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以往对《农学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从新闻社会史的角度对《农学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建制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重点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对其编辑策略和内容、务农会社团和学校这些社会网络进行了再认识。本文将《农学报》作为历史的主体，将其还原到其生存的时代，将当时社会发展阶段和其现实的复杂性作为社会动员的可能性的考量，通过对罗振玉等知识分子和媒介、社团、学校的关系的梳理，从而对《农学报》的科学社会动员进行了思考和再认识。

　　关键词 农学报 社会动员 罗振玉 社会建构

　　社会动员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由于受新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人们原有的社会意识、价值观念和心理义务不断受到侵蚀而逐步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是人们取得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过程。①学者唐海江认为：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动员往往由一定的政治团体（群体）发动，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政治动员。民众的意识、社会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等的更新换代，相对集中于政治层面。因此，社会动员往往与一定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其结果往往表现为能量集中、突然的规模化爆发，给国家的政治进程和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带来剧烈的冲击。②笔者认为，唐海江是以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为角度对清末报刊进行研究，从社会政治结构来分析大众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的。在清末的报纸期刊中，还有一批如《农学报》这样的科技期刊，它们是以科学技术传播为宗旨，以介绍西方和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理念为主，以图对中国社会改良造成一定的积极的影响。

　　中国科技期刊的诞生和发展与中国引进西方现代化科学知识的进程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WWw.11665.cOm“中国科技期刊的学科特点有着从文理综合性期刊到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再到农、医、工程技术等分支学科期刊的明显阶段。期刊是学科成熟度的标志之一。无论是学术团体、科研院所，还是高等学校，其传播科学和发表科学研究成果最有效的载体是期刊这一连续出版物。”③我国首份专业性科技期刊是创刊于1897年5月（清光绪23年4月）的《农学报》，是专门传播农业科学知识的科技期刊，主编罗振玉于1906年受张之洞提携赴北京任学部二等咨议官之后至1907年1月（光绪32年12月）停刊，出版时间将近10年。关于《农学报》的研究文章已有不少，重点是对它的办报方针、编辑发行策略、传播内容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梳理。“报刊，是报刊史的合法主体，也是其中心。这样的认定与把报刊作为报刊史的研究对象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站在报刊的立场，以报刊的变化起伏以及与社会诸方面的关系来展示报刊的历史，让报刊自身说话，说与报刊自身相关的话。”④因此，在以往微观层面的研究基础上，本文以《农学报》为农学科技期刊传播史研究的主体，检讨科技期刊《农学报》作为的科学动员力的可能性：一是《农学报》的媒介形态和编辑思路；二是以主编罗振玉和《农学报》为中心而形成的社团、学校构成的这个社会网络是如何进行社会动员的。

　　一、编辑思路与科学动员

　　“知识的生成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同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学刊是知识生产的重要中介，其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主观意向。”⑤罗振玉选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为邦本”⑥的“农业”作为实现其人生“不仕则农”的抱负，一方面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无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早在《农学报》之前，综合性期刊报道过农学知识的就已经有7种，共159篇文章。这些早期期刊介绍的农学知识分类渐趋完善，凸显出现代农学体系的雏形。⑦这都为后来的相关出版物提供了范例、规避了风险。而《农学报》继承了先前这些期刊在科学传播上所做的各种准备：包括编辑思路、编译者队伍、读者群的培养等等。

　　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在进入当时的中国时并不是以平等对话的姿态与中国原有传统的生产技术展开交流的，而是要么被认为是“奇技淫巧”遭到排斥，要么被认为是“救国兴邦”的途径而被崇拜。当时的中国人经历了从对单纯的技术和产品的崇拜到对形成这些技术的思想方法、思维过程乃至社会制度的崇拜并且产生效仿的愿望。《农学报》之前的综合科学期刊上登载的农业知识多是零碎的、偏重轶闻趣事的，兼有一些具体的技术知识。而到了《农学报》，从其编辑思路来看，它已经意识到整个西方的科学体系是庞大而系统的，因此在栏目、内容的安排上，它呈现了循序渐进、注重分类、覆盖面广、视野宽阔等特点。例如它的栏目有“东西报选译”、“农事政策”、“农会博译”、“各省农事”等等，在这些栏目下其内容涉及涵盖农林牧副渔各个领域的农理、动植物学、树艺、畜牧、林才、渔务、制造、化料、农器、博议等等。⑧也就是说，在《农学报》的编辑思路中，首先，已经自觉地将农业科学知识看作是西方科学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系统；其次，在这个独立的系统中，它又竭尽所能地将与之相关的类目网罗齐全，并且在编辑上条分缕析。这就要求编辑对农业知识本身有一个比较接近“科学”的认识，并且按照“科学”的规律和要求去传播科学。

