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众传媒的娱乐化不断强化，娱乐报道实现了受众的心理补偿和宣泄功效，但娱乐更加纵容了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同时在越发遮蔽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导致了人生意义的消解。大众传媒在今天加剧了它的社会麻醉效应。

　　关键词：娱乐化；补偿与宣泄；社会麻醉

　　当前，大众传媒报道中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市场化程度高的传媒，其内容偏向于极力挖掘新闻事实中的娱乐因素。传媒内容娱乐化加剧已是一个现实存在。尽管它在这种运作上受到越发严厉的批评。可是批评者大概没有注意到或者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娱乐报道已经在相当范围内被受众接受了。不仅如此，随着都市报产生和电视娱乐频道的开播，历经10余年的发展，娱乐报道在广泛意义上培育了受众心理，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接收效果——社会麻醉效应。这种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受众的虚幻满足，并且产生了人生意义消解的不良后果。

　　一、心理补偿与宣泄：娱乐报道的一种替代性满足

　　在论及娱乐报道的传播效果时，也有少数论者谈及它的心理补偿与宣泄作用。不言而喻，当代大众（也是作为传媒受众）的生存压力与日俱增，生活节奏也明显加快，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心理问题：焦虑、浮躁、疲惫、抑郁等。当个人面对种种压力时，总需要寻求解脱和满足，暂时放下心理包袱，获得一种抚慰。而传媒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载体，它察言观色，窥知大众在生活中的不如意，于是就为他们在工作之余提供一种抚慰品。这种抚慰可分为补偿和宣泄两部分。

　　所谓补偿，即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或暂时没能满足）的欲望，经由传媒的投射、接触获得了替代性的满足。wWW.11665.COm传媒善于将受众漫无边际的欲望投射到具体的场景中去，让他们在欣赏中陶醉于一种虚拟的“身临其境”中过一把瘾。有学者曾调查农村观众喜爱电视娱乐节目的原因，发现不少农村观众观看那些距离他们现实生活极其遥远的节目，是出于“开眼界，长见识”。尽管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也上不了舞台、当不了嘉宾，更遑论成为明星了，但他们毕竟能够通过小小的屏幕看到、体验和想象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如同亲身体验了一回。他们仿佛经历了那种种不可言说的热闹非凡、富丽堂皇、奢华气派的人间天堂，自己就是那幕中人。这是不能说穿的，说穿了就是一种阿q式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人暂时忘却眼前的烦恼，进入一种虚幻的满足中，进而调节身心，用愉快来补偿（疗治）欲望不能实现的痛苦。这种效应具有普遍适应性，可以说城乡受众皆然。但相比较而言，农村受众对电视的依赖性更大，对娱乐内容的依存性更强。这一方面缘于农村比较而言处于社会的底层，受压制和约束最多，感受的痛苦最重；另一方面，农村受众的生活太单一，有效的传媒工具只有电视，而电视又以声画兼备的娱乐为主，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村受众来说又是喜闻乐见的。在淡漠了往昔的串门聊天之后，农村人同时放弃了更多的公共娱乐活动，而转向了纷繁妖娆的电子屏幕，从中收获一个又一个白日梦。这里所谓的满足，从媒介经营者来说，不过是愈发开掘受众心底的欲望而已，一个又一个美丽诺言（想唱就唱，你就能成为明星之类），其实不过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让人心怀希望与梦想，预先陶醉于期待和幻想中，这是有着很大精神抚慰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娱乐内容在帮助受众获得替代满足的同时，也能够使其借助快乐感受现实心理宣泄。在某种程度上，传媒就是大众的“排气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欲望不能实现的痛苦之外，还有深受各种规则、制度约束及权力压制的体验，使得人们心中积郁越来越多，情郁于中，必发之于外，才能使人有效调节心理，获得平衡。于是近年来不少电视栏目就约请普通观众上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赚取了极高的收视率和一场场的眼泪。有不少观众是这么表达心声的：“他替我把心里憋了好久的话说出来了，我感到好受多了。”让人有个说话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一点小小的要求能够满足，他们就感激、激动莫名了。除此之外，让众多的明星登台亮相，亮出他们和普通大众一样的本色来，爆出隐私，出出洋相，吐露“不得不说的故事”，总之，要和“咱们老百姓没啥两样”，使受众也在窥视明星出丑露相中幸灾乐祸一回，找到一种变相的乐趣，获得了难得的快慰。尤其面对名人时，几乎凡夫俗子都有成名的渴望，但不能成名和对名人既羡慕又嫉妒的交织心理促使他们要从名人身上找回一种失落感的宣泄。于是在看娱乐节目、报道中就轻易地实现了。

