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与数字传播：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两种思维

　　“你是谁？”
　　这个问题，以及几年前一位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在兰屿读国小时，老师喊“施努来”时就要举起手，但是，长大后来到台湾本岛，这个名字常被念成闽南语谐音“死奴才”，而被取笑。当他开始藉由书写，确认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换回族名：“夏曼·蓝波安”，而后，罗马拼音“syman rapongan”在某些场合则别有意义。但是在他的记忆中，兰屿岛上的父亲根据族群命名习惯，总是呼唤他：“孩子蓝波安的爸爸。”于是，这位作家朋友反问：“那，你要我回答哪一个名字？”
　　19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台湾政治社会的大幅度变动，民间力量和本土性的省思，提供了原住民自我认同的有利条件。1983年《高山青》杂志的效应，1984年“原权会”成立，组织型态的运动正式展开。1987年提出17条“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并先后发动反东埔挖坟、汤英伸事件声援、删除吴凤神话、兰屿反核废料、还我土地、回复传统姓氏、原住民正名、反雏妓、反兰屿国家公园等运动，1994年“原住民”一词正式“人宪”。原运时期所出版的刊物，诸如《高山青》（1983）、《原住民》（1985）、《原报》（1989）等，均为原住民知青透过第一人称书写，表达了从静默到主体确立的过程，内文所述，皆成为时代见证。wwW.11665.coM撰文者以锐利的笔锋进行批判，旨在澄清原住民自身的面貌，透过议题的讨论，可观察原住民族群发声的过程中，不但要求“有”（to have）其权利，也在确认“是”（to be）的存在与认同。这份族群的认同感，不再只是情感层面的呐喊，而逐渐转化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建构。如何建构？“用笔来唱歌”将是重建原住民面貌的方式之一。
　　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发轫，试图以第一人称主体的身份，形塑族群存在的态势。因此，文本的特殊性得以在社会运动或后殖民文化中广受讨论，泰雅族瓦历斯·诺干就此表示：“台湾原住民文学”一词从80年代后期定音之后，一般对原住民文学的认知围绕在“被压迫”并且”族群自觉”后所产生的书面抗争队伍这种印象。
　　考察原住民作家作品，论者不外就族群文学失落的感叹、殖民者对原住民压迫的批判、文明冲突以及剥夺族群文化等议题进行深刻反思，其间的“山海”意象，不论是自然地景或情感寄托，与身分认同、族群回归密切相关。2003年《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的编选，包括散文、小说、诗以及文学评论，回应了此情感寄托。2005年“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国际研讨会”的举行，宣告原住民运用汉语向世界对话的期待，显现了从“正在努力书写自己的历史”到“台湾原住民不再是历史缺席者”之历程。2009年“台湾原住民作家笔会”成立，原住民作家结合艺文界人士，期待以创作联盟的型态，持续对当代社会进行反思。2010-2011年“行政院原民会”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奖/文学营/文学论坛的举办，则以跨文化的视角思考族群议题。每一个跨越都是不断突破、协商的展现，现当代台湾原住民以书写、影像、艺术创作，逐渐化解“我是谁？”的焦虑与挣扎。
