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性语言，其本身是客观的。然而由于使用语言的主体的介入，并服务于特定阶层，新闻报道必会通过其运用的语言传达个人或集团对被报道事实所持有的主观倾向或态度。国家话语既可以为记者的报道提供一种参照和言语准则，也可能会导致记者的自我在对国家话语的效仿中丧失自我，被国家话语同化。记者的报道在国家话语与自己的意识之间需找一个契合点，在不完全背离国家声音的同时，又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二者之间，有对抗，也有对话。本文通过对两者不同层面的分析，对新闻报道中的个体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分析。
关键词：国家话语  个体话语  新闻报道  记者  新闻话语
        一、话语
        （一）话语概念
        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给“话语”下的定义是：所有被书写、被言说的东西，所有引起对话或交谈的东西。（1）ronscollon在《作为媒介交流的中间话语》一书中谈到了媒介话语术语使用的三个层面：一是指大众传媒话语即报纸、杂志、期刊、电视、电影话语；二是指以电脑为媒介的网络话语；三是指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和日常话语。wWW.11665.com（2）这里将在第一层概念上讨论传媒话语。传媒是通过话语作用于受众的，传媒营造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布尔迪厄所谓的“新闻场”（3），它容纳并呈现政治、经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话语形式，根据自己的意图与模式进行改造，对这些话语进行再组织。某种价值观念的形成，既有国家话语的介入，也有记者报道的介入，一个时代的声音，在共时的意义上，表现为国家话语与记者新闻报道共存。
        （二）新闻话语概念
        由于本文所说的话语是在新闻报道这个背景之下，所以我有必要先说一下新闻话语.新闻既是一种信息形态，也是一种文本。所谓的新闻就是运用一定的语言系统叙述或重构新闻事实，这种情形下形成的文字或口语就称为“新闻话语”。新闻话语有其独特的特点，它是文化语境中的语言形式，既包括语言规则的具体应用，又是再现事实的话语，“是记者报告事实的意化性词句，旨在表达记者的某种意图，发散新闻的内在含义，所以又叫态度性话语”（4）。新闻话语还有其制度性。制度对新闻话语的控制和使用，使新闻话语无时无刻不打上制度的烙印，话语表达者会迎合制度的背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受众进行话语灌输。制度赋予话语特定的一些词，去巩固制度框架下的社会关系。话语受制度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制度当时的面貌。查阅不同时期的报刊会发现这一点，政治方面的新闻报道在这点上尤为突出。而新闻认知结构，就是新闻传播者和新闻接受者“将头脑中的新闻信息和知识经验按照自己理解的深度、广度，结合自己的感觉、知觉、记忆、思维、联想等认知特点，在自己态度、情感和意志的参与下，组合成的一个具有内部规律的整体结构”（5）。这个认知结构“既有个人认知的性质，又有社会认知的性质”（6）。个人认知和个人的性别、年龄、兴趣爱好、社会地位、民族背景等因素有关。同时，新闻传播者和新闻接受者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对新闻信息进行选择性的认知。另外，“认知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7）。新闻话语的制作不仅仅是个人观点的表述和传播，更是参与社会的一种行为。即使个人观点与社会认知发生冲突，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新闻传播者也有可能制作容易被社会团体所接受的新闻报道。和个人认知结构一样，社会团体的认知结构也是经过了大量、长期的新闻话语的输入而建立起来的。
        二、新闻中的国家话语与记者的个体话语
        （一）国家话语与记者的报道相互促进，互相制约
从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是国家的一员并用新闻话语影响国家这个层面来说:新闻报道中新闻记者以调查者的身份出现，对社会现象和问题进行调查采访，由于新闻事件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于是新闻记者就会通过新闻报道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渗透到各个领域之中并形成了“舆论”的作用，这样就可以用个体的立场和观点影响并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从而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尽管在报道新闻时，记者的话语方式是具有某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但这个种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建立在新闻职业道德的基础上的。如果记者的话语方式违反了道德的规范与栏目的定位，那么势必会引发各种矛盾。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对新闻进行报道的时候，记者在选择适合的话语方式是比较严苛的。于是在一定的客观程度上建立了记者话语方式的特殊性。