　　不管怎样，传媒的娱乐报道都尽可能让生活中倍感焦虑劳碌的大众，在接触传媒时放松下来，不再终日背负着紧张；同时，传媒投其所好，引诱他们开心一笑，获得片刻的欢乐，而欢乐意味着满足。这就使他们得到了心理调节和精神的虚幻安慰。正如莫泊桑曾经形容的观众那样：“这些人向我们叫道，安慰安慰我们吧，娱乐娱乐我们吧。”[1]在传媒诱导之下，受众逐渐进入一种非理性状态，不再是“留一份清醒留一份醉”，而是患上了娱乐依赖症，变成了波兹曼所形容的“娱乐致死”的受众。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沉浸于传媒替代性满足中的受众为何日益表现出这种非理性呢？笔者认为这是娱乐内容的过度开掘，促使受众走上了逃避生活之路。

　　二、娱乐是一种逃避

　　过度沉溺于传媒娱乐化内容中，就容易导致对生活的逃避，造成一种消极无为的人生态度。而且，不仅是逃避生活，更是逃避审美和崇高。诚然如上所述，大众传媒善于迎合人的欲望，因此特别注重满足于受众浅层次的感官享受，通过大量反复渲染的、好笑的而又刺激的内容，帮助受众释放某种紧张情绪心理，获得虚假满足，并且置换了现实生活感受，从而无形中放弃了理性思考。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无精辟地指出：“快感总是意味着一无所思。它是逃脱，但并非人们所说的，它是逃脱苦难的现实，而是逃脱最后留存的一点反抗思想。娱乐许诺给人的自由就是逃脱思想和否定。”[2]

　　的确如此。被许多人批判的“超级女声”同样以超强的娱乐功能制造了一场民众的狂欢。“想唱就唱”，只要开口唱了就行，只要能站在台上，让场上成千上万的“粉丝”、“玉米”手舞一片荧光棒、屏幕前的数千万观众陷入迷狂就达到了娱乐目的。唱歌本身就是一场娱乐，而不是思考，被搬上传媒，更能制造一种目眩神迷的气氛。唱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造势，让观众听从主持人的摆布，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跟随，跟着感受快乐即可。那么，由传媒运作、选手参与、观众追捧的超女节目表面上就获得了皆大欢喜的结局，使三方都心满意足。只要是参与者，几乎没有批判的声音，而批判只来自于具体参与、运作不相干的群体，但这无碍于该娱乐节目的火热进行。表演者与歌迷们空前热情地投入其中，“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什么学业、什么前程都不重要了，有些学生逃课、逃学去报名或助选，恰恰回应了传媒的需求。不少少男少女由此渴望一夜成名，甚至是一唱成名，心态更加浮躁、功利。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不少人中了传媒娱乐的“毒”而又浑然不觉。

　　沉溺娱乐还使人丧失应有的批判能力。席勒认为，娱乐节目作为一种肯定的文化，能消磨人的批判意识，使人在娱乐的鼓乐声中得到平庸的满足，进而损失批判的能力，否定的能力。从传媒的经营策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十分讨巧的，是在走“第三条道路”，也即是说逐渐疏离以正面报道为导向的宣传这第一条道路，又逐步弱化了社会守望功能的舆论监督这第二条道路，而转向民众喜欢、政府高兴的娱乐化之路；而且，传媒娱乐内容制作成本低廉，不需要耗时费力的采访；同时，报道的风险不高，远比舆论监督来的低。而娱乐内容既不关系国计民生，又无涉底层疾苦，它轻松、有趣、可笑，可松弛神经，减缓焦虑；更要命的是，它不需要思考，甚至拒绝思考，插科打诨，耍嗲卖乖，极尽媚俗的内容只为千金买一笑，使受众被好玩而无深度的形式所迷惑，不由得聊当开心，权作消遣，无暇顾及其他了。