　　“我是谁？”的面貌，逐渐清朗，不过，“要回答哪一个名字？”对创作者、读者、评论者而言却是一个有趣的思考点。众多名字的背后，带出了纷纭的应答系谱，选择哪一种姿态响应，不仅反映内在的文化思想、个人情境、接受层次等面向，更突显一种“对外关系”的思考。曾经强调原汉冲突、现代化剥削以及文明/自然对立的原住民文学，在时空递移之下，展现了响应大环境改变的姿态。部分作家作品的题材，以反思历史之角度，寄托族裔作家的时代关切，诸如卑南族巴代转化日治时期的人类学纪录、官方文书档案，以文写史，藉此突显历史纪录的虚实；泰雅族里慕伊·阿纪则推敲部落传说的来龙去脉，完成一部辗转于性别/部族/家国之间的历史后设小说。泰雅族的多马斯，藉由时空错置等科幻叙事，再现日治时期1907年发生于桃园县复兴乡的“枕头山事件”。历史书写的特点，侧重边陲族群之间互动、矛盾与冲突，丰富既有的原汉二元框架。除了文学类型的转变，数字媒介的传播，是近来影响原住民文学论述的另一重要因素。2008年由文建会委托，山海文化杂志社承办“呼唤边缘·记忆书写：台湾原住民百年文学地图”网站建置计划，结合文字/图像、作家简介/部落文史、文学书写/地理空间等层次，提供观看者“文学地图”的脉络。2009～2011年执行“国科会”委托“‘山海文化杂志社’台湾原住民文学影音数字典藏计划”，侧重过去历史影音档案的汇整，如何归纳资料，并形塑一个让民众认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方式，涉及后设的诠释与安排，这也让惯以“时间”轴线呈现的文学史论述，在数字媒材的辅助下，有了另一种论述的可能。
　　在上述的考虑中，本论文试图探讨：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开展，如何于文学作品类型与数字媒材的创发下，形成一种有别于原运时期的论述，从中思索族裔文学发展的时代意义。
　　中心与边陲“之外”的思考
　　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生成与建构，首先以“空间”——即部落、原乡作为论述位置，这不仅是原住民回答“我是谁？”的重要意象，亦为创作者灵感的基础。孙大川首先提出“山海文学”的名称，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重要性，不只是指出了“山海”为背景的文学传统，更重要的是，读者终于可以看见以原住民主体身份诉说自己的族群经验，是故“山海”的象征，不仅是空间的，亦是人性的。
　　“山海”具有人性的象征，源于人与自然的对话，孙大川表示，原住民在全球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根源性的连结，此原始性的概念，可以扮演捍卫人类“第一自然”的角色，相较于“第二自然”意指的科技文明生活，第一自然可以作为原住民族的认同、一种身体仪式及书写策略。

　　不论是“山海”的空间/人性指涉，以及作为族群认同、身体仪式、书写策略的“第一自然”，一方面是成长经验的回溯，另一方面则是趋近于文化认同上的建构。前者如邹族白兹·牟固那那《亲爱的ak’i，请您不要生气》，藉由忆往，回溯孕育族群生命的原点，产生对于理想家园的企求与盼望；后者则起因于现实压迫，如莫那能《恢复我们的姓名》，他拒绝在历史、自己的土地上流浪，其中的沉重愁思，正是一种回家的期待。不论是回溯，亦或是文化空间之建构，皆形成作品中的思乡主题，这与原住民面临原乡崩解、黄昏情境的忧虑、以及对理想家园之企盼相关。面对现代化的浪潮，原住民纷纷到城市谋生，高唱“台北不是我的家”之际，此种对部落、原乡的心理需求，由衷而生。观察台湾原住民的书写，此种能够让心灵依附的“特定地方”，就是生长的原乡部落，因此，在原住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怀乡的渴望，召唤了地方感与历史记忆，成为原住民族自我认同的推手，也产生了“自己的土地上流浪”——那种既惆怅又愤慨的书写样态。因此，“原乡”意识是自我与社会显像（signification）的过程，伴随原/汉冲突、文明/自然对立的文学风格，展现一种中心与边陲的视域，族裔（弱裔）在文学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为内在于多数——但也对抗多数的批判功能之上。
