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代女性文学审美视角的嬗变看女性的解放

在中国古代乃至近代,虽然时有女作家和女性作品出论文联盟http://现,却并未形成任何一个朝代的女性文学。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融,妇女解放思潮的兴起,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得以诞生与崛起。
　　中国目前对女性文学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一切女作家的作品,后者则专指那些从妇女的切身体验去描写妇女生活的作品,但最终都未脱离女性的范围,因此,女性无疑是女性文学的创造者。女性文学强调从妇女的自我意识出发,从女性特有的感情经验和内心感受出发,重新审视与评价妇女过去的经历与今天的现状,揭示妇女在社会与家庭中所处的屈辱的从属地位。虽然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由来已久,但冠以“女性文学”之名的文学创作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西方文艺思潮大量涌入才出现的。90年代,由于空前的作品数量和广泛深刻的影响才正式被文学史所接受。20世纪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有新生期的欢悦,成长期的艰辛,也有嬗变过程中的兴奋与困惑。在这不懈的追求与探索中,中国女性文学的审美也经历了由单一到多元,由清丽到深沉,由优雅到冷峻的曲变过程。就当代女性文学整体而言,作品除了对女性美学传统的继承外,其审美视角的嬗变也十分显著。本文通过当代女性情爱性爱小说创作中审美视角的变化来反观女性思想解放的历程。
　　
　　一 新时期至80年代,审美视角仍停留在对理想爱情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产生的第三代女作家群是“文革”后的新时期。WWw.11665.cOM这个时期的作品所描写的女性生活、所揭示的女性精神状态和内心世界,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是历史空前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石破天惊,从个人生活的角度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发掘了婚姻与爱情相分离的痛苦。但作者描写的是圣洁的精神之恋,展示了爱的理想和浪漫,体现了一种传统观念支撑的爱。女主人公与她所爱的男人一辈子接触的时间累计起来不会超过二十四小时,平生连一次手都没有握过,但却爱得刻骨铭心,女主人公最大的企望就是远远地望上一眼这个她所爱的男人,更多的时候只是与他的虚无飘渺的幻象相会、交流,比较符合当时人们对爱的渴望和追求的现状。此后,宗璞、谌容、张抗抗、王安忆、铁凝等女性作家均以强烈的主观色彩,热切地追寻人间的友爱与温馨,憧憬真挚美好的爱情。她们的创作表现的主要是与传统女性文学一脉相承的追寻理想与爱情的命题,其情调和意蕴更多地具有优美特征,构成一种理想浪漫的美学风貌。
　　
　　二 80年代至90年代,审美视角转向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
　　
　　随着新时期女性文学向前发展,一批女作家很快从追求理想的爱情,回到对女性自身价值的探求上。张洁的《方舟》、《祖母绿》,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都顽强地向社会显示着现代女性的要求和不满。这表明新时期的女性文学最深层次的觉醒——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随着女性意识的逐渐加深,女作家的作品越来越表现出“雄性化”和“无性化”的倾向,对女性传统审美意识亦进行了挑衅的反叛。在张洁、张辛欣等作品里,那种传统理想女性特征已相当模糊,已为男子般的刚硬、强悍和粗犷所代替。深邃的精神、高昂的主调、女性形象类型的反叛“巨型语言”的运用,成为这一阶段女性写作的审美风格。较之女性文学追寻理想爱情阶段阴柔之美的整体美学风貌,这种追寻女性自我意识的阳刚之美,无疑是女性文学美学风貌的一种时代拓展。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对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取向进行多元化探索的思想启蒙环境下,女性作家开始重新寻找、发现自己。铁凝的《玫瑰门》,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等都可以看成是后来女性文学开创“性”、“情”时代的奠基作。在这些作品中,第一次以鲜明的生命意识揭示了女性生命现象的内在冲突,把两性关系从温情、体面的婚姻与道德的窠臼中拖扯出来,直面“性爱”,开始窥视女性真实的内心世界中独特的个体感悟与生命欲求。如陈染所言:“对女性来说,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觉醒”。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告诉人们,女性权利的丧失是由性权利的丧失而丧失的,因而,王安忆等作家提出两性关系中以女性为本位的概念,从作为类存在的生命本相辨识女性性别文化身份,实则是还原女性之原貌,在精神层面上体现了对“女神”精神的回归。
　　
　　三 90年代,审美视角转向对个人经验和命运的抒写或重写
　　
　　从王安忆的“三恋”小说创作开始,“性”开始逐渐地浮出水面,性爱描写开始取代爱情描写成为创作的主流。在某些作家作品中,甚至出现了性与爱相分离的倾向,性可以不附着于爱而开始飞翔,性中的非理性因素和激情因素得到了夸张化的表达。特别是随着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被引入中国,中国女性文学的创作和出版逞一时之盛。诸多女作家借助成长小说的叙述模式描绘女性人物的成长过程,其中,性心理的成熟过程成为一个重要的描写内容。女性对于自身身体成长过程的关注、对于男女性别差异区划的意识、对于自身身体感受的体验,借助于个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的理论资源堂皇登场,并被赋予了思想解放、观念前卫、生活方式新潮、反抗男性中心文化等等涵义。从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到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女性作家对“私人生活”的关注和评论界对“身体写作”的鼓吹,甚至可以说已经酿造出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空气:写性已经不是问题,不写性反而成了问题。
　　90年代以后,陈染、林白等作家将女性生存状态、生命体验及本体欲望作为焦点,对女性个体的自我进行深度描写。如陈染《女人没有岸》中的麦一,不愿充当博士泰力的附属物,选择了离开家庭追求自己的人生之路;《无处告别》中的黛二感到琼斯不能唤醒“她内心的东西”时,她毅然主动地离开了能为她提供现代文明生活的琼斯回国,去追求生存的意义和精神的家园。这些女性不安于被男权文化指定的客体地位,力图站在与男性平等相处的立场上去生活,大胆表现内心的欲望,追求生命的放浪不羁和情感的自由自在,其本质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和肯定。张抗抗说:
　　“进入21世纪的自由经济时代,城市女性的境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发现在自己周围,有许多女性朋友,越来越不安于以往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她们不认命、不知足、不甘心、对生活不再是被动无奈的承受,而是主动的出击和挑衅,她们更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精神享受,为此不惜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受伤,直到头破血流,精疲力尽……我把这样的女性誉为‘作女’”。
　　林白也许是经济转型时期最直接进入女性意识深处的作家,她把女性的自我经验推到极端,把女性的隐秘世界揭示得如此彻底,如此复杂微妙和不可思议,恰好暗合了那时的人们想窥探而又不敢大胆窥探的心理。她的《一个人的战争》采用回忆与想象、梦幻与潜意识等特殊的叙事方式,以主人公多米的女性成长为核心,编织了一场女性与自身、女性与男性、女性与文化、女性与世界的多重战争,细致地展示了一种女性成长的心理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