叶梅的创作个性。他说，作为土家族作家，叶梅文学创作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她对鄂西南土家族地域生活的精彩描写和对土家族文化精神的着力发掘，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土家族文化的身份认同。对女性生存图景的积极描绘和透过女性生存图景对女性人生道路与人生价值的用力探讨，凸显了叶梅的强烈女性意识或曰女权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对女性的书写使叶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作家的身份，使叶梅的文学超越了我国当下民族文学的某些局限，进入到关注人类普遍命运或探讨普世性生活命题的更高层面。文学表现上的浓浓抒情味或浪漫主义的气息，是她作为女作家文字上的温婉、柔丽与多情。叶梅小说在注重发扬诗意小说或抒情小说的长处的同时，还积极借鉴与融会交错叙述与整体象征等现代小说技巧，从而使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叙事风格，展示着交错叙述的魅力与富于整体的象征意味，这拓展了叶梅作品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路子，也体现了叶梅作为民族作家在艺术道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女，蒙古族，内蒙古哲里木盟人。2005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博士。中国作协创研部副研究员。中国视协会员。已出版学术著作两部，各种相关论文30余篇，创作电视专题片、电视电影及电视剧60集（部）。
　　肖惊鸿评述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歌。她说，鲁若迪基的诗来自灵魂，来自小凉山的神，也来自小凉山的不害人的鬼。他的诗就像是一棵大树，和他一同植根在小凉山里、泸沽湖畔，和他一同生长，枝蔓哪怕伸到了地球的那一边，根，也还在小凉山的土地上。研究鲁若迪基的诗，不能只停留在文化的表层上，而应该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的文化格局。他的诗自觉接续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除了本质特征和与生俱来的美感外，还折射出对世界的根本性问题和现实人生问题的思考，有着直观的朴素的哲理性和朴素的浪漫主义诗风。
　　
　　回族，20世纪80年代生于哈尔滨，《民族文学》发表散文、小说多篇，获第三届黑龙江省少数民族文学奖。编剧导演电影《沙枣》《嚼子》等。
　　石彦伟探讨回族文学的美学底色。他说，“清洁”在描述回族文学创作时，已是惯见的词了。它最早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大概就是《清洁的精神》一文，张承志主要从中国古代侠士精神中，提炼出渐已沦落的清洁气质，作为他生为一介笔者的立场。如果说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为发端的“为人民”立场的树立，是张承志早期创作的启蒙观念，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几年，“清洁的精神”几乎成为张承志最核心的美学支柱。尊重他者，支援弱者，敬重人道，表达正义，成为张承志当下最切要的精神特征。“他者的尊严”与“清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因为，要真正表达对他者的尊重，就要首先剔除掉盘踞在内心的自我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剔除盲目的自我欣赏，剔除不公正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剔除一切污秽心灵的残渣余孽，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的自净过程，亦是清洁精神之外延。回族要求自己不仅要吃得清真，更要思想清真，言谈清真，举止清真。在这种内敛而强大的自律传统的濡染下，回族文学的清洁传统，便非出刻意，却是天然；非出偶然，却是必然；非出个性，却是共性。回族作家下笔时格外谨慎，作品风格大多沉静、节制、干净，他们的笔是干净的，他们没有与物欲的时境同流合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