　　“从边缘发声”的说法，强化了主流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然而，历史脉络、社会情境已有所改变，原住民作品内容、相关评论倘若持续地“滞足不前”，将可能出现几个族裔文学发展的问题。陈建忠曾以夏曼·蓝波安的作品生产脉络为例，说明其后来的书写，似乎受限于反映归乡后重为达悟人心路历程的范围，以及他对汉人文化（一个其作品发表的重要文化场域）较为“反智”的态度，呈现出作品题材与情感停滞、未能深化的现象。邱贵芬于2005年“山海的文学世界：台湾原住民文学国际研讨会”会后，提出原住民文学发展中可能存在“族群之囚牢”。主流市场往往以异国情调看待并界定原住民文学，作品如果不具有原住民元素的表达，将缺少卖点，主流社会和原住民社群共同制作了一个族群囚牢，成为既定的原住民文学风格。同样以夏曼·蓝波安为例子，宋泽莱则以“奇异修辞”和“族群指导”等观点，说明夏曼·蓝波安使用奇异句型、文法，并将兰屿传统的农耕、捕鱼生活浪漫化及神圣化，从中透露强烈的族群指导。学者们的关切，与台湾现阶段原住民文学的发展脉络，形成某种张力。对作者来说，如何避免让部落经验落人一种文学耗材的困境？弱势族群书写者为了表现特殊性，无论是持守族群的本质或迎合消费的想象，可能迫使书写的题材内容受限，形成创作的困境，如创作牢笼（prison-house）的反思。
　　然而，对年轻一辈的作者而言，不得不面对原乡空间改变、族群经验消逝的现实。曾经以抗争姿态、写实的原住民文学，不得不思考新的路径。近年来一系列原住民作家的历史书写，以及透过数字媒材、典藏机制所形成的诠释与归纳，均涉及“后设”思维，成为思考台湾原住民文学发展、族裔论述的另一可能。本文使用的“后设”概念，源于几个层次。其一，历史学家hayden white“每一个历史呈现都有意识形态的作用”之谕示，以多重话语（histories）代替单一叙事（history），提醒读者留意叙事者的发言位置，旁及以何种“后设”观点介入所谓的历史论述。延续hayden white的理论基础，文化研究学者linda hutcheon于1988、1989定义历史后设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她认为历史后设小说为后现代小说的一种类型，在建构历史的过程中，事件（event）和事实（fact）须有所区别，事件（event）本身无意义，但可以进一步被呈现、诠释为有意义的事实（fact）。历史后设小说的完成，旨在突显不同性别、族裔、国家的作者展示事件转为事实的不同作法，从中挑战既有的历史纪录。从这个层次而言，不论是hayden white或linda hutcheon，皆表达对“历史后设”的关怀，他们意识到更多元的历史观，亦选择性地回应了现当代的时局变化。其二，制作原住民文学的数字检索平台、数字典藏数据库，都将建构一个庞大的后设数据库（meta-data），其中包括字段设定、数据归整、讯息链接，旁及检索系统之流畅……等，事实上，数字检索的数据库建置，部分响应了hayden white以及linda hutcheon对“历史后设”的姿态。
　　台湾原住民历史后设小说，除了呈现多重历史，作者更大的写作企图之外，在于文中营造一种弱势族群的横向连结（lateral networks），混血身份、语言混杂的情节安排，试图超越原汉对立的题材，呈现作者当下的族群观察与关切。而数字检索平台、数字典藏后设数据库的建置，同样牵涉当前对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认知，在视觉、听觉等媒材的结合下，是否能为编年、线性历史记事的文学史观，增添新意？换言之，弱势族裔的横向链接，以及透过数字媒材所呈现的文学图像，可成为现阶段讨论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另一种方式。
　　私历史、思历史：原住民历史后设小说的开展
　　历史小说与历史后设小说，属于不同的文化范畴。台湾原住民历史小说的发展，如夏曼·蓝波安《黑色的翅膀》（1999）、鲁凯族奥威尼·卡露斯盎《野百合之歌：鲁凯族的生命礼赞》（2001），这一类历史小说，乃藉由回溯原初情境，或是与（后）现代文化的反差，确认并探询族群认同的光谱。相较于此，以“历史后设”笔法形塑的原住民小说，强调了“介入”历史的姿态。卑南族巴代一系列之创作：《笛鹳：大巴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2007）、《槟榔·陶珠·小女巫：斯卡罗人》（2009）、《马铁路：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2010）、《走过：一个原住民台籍老兵的故事》（2010）等作品，开启了这样的视域。