　　另外，《农学报》一方面分期连载长篇的农学专著，同时，还将这些专著二次编辑出版为《农学丛书》。这些丛书实际上构成了我国清末农业专业的学术专著或专业教材。这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在一定的范围内，科学期刊本身就具有将科学知识作为其传播内容而对社会的相关阶层或社会生产的相关链条产生一定的动员力。

　　然而，当时的人们或许只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发达的农业技术和优质的农产作物，却没有认识到：对于几乎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现代国家来说，农业的性质或许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农业生产只是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而已，也就是说，其农业生产已经完全工业化了，对于农业物产，与其说是农产品，恐怕从另一个角度称其为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也是不过分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的整个中国仍处于一片凋敝末落的农业文明之中，只有心去学习其先进知识，却完全没有配套的产生和广泛运用这些知识的环境。一份期刊凭一己之力对于这些科学知识技术的学习，推广和应用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专业的动员为同期的期刊和后来的专业期刊树立了样本。农学报之后，从1905年12月《北直农话报》的创刊到1949年，国内共出版发行44种农学专业期刊。这些都毫无疑问地帮助了中国对于西方科学体系分科的专业化建构，这种专业传播上的动员效果比起对农业生产的动员恐怕要更确切一些。

　　二、精英社会网络与科学动员

　　从外在形态上看，《农学报》是一份科技期刊，然而，在它的背后，同时展开着另外一个故事：罗振玉等人通过办《农学报》，创立务农会，开办湖北农务学堂等行动，显示出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精英对他所理解的乡村、农业和农民进行指导和教化的姿态。但这个行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教化”行为了，而是伴随着乡村愈来愈从属于城市，传统的士绅向城市流动并且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而进行的。当这些士绅一旦离开乡土，进入城市，站在城市，以另外一种视角去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这或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许纪霖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和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个行动。晚清以后，在西方科学思想的催化和中国思想传统内部发酵的双重因素之下，传统的天理观逐渐演变为科学的公理观，以道德为中心的规范知识逐步让位于以科学为中心的自然知识。而能够掌握、控制这一新的科学知识的生产、流动和消费的整个过程的，正是从传统士大夫那里蜕变而来的现代知识分子。⑨现代化的社会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则成为新的知识生产的中心。因此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里，现代知识分子生存和实现个人价值所要凭借的各种社会建制是报纸、杂志、书局、社团、学校等。⑩也就是说，像罗振玉这样，早年考中秀才，但又未能做官，只以私塾先生为主要谋生手段，在家道衰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从小县城（淮安）来到上海谋发展的传统儒士，自身经历着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里并不是说罗就是完成了这个转型），这个转型是与中国社会的全面的社会变迁同步发生的，也就是说参与到这个科学社会动员的各个方面是互动的，相互建构，并且多重决定的，而不是单向输出的，简单决定的。

　　传统知识分子从讲究地缘血脉关系的乡村走向讲究公共关系网络的陌生人社会——城市，当报人算的上是当时知识精英阶层的一个时髦行为。晚清城市发展的龙头——上海，单其印刷媒介的数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1899年—1905年间，上海发行了130种中文报刊，平均每年出版20种以上；1906年—1911年间214种报刊，平均每年发行35种以上。11不仅如此，办学校搞现代化的教育、结社成立团体组织也是非常普遍的。罗振玉自己不仅在上海办《农学报》和组织成立务农会。他还仿照《农学报》创办过《教育世界》杂志，做过“江苏师范学堂”监督。这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传统儒士若想在城市获得接纳和声誉，则必须适应这种新的表达方式——印刷媒介以及新的交往网络——社团或者学校。