　　还应该看到，以尽可能多的时空来灌输娱乐内容，使得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正日益远离其本来职能。传媒的一般社会功能是提供信息、监视社会、传递文化遗产、提供娱乐。由此看来，娱乐化如今在传媒上愈加强化其影响，而日益排挤了传媒正常功能的发挥，受众接触使用传媒的初衷被扭曲了。长此以往，受众会倾向于认为传媒仅仅是一个娱乐工具，忘记了社会中有更多比娱乐还重要的信息需要他们关注，促使他们思考。本来利用传媒乐以解忧无可厚非，但娱乐化过了头，走到了极端，则产生了问题。在社会转型阶段已经呈现出一个矛盾凸现期的特点，下岗再就业、贫富差距和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民生问题、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日益突出，有些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传媒一味回避这些问题，会使受众缺乏清醒和全面的社会认识。而沉溺于娱乐中不断的麻醉自己，就会不再关心自身的社会责任，忘记作为一个现代公民的使命意识，甚至会沦落为物欲的奴隶。

　　因此，毋宁说被麻醉的受众逃避个人烦恼，不如说是受众逐渐逃避社会责任的担当。当传媒在不断地供应纷繁无穷的娱乐内容时，就在无形中灌输了顺从现存社会制度安排，接受现实，不需要产生反抗和质疑的意识形态。即使社会中有不公正现象存在，有他人不幸的出现，也与己无关，甚至还会把它当作满足感官刺激的消遣。以他人不幸为乐，这是传媒在数年的涵化培育中，使受众产生的一种可怕的心理畸变。因为煽情也是一种娱乐手段。鲜血、泪水、病痛、贫穷等等元素展示的符号场面在传媒操纵之下，成了稀缺的看点。一个女孩为了给患病的姐姐治病，向报社求助，结果被处理成《谁能救我姐，我就嫁给谁》这一典身救姐的新闻。喜欢猎奇的读者纷纷被如何典身所吸引，至于核心事实——救助患者却被忽略了。传媒一再有意强化事实的娱乐性，使得受众对公共事务日益冷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这也使得当今一个重要公共议题——科学发展观，虽被喊得震天响，也没有真正走进社区，走进大众的心中，而化为保护环境的自觉行动。一方面生态环境整体恶化仍在加剧，大众对身边的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熟视无睹，另一方面大众又陶醉于传媒制造的虚拟环境中乐不思蜀，对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这种鸵鸟式的生活态度对整个社会而言虽能得到片刻安定，但遮蔽真相并不能使矛盾自动消失，只会使其累积的危机加剧。

　　三、新闻娱乐化遮蔽公共利益

　　新闻娱乐化过度使受众日渐丧失健全的耳目感知功能，获取不到客观全面的信息，从而理智受到阻碍，知情权受到侵害，公关利益无形中在大众视野中渐行渐远。对于赖以获取客观信息而生存的受众来说，日益偏听偏信，任由娱乐内容的虚假抚慰，结果就如上所述，感官变得麻木冷漠，责任感下降，并在虚假满足中丧失了应有的知情权和理性判断的能力。

　　2003年7月，世界足球豪门皇马队来华献技轰动一时。当皇马一行首站抵达昆明时，昆明市主要领导竟在机场耐心等候两个多小时以待贵客。可是该省大姚县刚刚发生6.2级地震，死伤数百人，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灾区群众正急待救援安置，传媒更责无旁贷之际，云南媒体及国内不少媒体只是做了例行报道，发了通稿就匆匆放过，却将几乎全部的版面、频道让给了皇马，并展开了一场争抢皇马的新闻大战。一时间，从昆明到北京，20多天里关于皇马巨星的消息满天飞，包括足球在内的巨星的吃喝拉撒都似乎成了大众最关心的大事，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报道失衡。关注球星只是部分体育爱好者的事情，它怎么应该占据那么多宝贵的媒体资源呢？在相同的时间内，传媒资源是有限的，与巨星们相比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实需要发现和报道，及时传达给受众，使其合理的知情权得以实现。显然，从类似“皇马中国行”事件中，我们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