　　巴代选择历史后设小说的书写策略，除了响应原住民文学发展的其他可能，也深感不同历史叙述者的观点差异。《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的素材汇整日本大正四年到九年间（1915-1920）有关大巴六九部落的官方记载、部落记忆。故事主要从两个叙事展开：1、部落中闽南人家阿水媳妇的自杀案例，后由女巫设置“法术闸口”，驱走邪灵。2、围绕着“毛内卜”的窃枪事件，以及女巫透过法术所进行的寻枪过程。巴代表示，撰写原住民“野史”小说的灵感，来自日治时期《理蕃志稿》词目：《没收卑南原住民之枪械》，记载大巴六九社人曾私售枪械给大南社蕃人，其中提及：“今年一月得知该社蕃人‘毛内卜’售予大南社原住民一枝枪，（日本官方）正要逮补时被其他蕃人遮拦，终于使犯人逃脱。”同样事件，巴代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从长老口中听到相关事件的旁支：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笔者在进行另一场关于部落“搭拉笔”（巫术）的调查研究时，从“那·得嘛拉笔”（女巫）口中，却牵扯出这个日本纪录中的人物“毛内卜”，曾经借着部落传奇女巫阿杜威杜威，以高明巫术寻枪的传说故事，连带牵扯出一直与部落息息相关的巫术文化，以及一些当时部落的生活琐事。
　　这一段《自序》，透露了巴代创作的关怀。不同视角的侧重，如官方《理蕃志稿》强调“毛内卜”贩卖枪械的不法，旁及查获枪械的种类、数目，展现日本殖民管理的面向，而在巴代的田野调查中，围绕“毛内卜”的部落记忆，却是大南鲁凯人窃取毛内卜枪枝，透过女巫协助而寻回。巴代以《理蕃志稿》为骨干，以文学想象与部落经验为基础，发挥“以文作史”的笔法，试图让读者于正史之外，领略“巫术”——这属于卑南族文化的底蕴与丰采。除了大正年间日本纪录的改写，巴代《槟榔·陶珠·小女巫：斯卡罗人》的书写材料，则运用人类学家留下的田野记载，还原、亦或创造了17世纪的斯卡罗人世界。作者于《后记》特别注明：“本书《斯卡罗人》，是以日本人类学家移川子之藏1935年在知本部落，所采集关于知本氏族南迁的口传故事为基础，再根据宋龙生先生大作《台湾原住民史：卑南族史篇》所提供的线索，考据相关的故事背景、地点、人物、族群关系，以其可能的年代作为小说的时间轴，并以曾建次神父所著《祖灵的脚步》第三十八节《知本人迁徙恒春半岛》的故事为范本改写的长篇小说。”
　　其后记《便利与挑战下的乐趣和责任》表示，这一类题材的便利性，来自原始材料的不虞匮乏，然而，作者表示此改写并不能天马行空，还需以部落生活经验为基础。《斯卡罗人》描述知本卑南的布利丹氏族，迁徙至恒春半岛的惊险过程，巴代再次利用其擅长的巫术叙事，透过女巫丝布伊的协助，帮助布利丹氏族躲过重重追杀，包括劈海逃生、风雨退敌、神行巫术等作为，最后让氏族安全抵达、重新建立家园。不管是《理蕃志稿》或人类学者的相关纪录，巴代以巫术贯穿整个叙事，在文献大纲中置人日常经验的血肉，不仅丰富了原住民口传文学的诠释，另一方面，也企图符合其自白：谨慎地根据文献提出具挑战性的观点，实践一个原住民作家的当代角色。
　　除了传达另类“历史”的可能性，巴代的书写，表现了一种较不明显却存在的横向网络（lateral networks），得以细看边陲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举例而言，《笛鹳》的主要情节，并非日治殖民与原住民的二元冲突，倒是安排了一户同样是被殖民者的闽南人家，与之互动。阿水一家为漳州移垦户，与部落达成互惠协议之后进驻，身为少数族群的阿水家，顺应卑南族人的民情风俗，尚称融洽。当阿水刚过门的小媳妇上吊自尽，令部落记起前年阿水家媳妇自杀后，邪灵让整个村落陷入愁云惨雾，巴代透过部落首领阿亚万、头人金机山、长老对此事件的发言，看似铺陈小说隋境，实际上透露作者的别有用意：
　　“是呀！可怜他们这些百浪（闽南地区移民），一家十来口总要过生活，他们有他们的风俗习惯，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我不是反对让他们住进部落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也可以谅解，但是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妇女和小孩的。”
　　“我们是这么尊重、这么疼惜妇女，结果部落里面发生这种事，传出去会被人耻笑的，别人还以为我们大巴六九的男人只会打女人，不敢跟蛮鸾（布农族）交手。”