        从记者的报道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发展这个层面上来说，分为两个面的内容：一个是国家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记者在新闻报道中的凝聚另个一方面则是记者在对新闻报道时承认国家意志的某种趋向这个两个方面。当记者的个体话语的存在需要通过国家的价值取向需找生存空间的话，那么，当个人的存在方式汇聚为大众的存在方式，记者的喜怒哀乐表现为群体的喜怒哀乐时，国家话语也就成了公众的意愿；当记者的报道与公众话语取得一致并且符合国家话语时，国家话语也就体现了记者的新闻报道。从价值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家话语比较重群体的利益而轻个体的利益。建立于群体价值观之上的国家话语，在表面上看来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假设内容：“当一个人融入国家这个群体环境中时，就是个体通过他人实现自己自身价值；国家话语通常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所以比个人愿望更加合理。”从价值方面来看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可是我们认真一看就知道存在着很多的疏漏。
个人的价值实现不仅存在于记者的个体成员自身，同时也蕴含在除记者之外的其他人当中，我们也应该承认有时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记者的个体行为会超出国家的意愿。如汶川大地震中，各级媒体和记者对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和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汶川大地震，并同时献上一份爱心。这种传播效果表明了记者的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国家的意愿。当个人融入国家时，很容易产生人与社会的和谐，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这种和谐是建立于一定的代价之上的，当他人接纳自己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自我的牺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在既实现记者的个体价值同时也淹没记者的个体价值。既成全记者的个体，也造成记者的个体的变化。一旦记者的个体生命完全锁定在国家生存的向度上，记者的个体的健全人格也就在这种锁定中失去了生存的动力，记者的个体人格的发展空间也就在个人向众人的趋附中被大众占领。由于记者存在于社会这个大环境中，自己的所有生活和人生目标都是在社会这个关系网中展开的，所以，当记者走向社会这个群体的时候，就是把自己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这个时候，个人走向群体，个人与国家的对话趋向于和谐。但是，如果记者的新闻报道只是一味的向国家话语妥协而丧失自己的意识，不在趋近国家话语的同时，证明自己，发展自己并在群体的汇聚中，撞击出自己的火花的话，就会出现，自我意识的丧失，记者的报道参与变为对主流话语的效仿，导致个人话语的丧失，只有国家话语的存在。一般来说，国家话语不是由个人负责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容易出现记者的报道被掩埋在国家话语之下，思想上丧失自我意志，行为上对大众模式的趋从。当所有人都在以这种行为模式为准则，做事和说话时，即使在做的事没有多大的意义并且是错误的，但因为是主流想法，没有人愿意从中跳出来发出与主流想法不同的声音。于是，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认为，该随声附和的时候不随声附和，该跟着众人走的时候不跟着众人走，往往就意味着孤独，意味着被抛弃，意味着与“主流”隔绝。当记者想要从这个状况之中走出来就会发现自己与外界的阻力。在国家主流话语之外的记者报道，这时候要不主动退出，保证自我的完整，要不就被挤压到边缘，远离中心。但不管怎么退让、挣扎还是抗拒都不足以构成社会的主流，成为一种说法。这样就会压抑记者的报道，甚至消解记者的报道，从而更难听到真正属于个人的声音。再加上当作为对话者的记者，如果参与意识比较淡薄，而从众趋意识比较突出，向国家话语趋附则往往不是出于理性自觉，而是出于情感认同。这样，要瓦解自我意识缺乏的记者的个体并引导其认同大众生存的模式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同时也应该意识到一点，不是在所有时候，代表国家意愿的国家话语就一定必然的比个体话语更合理。当这个国家都陷入一种非理性的狂热时，所表达出的国家话语必然是有问题的。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国家都陷入一种盲目的崇拜主义和知识无用论当中去了，文革中形成的一大怪异就是言必称“最高指示”，做任何事情都要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而实际上说话人并不真的要实行语录中的内容。就连一对恋人申请结婚，也要先说上一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而实际上很可能这两个人是同乡，结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结婚。但是必须这样说。这样的行为形成风气，后果便是践踏了人最基本的诚实，人人言而无信。一个社会多数人说假话，或者在公开场合一定说假话，并且形成一种“规则”，这是极其可怕的。于是在这种狂热的崇拜中，保持属于自己的一份清醒是很重要的。当所有的人都因为国家话语的错误导向不得不指鹿为马的时候，敢于说出真相的人——记者，就只能用言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了。但这种阐明是需要一种合适的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把握不好就会让自己在没有说出话来的同时就让自己无法立足。
