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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形象的不可靠叙事略论

中国现代文学中儿童形象的不可靠叙事略论

自人类文明以来,儿童就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中被定义出来的文化概念,儿童的个体生命和价值在成人世界里也始终是一张“白纸”,被家庭和社会中的大人按照自己对孩子的人生预设来填满。自从18世纪洛克的《教育漫话》和卢梭的《爱弥尔》发声以来,儿童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而“儿童是成人之父”[1]这一震耳欲聋的宣告声也一直回响到现在。儿童作为生命个体的被肯定和重视使得这一群体在整个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来,这以后关于儿童的研究日益成为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等学科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在文学学科中,正如朱自强在《儿童文学概论》引言中提出的“儿童研究先于儿童文学研究”这一重要的学术方法,儿童形象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功能也呈现出深层的丰富性和多义性的可能探讨。
  回顾30年的现代文学发展面貌,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于个人现代化的启蒙还是到后期转向民族现代化的热忱,现代化始终是其不变的走向和主题[2]。儿童形象作为现代文学的命题之一亦是行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由“儿童观”这根魔术师手中的魔棒摇幻出一个多彩纷呈的世界。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启蒙思潮发现了儿童作为个体生命存在以后,儿童也逐渐被时代先驱者们“觉醒”了。随着周作人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确立,在文学诗篇中,儿童形象也陆续作为新的视角进入文学创作中,为现代文学的人物形象画卷增加了更广阔的篇幅。wwW.11665.coM而儿童形象作为一种特殊的不可靠叙事者,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亦表现出其限知角度所特有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文化功能。
  一、儿童浮出历史地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掷地有声地把儒学推上了思想权威地位,家族宗法制度也延续了几千年之久,人的情感虽在唐诗宋词中得到充沛的宣泄,却也只能是对统治阶级低眉顺眼之后的个人喜怒哀乐抒发。且不说妇女、儿童的附庸地位,就连成年男子也只能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臣顺民,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传承把个人与统治王朝的共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儿童本是感性生命的解放、理性的释放和艺术生命的张扬,在经历了梁启超的“科学救国”、鲁迅的“立人”学说和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儿童形象被赋予新的生命和价值在五千年历史和文化中得以凸显。
  (一)沉睡的小人——孝文化的牺牲品
  中国的孝文化源远流长,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都与孝文化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无论是痛苦的挣扎,无声的承受还是无望的反抗,都在爱的名义下沉寂了下来,爱与恨的交织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有过的历史。而作为在一个家族和民族中没有话语权与独立意识的儿童,他们是在成人设定的孝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有的只是被塑造,被定位。鲁迅早在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就揭示了封建孝道的残酷:“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3]仅从中国现代文学主将的生活实例就可以看见,鲁迅、郁达夫、胡适、郭沫若等都背负着一份无爱的婚姻,如《家》中的觉新一样,他们的婚姻都是在家长制的承包下完成的,无论是一辈子的坚守还是毅然的逃离对婚姻的双方都是无尽的伤害。
  中国古代的儿童仅从其读物就可以观照他们的整个成长历程,儿童读物都是成人们站在道德的高度对孩童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美塑造和期待,更是传达儒家正统思想的工具,如《神童诗》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奴隶教育,《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韵语、《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伦理格言。这种旧式的儿童教育在1936年郑振铎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总结为“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4]。儿童作为“父为子纲”封建伦理桎梏下的成人附庸品,在中国悠长的古代文学史中出现的本真形象可谓凤毛麟角。所呈现的最活泼少年应是李贽《十三郎五岁朝天》中的“南陔”,《世说新语》中机智善辩的“陈元方”、“孔融”、“谢安”等,但这些儿童与魏晋重玄学思辨的思想背景不无关系,虽有其自然纯真,但也还不是儿童本身的代言人。