　　小说中的话语，充满着部落族人对阿水一家既同情包容、又气愤难耐的情绪，族人多半谅解汉人“他们有他们的风俗习惯”，表示尊重而不强迫“卑南化”，至于打骂女性之作为，可就无法原谅。事发之后，阿水不仅担心部落族人将驱赶他们，也藉此教训了一家老小：“讲恁这喔，一工到暗讲蕃社伊边的人番，恁呢？”小说语言呈现了多音交杂，那么，到底谁比较“番”？族人面对阿水家的葬仪，企图以巫师的法术闸口，驱赶不祥的恶灵，并邀集阿水家男人加入部落编组，进行放风净山等仪式，小说中的闽南人感到不快，直抱怨“是讲，咱麻无是蕃社耶人，是啥米道理叫咱接受，咱是昧安怎对尹行？”“是唔！听讲尹蕃社会甲人放符仔，今麻是安怎，麦甲咱放符仔喔？”自认为不是蕃社人，以及恐瞑蕃人会下降头放符咒的传言，传达了闽南年轻人对相识已久的邻居（部落族人）的不安与不信任。身为大家长的阿水，以“谁比较番”斥责了大家的七嘴八舌：“唔通番仔、番仔咧叫啦，阮讲过，蕃社那边咱没得比啦。讲番，咱甘耶塞讲？”此情节与对话，显现巴代企图“创造”一段日治时期的部落生活，冲击当代读者认知中的原汉关系。
　　日本政府殖民之下，同属于被殖民族群的卑南人与闽南人，他们彼此的连结为何？闽南人定居于部落中，就人口、势力而言，可称为弱势中的弱势，此情节安排的用意，耐人寻味。当阿水以“谁比较番”斥责家中大小，显现作者试图挑战读者长久以来对“番”的指涉。战后，台湾原住民经历一段由刻板印象、成见到歧视的过程，即“污名化”。夹杂在汉人（闽南、客家、外省）以及自我否定的评判中，原住民成为一个在政治、社会、文化面向上的弱势族群，直到现在，此印象仍程度不一地残留在部分大众传媒、民众的心中。因此，巴代藉由闽南阿水一家与部落族人的互动，强调多数族群（大巴六九部落）对异己所传达的尊重、包容与理解，从中暗批社会结构下对原住民的负面看待。
　　原汉之间的对立，部分源于“污名化”的传媒效果，然而，原汉之间，真是那样地泾渭分明？巴代感于当前社会多元文化的混杂，便刻意设计了闽南阿水一家的家族背景，预告文化混杂的可能：“阿水的父亲是台南学甲一代的佃农，娶了萧垄社的平埔西拉雅族女子。阿水的老婆则是漳州人与阿里山邹族女人所生六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阿水一家人纠缠不清的血脉，事实上展现了历史的部分“真实”。因此，当阿水教训的话语“讲番，咱甘耶塞讲？”除了斥责家中子弟的无礼，亦是对自身家族血脉的诘问。此情节设计，部分呼应了孙大川“返来作番”的当代反思。孙大川藉由平埔族意识的折返，说明了一种“浮动的族群边界”之可能：
　　在我看来，平埔意识的折返，其核心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她选择了“什么”或向“谁”来认同，而是接受“两边”作为她认同的共同源头，这才是人的存在或文化存在的真实状况。所谓纯粹的汉族或纯种的原住民，若非虚幻的想象，便是狂妄的偏执。……平埔意识，让我们理解到浮动的族群边界，也让我们有机会体验不断扬弃自己主体的主体。 　　笔者以为，这番对平埔意识的见解，能对原/汉族群认同的部分偏执，提供些许省思。1980年以来原汉二元对立的族群论述，有其历史基础，然而，巴代的小说设计，以及孙大川“返来作番”的思维中，却展现族群边界浮动的意义，以台湾忽略母系声音的情境，反省汉人自我认同的归趋。
　　除了族群认同的浮动边界，巴代意识到文化混杂所形成的众声喧哗，这一方面是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基础，涉及言语翻译的层次，以《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为例，巴代刻意营造阿水一家闽南母语的对话氛围，如同上述“是讲，咱麻无是蕃社耶人，是啥米道理叫咱接受，咱是昧安怎对尹行？”“是唔！听讲尹蕃社会甲人放符仔，今麻是安怎，麦甲咱放符仔喔？”“唔通番仔、番仔咧叫啦，阮讲过，蕃社那边咱没得比啦。讲番，咱甘耶塞讲？”之对话情境。有趣的是，作者在闽南母语之外，附上这些句子的国语翻译，同样地，在文中若必须使用卑南母语，形塑某种氛围时，作者亦以罗马拼音与中文相互参照，突显闽南、卑南的文化景观。《笛鹳》族语之展现，大多透过长老口中娓娓道来，不仅具备宣示之效，原汉对照的写法，具有“中文可以对外沟通，母语拼音便于上下传承”的积极意义。使用罗马拼音纪录母语，是语言学家认为最佳的记音方式，因此，原住民文学中的族语/国语并置，已是共识，其功能在于：对内维系传统命脉，对外则与世界对话沟通。巴代小说的原汉语翻译，汉文流畅，透露了汉语为前、母语翻译为后；或是母语为前、汉语翻译为后双向交混的可能。