         (二)国家话语与记者的报道之间的消融关系
        记者的报道是建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化的言说，将那些无法为国家话语所覆盖的个人意识从中解放出来，相对于国家话语，记者的报道往往是边缘的。那么两者之间是否存在除上述所说的其他的联系？答案是肯定的。记者的新闻报道是作为一种记者的个体的文化观的体现，它与国家的价值观的联系相对较松，而在审美趣味、社会行为上则相对重视同时也体现着一种自我的特征。个人话语并不是与国家话语无法调和，也不是从根本上断绝与国家的联系，而是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找到与国家话语的某种平衡点从而既可以遵从国家的规范，又可以徘徊于这之外。国家话语可以有意识控制个体话语并对记者的新闻报道设定某种规范如对法律、道德、宗教等方面的规范，同时国家话语也可以无意控制个体话语但其对记者的新闻报道却存在了一种潜在的影响力。而当记者在对新闻进行报道时，对于国家话语那种有意识的控制就采取接受为主而对于那种无意的控制就在可以的范围之内跳离那种框架，不管是出于哪一种情况，国家话语对记者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是客观存在的。而个人话语只有在记者的言说拒绝国家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时候，两者才会产生出无法调和的极端化情况。记者的新闻报道是在部分离开国家的声音，但又不完全逃避与国家的对话的这种情况之下进行的，个人话语是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与国家话语决断的。记者的报道并不是一种反国家的行为，他既不对抗公众的道德观念，也不拒绝来自公众的信息。没有一个记者的报道可以是完全存在于国家话语之外的，因此，所谓记者的报道，通常只能以一种相对平和在这个框架中的方式，来表达与国家话语和价值观的不同。而我们同时可以发现，新闻的报道多是针对一些敏感、重大的事件或是问题进行报道的，这必然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因此，记者在对新闻进行报道时，除了记者个人的倾向外，还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隐性或显性的介入。于是，在这种受到相关权力的干涉和介入之下的新闻报道，就显现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话语表达方式。既话语的走向受到了各种权力力量和权力关系的影响。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记者的介入监督了国家话语，于是其的新闻报道在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同时，也成为了是老百姓的“传声筒”。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闻报道在为人们提供信息的同时又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习俗。而报道事实是新闻的本源，这使得新闻本身必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著名学者李希光指出：“新闻报道的致命错误就是让编辑、记者主观的价值判断或偏见不加掩饰地展示在受众面前，因为一旦读者与你的价值判断相左，他们就会对你的报道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高明的新闻制作者们会利用语言本身的特性或语篇结构的安排，隐讳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注释： 
（1）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2）蔡敏：《传媒话语生产与控制》，《现代传播》，2002年第6期，第5页.
（3）皮埃皮.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4）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第49页.
（5）刘京林．《新闻心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第145页
（6）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解析[j]．外国语，2002.
（7）曾庆香《新闻叙事学——新闻与传播理论丛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第111页
参考文献：
[1]m.巴赫金．论行为哲学[a]．巴赫金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44，4l，4.
[2]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m]．曾庆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戴炜华，高军．批评语篇分析：理论评述和实例解析[j]．外国语，2002.
[4] 刘建明．《新闻学前沿：新闻学关注的11个焦点》[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 刘京林．《新闻心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6] 王为杰．《传播心理学》[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
[7]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8] 胡雯．《新闻话语与意识形态》[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