 (二)希望的寄托——爱国主义的宣传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启了在世界版图上沉寂了数年的中国之门,同时彻底摧毁了中国人的自我中心论,整个民族顿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成为仁人志士的铁骨节气,民主爱国、科学救国也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共同主题。
  作为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改良派文学家,梁启超以“少年中国之少年”之名拉开了反封建反专制的社会改革帷幕。随着进化论为儿童的正名,儿童突然被成人发现是尚未完全麻木,还具有可塑性的群体,于是被当时的人们设定为中国未来的“希望之星”,这一时期的儿童读物无论是原创诗歌还是翻译作品,都是作为反侵略、反专制、爱祖国和宣民主的政治文化工具。这些本土创作的诗歌或者翻译小说只是以儿童作为读者对象的教育读物,如梁启超的爱国主题诗歌:《爱国歌》,以及以反侵略为主题的《宝塔歌》,哪怕是文本清丽的《春之花》,主题亦是“春花好比少年时,少年须爱惜”——教育儿童珍惜时光的说教。真正站在儿童位置来体验生命的作品还未出现。
  由于晚清儿童文学的本土创作非常少,绝大多数是对国外文本直接翻译或译述、改写,又因选择的内容多是科学小说、爱国小说、冒险小说和教育小说,“明显地反映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爱民族思想意识和先觉者们变革政治的迫切心愿”[5],晚清阶段翻译作品中的儿童形象也是具有教化意义的,如《二勇少年》、《苦儿流浪记》等。此阶段的儿童形象在文学中仍然是没有生命的个体,还未成为文学中的人物群像。

 (三)儿童为本位——文明与科学的呐喊
  西方进化论的传入对儿童形象的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契机,而郁达夫曾总结“五四”运动最成功之处在于“人”的发现,发现了“人”的生命、人的感情、人的价值,亦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完整的“人”。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作了《儿童的文学》的演讲,为“幼本位”的儿童观发出了最权威有力的宣言,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自觉和觉醒的标志。而鲁迅的“立人”姿态,对童话译介的热情和对儿童心理教育的深切研究,以及他对周作人搜集民间资源时提供的极大帮助和鼓励,这一切为“幼本位”的儿童观提供了独特的声援。“幼本位”的确立解构了五千年的父权家族体制,提出将幼儿的身心得到彻底解放和超越的观点。
  这时,文学创作上也开始出现了鲜活的儿童形象以及以儿童视角关照社会的作品,如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以及后来的《孔乙己》都是以儿童视角来观察和演绎成人社会的,散文《朝花夕拾》和一些杂文(例如《上海的儿童》)等都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儿童形象。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实践是以茅盾和郑振铎为主要人物的文学研究会在1922年发起了一场热闹的“儿童文学运动”,不仅大力引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也在不断建构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的新形态。文本创作上,除了叶圣陶和冰心创作的表现儿童天性中爱与美的作品,如《一课》、《马岭瓜》、《寂寞》等,儿童的形象都较为单一,多描写战乱给儿童所带来的贫苦生活,如杨振声笔下因强兵征税而导致家庭破败的《渔家》、普生的《完卵》中幸存于战乱下的一个苦儿,赵景沄所描述的为人童养媳的阿美的生活境遇(《阿美》)等,这些作品中的儿童为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系列的流浪儿形象。