　　小说中弱势族群的横向连结，除了二南（卑南/闽南）的设定，巴代也留意部族之间的关系网络，小说中藉由卑南年轻人的对话，透露对布农族的鄙夷：“别人还以为我们大巴六九的男人只会打女人，不敢跟蛮鸾交手。”对话中的“蛮鸾”，巴代为此作了注解：“意指为峦社群的布农族，另外‘蛮鸾’还有‘蛮夷’的鄙视意味。”相传卑南、布农两族曾经为了猎场互相杀伐近两百年，卑南人称其为“蛮鸾”，并带有贬抑之意。原住民各部族彼此结下的冲突，也展现在《斯卡罗人》的情节中，由东部南下，欲寻找新家园的布利丹氏族，往往受到彪马社的袭击，同是卑南氏族，但在利益冲突、争权的过程中，两个部族的争战、挑衅未能终止。
　　harden white关于“每一个历史呈现都有意识形态的作用”的提醒，让历史后设小说的“意识形态”，成为关键。巴代一系列的历史后设小说，在情节安排中显现几点关怀：1、对于“历史”之反思，巴代介入历史论述的姿态，不言而喻，但他介入历史的方法，以部族生活经验、聚落情感为基础，从中构成历史后设小说中的“真实”，这些“真实”，突显既定史料的局限与选择。2、巴代历史后设小说的关怀，企图呈现一种横向网络（lateral networks）的论述。过往惯以“边缘”位置发声的原住民文学，为了对抗支配者，不仅视“原住民”、“汉人”为一个统一、僵化的概念，亦无法逃开“愈是边缘，愈是突显主流权力”的框架，然而，若观察弱势族裔的横向网络（lateral networks），其中颇为复杂，如小说中同为被殖民者的卑南，闽南、同为原住民的卑南/布农、同为卑南族的布利丹氏族与彪马社等，横向网络连结，将能带动另一波关于族裔、文化边界的对话。此种解构“原住民”、“汉人”单一指涉、重构弱势族裔文化交会、混杂的向度，是巴代历史后设小说的中心关怀，也指出了现阶段原住民文学论述的可能发展。
　　知识再现与创造：原住民“文学”的数位典藏
　　学者郭良文、林素甘筹备兰屿数字典藏机制，邀请达悟族共同协助，以建构“参与式传播观点”的立论基础：“全球信息网是个多功能的传播管道，能促进地方与全球的信息交换、社会网络的建立、经济营销、政治宣传，甚至文化保存，它使部落和个人能够再现自己……原住民已标示出一种身分，并正运用另类文明（countercivilizational）的配方，来联合并强化他们自己的文化异质力量。”
　　透过网络平台，使“部落和个人能够再现自己”，再现文化异质力量。近年来原住民书写者使用个人新闻台、部落格，乃至于脸书（facebook）为发表平台，结合照片、录像所完成的“文学”，显现台湾原住民文学表现、发展的不同样态。在这股新兴的思维之下，本小节企图探讨：数字媒介的结合，对既定的原住民文学史观有何影响？
　　笔者将以几个彼此相关，又各自有别的原住民文学网络平台，作为论述基础。2008年由文建会委托，山海文化杂志社承办“呼唤边缘·记忆书写：台湾原住民百年文学地图”网站建置计划，此网站试图强化文字与图像、作家简介与部落文史、文学书写与地理空间的层次，提供观者理解“文学地图”的脉络。该平台计有七个检索项目，分别为：（1）文学世界；（2）文字猎人；（3）文学书写；（4）文学出版；（5）文学桂冠；（6）文学研究；（7）文学大事纪。根据属性。每一要项又分出几个横向连结，如第一项“文学世界”下列总论、空间/历史场景、族群背景；第三项“山海文学书写”下列口传、日语、汉语、拼音书写；第四项“山海文学出版”下列原住民图书、杂志、刊物。这几个文化要项的交织，罗列了丰富的原住民文学风景，也提供一种原住民文学史“呈现”的其他可能。这份可能，一方面来自于影像辅佐，如日治时期书写者高一生、陆森宝的手稿影像；另一方面源于程序设计，企图引领观者感受不一样的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的惯常手法，以编年顺序介绍作家生平、作品，然而，若点选第一项“山海文学世界”的子项目“空间、历史场景”，则提供了一个与观看者互动的设计。点选“空间、历史场景”之后，出现一个台湾各县市地图，观看者可以自由地点选各个乡镇，在其中找到相关的作家、部落文史。举例来说，点选“台东县卑南乡”，地图上出现大巴六九部落、下宾朗部落，点进“下宾朗部落”之后，罗列该部落文史及其作家，如胡德夫、孙大川、董恕明的背景数据（见附件一）。观看者自由地点选各乡镇，透过地理空间“搜寻”的作家作品，强化了地域史观——作家与空间场景、部落文史连结的观点。