　　农学会创立于1896年，发起者为罗振玉、徐树兰、蒋黻、朱祖荣，启事就刊登在当时影响力颇大的梁启超的《时务报》上。“凡官绅士商及寓外国之中国人、寓中国之外国人皆可入会。惟妇女及方外人并品行卑下人不得入会……新入会之友必求其品学名望在会之友所素知者……”12学会或社团这样的民间组织，它以网罗有共同志趣的知识分子以形成一定的固定的交往圈为特征，在这个交往圈中又有相互的利益帮扶。农学会就是罗振玉推行自己的治世理念、拓展人脉、获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阵地。在共同高举学习西方先进农业技术的大旗之下，罗振玉和《农学报》、农学会，不仅得到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朝廷要员的支持，还得到梁启超写的《序》和谭嗣同为该期刊写的三篇文章。不论是募捐经费、发行推广，还是中间经历的政治事件，他们都与这个团体关系密切。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社团是当时社会精英的一个重要的活动舞台。然而，正是由于社团的这种性质，它是完全脱离真正的、底层的农业生产实践的，它和真正需要农业知识的农民之间有无法逾越的距离。城市是工业化的经济形态，其社会建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工业化、职业化、市场化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相匹配的；而当时的中国农村仍然是小农经济，与城市的发展完全脱节，因此，《农学报》和农学会的社会动员力恐怕也只是被局限在了当时的知识精英阶层，使这些人只在头脑和知识建构中将农业和科学技术搭上了关系。

　　围绕罗振玉的“务农”事业还有一个重要阵地就是学校。湖北农务局办了一个农务学堂，分农蚕两科，聘日本人充任教员。罗振玉由于办《农学报》成功而为自己在政治上获得了关注，俨然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他受张之洞邀请，前去当农务学堂监督。他在学堂也试图开垦实验地，但是多受官僚掣肘未能实现。事实上，不论涉及的内容是什么，晚清时期办报、结社团、办学其目标诉求都指向了当时最为敏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变革这些政治主题，因为这是当时的知识精英们自己主动选择的一条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罗振玉本人后来的经历多少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他曾奉刘坤一、张之洞之命为朝廷视察日本教育事务，其一生在湖北、江苏两地整顿经营了三处学堂，最终在41岁时，入学部为官。而为官之后，罗已无暇顾及这份期刊，似乎也可以理解为这份期刊对于其个人的意义已经不大，他主动放弃了对其的经营，不久就停刊了。

　　《农学报》与同时代其它专业科技期刊不同之处在于，它传播的内容看似是单纯的科学技术，但实际上由于它涉及到的是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个情况就远远比其它的专业学科传播所面对的局面要复杂得多。作为农业国家，中国两千年来形成的生产关系、经济制度、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至国民精神和思想意识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大众媒介是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它与现代化社会之间必然是一种相互建构、互为表里的关系。而中国的现代化的开始是被强迫的，是在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有着深厚的农业文明积累和占全国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当中进行的。而这个过程又从外部遭受到强烈的挤压。这个挤压有武力的侵略，有资本主义经济对农村简单商品经济的瓦解，还有资本主义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渗透。13晚清时大众媒介的生存境遇亦是如此复杂。包括《农学报》在内的这些大众媒介在这个进程中艰难的跋涉。这个社会进程对于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影响，同时，这些人，如上文所提到的知识分子，他们谋求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建构了当时社会形态的某一个方面。

　　对于媒介来说，传播的内容是值得关注的，而结构这些内容的方式和手段也同它所传播的知识一起被受众解读。《农学报》以现代媒介形态、科学系统的编辑思路参与建构了晚清中国现代科技知识体系，也以这个媒介为核心在一定范围内发起了其力所能及的社会动员；另一方面，这些社会建制本身和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一起，都是晚清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单一意识形态主导下社会动员的产物，也就是说这个动员与被动员的关系是一体的、相互的。正因为如此，这个动员则显得格外复杂，其动员的实际效果也就变得不那么笃定和简单了。

注释
①②唐海江：《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m]，第2页，转自s.n.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版。
③姚远，王睿，姚树峰等编著：《中国近代科技期刊源流（1792-1949）》（上）[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19页。
④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j]，《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⑤陈韬文，黄煜等：《追求知识创新，迈向学术卓越》，《传播与社会学刊卷首语》（香港），2006年，第一期。
⑥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23页。
⑦刘小燕，姚远：《<农学报>之前西方农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j]，《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12月，第39卷第6期。
⑧刘小燕，姚远：《<农学报>的特殊定位及其编辑传播策略》[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40卷第6期。
⑨⑩11许纪霖：《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总序，第2页，第71页。
12章楷：《务农会、<农学报>、<农学丛书>及罗振玉其人》[j]，《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13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m]，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5月版，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