　　问题的严重之处还在于，懵懂的受众对自己的知情权受侵害的状况几乎浑然不觉。他们总是欣欣然地享受着传媒提供的娱乐大餐，还本能排斥其他非娱乐内容（中央电视台淘汰掉的排位最末的节目农业、环保、科技都由于受众不喜欢收视率低而被迫取消）。受众如今不仅变得不理智，而且更加追求感官满足。以至于娱乐化之风愈加强劲，同时受众的知情权被侵害的就更加严重。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算和纠正，关键在于受众的“乌合之众”本质规定分散了他们的合力，结果是不能有效抵制娱乐化之风。对传媒职业的过于商业化运作主动迎合，就会更加鼓励它变本加厉。传媒以较小的投入成本，媚俗的报道手法，使娱乐内容越来越被正当而合法地接受，短期内给它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这似乎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这毕竟是不可靠、不真实的现象，在这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娱乐化风潮中，总有一些被牺牲的东西。很不幸，这其中一个最大的牺牲品就是人生意义，也即是说，人生意义被消解了。这是人不愿看到的恶果，是当前传媒无法回避的现实困境。

　　四、过度娱乐化导致人生意义的消解

　　如今在娱乐化误导之下，受众日渐丧失了对意义的追寻，由此理想湮灭，价值失落。这是近年来传媒与受众之间不良互动的后果，并形成了恶性循环。传媒走向娱乐化由良性蜕变为劣性，乃是源于对受众欲望的过分迎合，告诉他们想要的，却不是他们应该要的内容。媒介告知功能的底线日益模糊，成为一些传媒进行娱乐操作所奉行的法则。娱乐内容日益走向低俗、媚俗，形成了三色调：黑色、黄色、白色。由娱乐引发的受众内心贫乏、苍白需要填补，于是娱乐将受众引向了摈弃审美、拒绝崇高、亲近低俗、满足感官的极度浅薄空虚之中，并使受众在日甚一日的需求中难以自拔，为乐而乐。

　　这就把人性中的“趋乐避苦”观念推向极致。传媒的长期诱导，受众的被动跟进，结果就造成了一方面他们对娱乐极度渴求，舍此几乎无兴趣，也视若无睹；另一方面，受众会沉溺其中难以自拔，并借此逃避责任，无所事事，耽于享乐最终玩物丧志。

　　其实，由传媒所鼓动的过度享乐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它反而加深了人生的痛苦。因为被虚拟的娱乐内容所蒙蔽，使人过度沉溺于快乐的满足，但人又生活于现实中，无法真正逃避现实难题的困扰。在一场场娱乐幻境之后，受众会感到更加失落和不安。因而可以说，传媒娱乐化并没有给予受众它所允诺的快乐，极端享乐只会给人的神经不同程度的刺激，不会使人的内心得到充实的愉悦。一种没有快乐的生活又迫使人去追求新的越来越富于刺激的享乐。这样一来，只顾及眼前短暂满足，又时时产生不足的痛苦，怎能理智面对人生，又何以清醒地去寻找意义和理想呢？而对受众的这种欲罢不能的痛苦，传媒是不会积极关心的，它是一个“理性人”，更多地会考虑按照既定商业化路径运作，以继续追逐利润最大化。就这样，人生的意义已被娱乐化剥夺了。

　　总之，传媒实施娱乐化运作，固然给自身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回报，短期内也使受众实现了心理宣泄和补偿，产生了一定的良好效果。但是娱乐化过度，总体上就引发了社会麻醉效应，快乐至上原则俘获了受众的理智，并使他们越来越深地沉溺其中，从而逃避生活，逃避社会责任，深陷娱乐化陷阱中，丧失了人生意义的追寻。因此传媒娱乐化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值得反思的，更有必要对过度娱乐化加以纠正，使其回复到正常的社会功能上来。

　

　　参考文献：

[1] 拾景炎.“快乐至上”新闻思想的人文审视[j].扬州大学学报,2003(7).
[2] 禹建强.对媒体制造大众文化的批判[j].国际新闻界,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