　　2009-2010年“台湾原住民文学家与艺术家”网站第一阶段，为原民会屏东文化园区管理，是“数字典藏国家型科技计划”总体规划的其中要项，作为一个原住民文化知识的入口，该网站以“族群”作为人物群像的分类基础。这些人物群像，为台湾原住民作家与艺术家，检索“人物群像”，上至阿美族，下至赛德克族，罗列台湾原住民14族的光谱。举例而言，阿美族中列出3位作家、7位艺术家，点选每位人物，将出现人物基本数据以及2009年的访谈。相较于2008年“台湾原住民百年文学地图”的地域导向，“台湾原住民文学家与艺术家”网站的特殊性，则透过访谈、录像，让创作者现身、现声地表达理念，访谈的“原声再现”，突破了文学史建构的单一叙述者模式。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2009-2011年由“国科会”委托，山海文化杂志社执行的“‘山海文化杂志社’台湾原住民文学影音数字典藏计划”，则是另一种尝试。本计划首次将“山海文化杂志社”保存的影音资料，优先选取保存年代较久，主题、内容完整性较高之影音资料，进行数字典藏。内容包括“山海文化杂志社”办理的前后七次原住民文学奖记者会、评审会议、颁奖典礼影音，近二十场的文学对话、文学研讨会、文学营、文学展演、文学国际交流、国际研讨会等活动影音，以及作家访谈、作家生活影音等。第二阶段将特别规划专区，以利作品手稿、作家生活纪录对象之数字典藏，进而完整原住民文学史建构的不同层次。该计划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包括前台网页搜寻以及后设数据库管理与分析。如何分类建文件数据？如何设想网页检索的字段？这些都与台湾原住民文学的文化营销有关。
　　后设数据库的字段设定，源于当初构想的代码表，呈现数据归类之考虑：
　　此图表，虽然是中研院数字典藏的范式，“代码”涉及的范畴与选择，则依据山海杂志社所累积的材料属性，并经过多次讨论而得。诸如主题中的“山海记事（日志）”，是《山海文化》双月刊的一大特色，该记事统整了原住民族相关的新闻简报，依照年代、事件编排，触及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生态、体育等议题，此独特性，成为字段代码设定的考虑。除了主题，著作者（角色）方面，由于山海杂志社本身办理许多文学、文化活动，并不限于作家与作品的单线对应，因而增加主办|协办|承办单位；纸本刊物的发行|编辑；活动影像的录制|剪辑；海报设计、文物照片以及手稿的提供者，林林总总，扩大了“作者”的层次。此外，“描述”项目由事件类别、字幕构成，其中“纪实”一栏，着重于田野、活动侧记，相较活动成果，侧记往往呈现一种文本形构前的氛围。字幕方面，设定为中文|外文|原住民族语书写系统|无（无字幕）。当初设定原住民族语书写时，工作小组曾讨论到是否罗列台湾14族母语，但考虑材料属性、以及字段的明了简洁，乃统称为“原住民族语书写系统”。此种兼具内容、样态、类型的归类，使得一个档案事件，可能有两种、甚至是三种以上的代码。以“2007年baliwakes陆森宝纪念音乐会暨研讨会”为例，其影音内容可归类为“音乐”以及作为歌词、具有艺术美感的“文学”；样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态为“研讨会”形式；类型则是“影像类”与“纪实类”。此结果，一方面显示数据归类的多重向度，却也带出原住民“文学”多元且微妙的审美机制。“山海文化杂志社原住民文学影音数据数字典藏馆”网站的构思，与后设资料相辅相成，规划成山海文学、山海刊物、山海记事、山海图像、手稿文物、山海丛书、山海活动等面向（见附件二）。目前已完成数字化的部份，为“山海文学”。“山海文学”中，以五大主题贯穿：“原住民文学活动”、“原住民文学奖”、“作家文学访谈”、“作家文学生活”、“文学国际交流”，交织15个子题（次主题），这些材料，援引自“原住民文学声音数据库”、“原住民文学影音数据库”两大主检索系统。
