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wwW.11665.COM[3]9月30日，中宣部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晞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发布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发布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发布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

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