　　数据库中的文学影音数据，如何丰富既有的原住民文学论述？在此，笔者尝试以“文学奖”这个角度进行初步的说明。在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建构过程中，作家的培训，来自文学奖的鼓励与推动。原汉族群的作家、学者、文化工作者一同参与评审，评审会议以及得奖作品的刊登，共同创造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向度，如《山海文化》双月刊12期（1996）“第一届山海文学奖专辑”特刊、26期（2000）“第一届中华汽车原住民文学奖专辑”特刊。然而，读者若只依据现有的纸本资料，如刊登于《山海文化》12、26期的文学奖专辑，势必错过原住民文学建构的重要历程。2000年之后，亦有2001年“中华汽车第二届原住民文学奖”、“2002台湾原住民报导文学奖”、“2003台湾原住民族短篇小说奖”、“2004台湾原住民族散文奖”、“2007台湾原住民族山海文学奖”以及“99年台湾原住民族文学奖暨文学营与文学论坛活动”。这些影音纪录，置于“原住民文学奖”项目之下，细分为记者会、评审会议、颁奖典礼、座谈会。如果读者在作家作品之外，参考评审会议纪录，细听评审的语气，或能感受不同阶段文学作品评价的“美学”机制。
　　数字媒介与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相遇，改变读者理解原住民文学的方式，在多媒体的效果之下，产生新的可能。2008年“台湾原住民百年文学地图”，设计了一个透过观者点选县市，从空间视角整合原住民作家作品的途径；2009-2010年“台湾原住民文学家与艺术家”网站第一阶段，则是让人物群像的访谈影音，呈现各自的创作观点，丰富文学史既有的单一叙述者情境。2009～2011年“‘山海文化杂志社’台湾原住民文学影音数字典藏计划”，在数据归纳、分类的基础上，借着文学影音的档案，补充原住民文学建构的历程。事实上，网站的呈现与检索要项，不仅与数据属性有关，也与如何编整、再现、乃至于加值这些素材密不可分，此后设姿态，则是与当前台湾社会对话、协商之结果。不过，有鉴于数字典藏在不同领域的蓬勃发展，学者已逐渐进行反思：执行数字典藏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数字典藏到底是一个计划？还是一个事业？是否思考数字知识未来经营的范畴？如果观察“台湾原住民百年文学地图”、“台湾原住民文学家与艺术家”网站，将会发现网站讯息并没有随之更新管理，再者，数字落差可能导致的文化落差，如何弥补，这些皆为数字文化发展过程中要面对的课题。
　　小结
　　文学论述的建构，与当代的作者风格、文坛潮流密切相关，过往学界对原住民文学的关切，往往聚焦于后殖民批评的姿态，间接成为论述生成的文化底蕴。不过，此种颠覆，却也一再地强化中心/边陲之视域，使得族裔（弱裔）在文学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为内建于多数但也对抗多数的批判功能之上。这番见解，虽然有其历史意义，但时代改变、作家风格的尝试、多元文化的关怀，将使我们反思二元对立视角的时代局限。
　　题材方面，历史后设小说的尝试，是近年来原住民文学发展的另一轨迹。然而，台湾历史后设小说的书写，已有一定尝试，其中，女性小说藉此所开展的光谱，可作为本文另一个参照面向。学者邱贵芬认为解严后的女作家小说，如陈烨《泥河》、平路《百龄笺》和《行道天涯》，女性作家笔下的历史后设小说，往往藉由女人私密的、不为人知之情欲，与所谓的男性大历史互为抗衡，寄托于家/国的转喻叙事。相较于此，巴代一系列的历史后设小说，呈现一种“介入”历史论述的姿态，除了与统治者的大历史进行对话，《笛鹳》、《斯卡罗人》强调族裔（弱裔）之间的横向网络，那份纠缠于身分混杂、语言混杂，乃至于解构“原住民”、“汉人”单一面貌的企图，透露了作者对当下台湾的族群观察，这不仅是hayden white所称的意识形态，亦为一个原住民作家对于族裔文学发展的思索。此外，运用科技媒介，重新建构的原住民文学图像，亦为另一种广义的后设安排。不过，如同学者王嵩山进行民族志数字化的提醒：“不能单纯的满足于标本搜藏与初步的数字化累积、不能单纯的将焦点摆在数据库的建构，要敏感于一直在改变的原住民文化之性质，通过多媒体的技术创造与人结合的知识。”这番提醒，不只是科技来自于“人性”的最佳脚注，亦为论述、再现台湾原住民文学的历史进程。
　　台湾原住民文学的论述，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前进、变动的过程，历史后设小说题材以及数字平台传播的兴起，带来后见之明的观察与视野，这番思维，将带给创作者、读者、评论者不一样的刺激，形成互动的文化氛围。这些历程与转变，或能从中一探原住民创作者回答“我是谁？”之后，接下来“要回答哪一个名字？”的时代考虑。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