二、审美符号——不可靠叙事主体的价值
  中国传统小说总是以全知全能的叙事模式来展开故事的,最典型的就是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列位看官,听好了”的“大师”视角。随着文学也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外的叙事手法不断引进到中国,而不可靠叙事首先就为鲁迅运用,如中国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以狂人的不可靠叙事者的身份来鞭笞封建社会、透视扭曲的人性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文学概念上的不可靠叙事本是指存有认识局限或缺陷的叙述者,且从这样的限知角度所展开的叙述,典型如疯傻视点,包括作为其变型类型的儿童视角。因此,儿童作为这种视角的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呈现出独特的新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儿童:诗与思的“双重奏”
  1919年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大变迁之年,最传统的社会文化与最现代化的欧美思潮在不断冲撞后,终于在改良、革命和战争的历史作用下唱着自由和民主的挽歌走进了“新时代”。而儿童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儿童崇拜”的观念让儿童成为美的化身,令一方面,儿童又是社会动荡的主要反映面。在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是一个承载了使命的形象,每一个儿童的后面都隐藏了一个成人的视角,而这种双重视角的文本结构丰富了作品的意味和内涵。
  无论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透过童年的“我”的视角来反思祖国的被侵略和民众的疾苦,冰心在《最后的安息》中表现翠儿如何在社会与家庭的重男轻女思想压力和双重逼迫下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是鲁迅在《故乡》中通过对比活泼可爱的少年闰土和麻木苍白的中年闰土来深入对中国民众在生存困境中的精神反思;亦或是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勇敢机敏的少年,不畏生死的抗日小英雄等红色少年群像都是社会背景下时代精神的刻画,以引起人们对于政治制度、精神文化和社会道德等方面的反面沉思或正面引导。
  (二)作为叙述者的儿童:真善美的“独唱团”
  早在1919年3月15日周作人所做的诗歌《路上所见》中就把孩子比作是可爱的天使。“人之初,性本善”,儿童近乎本性的天真与无邪就被看做是真善美的象征,因此,儿童文学常常把生活的深奥、生命的水灵放置在一个天真活泼好奇的儿童身上,而让读者去发现儿童之外的世界。平淡和自然在儿童的眼中都是奇妙而可爱的,所以在以儿童为视角的作品中的这类儿童便是来自生命最原初的体验,而这类作品多以回忆叙事或者拟儿童形式而作,以表现儿童的童趣、童真和童心,就如张爱玲所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往事在时间的沉淀和回忆的洗涤后便具有了丰富的哲学和审美的认识。
  如鲁迅作品《社戏》中贪玩的迅哥儿和他的小伙伴们“挖蚯蚓”、乘船去看戏以及偷罗汉豆的乐趣,连“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也散发出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吹来”。萧红的《呼兰河传》中遭受婆家折磨的团圆小媳妇一直都只是村里人观赏的对象和饭后的议论焦点,只有小小的“我”对其投去同情一瞥。此外,凌淑华、丰子恺、废名等作家对儿童形象都有生动的描写,如废名笔下勤俭善良的三姑娘,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下衬着“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衣裳,她的淑静恰似那翠绿的竹林。而丰子恺的散文《华瞻的日记》鲜活笔致之下是一位纯真的少年华瞻,这些模仿孩子的日记体大多以欢快的基调来叙述他们的童年生活,或者以对于生命的无知和游戏精神来观照社会,这种类似《彼得潘》的“顽童”形象在冰心的《寂寞》中也有体现:小小和来乡下的妹妹根本体会不到萱哥的死所带来的悲伤,她们只沉浸于每天的玩耍之中,虽然最后妹妹的离去给小小心中留下无限的悲伤和寂寞,但这悲伤不是缘于亲人的死去,而是因其缺少玩伴而失去的乐趣[6]。

 三、天性使然——不可靠叙事主体的文学功能
  不可靠叙事主体的疯子、傻子或儿童与正常成人相比,在心智上可以说是一种不完全、不完整的个体,而疯子和傻子更是智障群体,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然而以这种视点来观照人生的主人公都是生活的参与者和局外人,这些有着与常人不一样的人性、感情和爱情极大地丰富了人物的多义性,如当代作家阿来《尘埃落定》里的傻子就表现出一个圣愚者的生存智慧。而对现代文学中的儿童视点而言,往往因儿童的纯真、纯净和纯美反衬了成人世界的冷漠,残酷和卑劣,而这也是不可靠叙事向可靠性的一种转化。

 (一)超常反衬庸常——传达一般视点无法关照的层面
  在儿童的世界里,学识财富、文明道德、礼仪规范等被人们视为高贵的标志都是不被意识到或者不在乎的,因此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才会一开场就安排汤姆跟穿着体面的富家少爷以打架论英雄的场面。正因为儿童对于人与人之间等级差距的“无知”,对大自然里的动植物的热爱,对游戏和人最初的本性的保持,如虚荣,好胜,自私等人性,所以他们失常、异常和超常的行为语言常常带来反衬成人所谓正常和庸常的效果。
  如丰子恺的散文《华瞻的日记》中华瞻认为“‘难为情’是大人们惯说的话,大人们常常不怕厌气,端坐在椅子里,点头,弯腰,说什么‘请,请’,‘对不起’,‘难为情’一类的无聊的话。”以孩童单纯的思维讽刺成人交往礼节中的迂腐与虚伪。《篱下》的环哥把姨妈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他的天性自然被看成是乡下野孩子的没教养,最后无奈被驱逐出去,揭示了城市人的伪文明伪道德。而玉薇女士的《失去的小羊》以“我”和兰儿寻找小羊的过程反观成人杀害羊作食物的残忍和冷漠。
  (二)人性开化的反拔——表达一般叙述无以表达的态度
  与成人在生理上的差距更显著的是,儿童的心理模式和思维特征表现出全然不同的审美。而这些看似幼稚却天真的小人们决定了他们关照社会与生活的角度与成人有着不一样的细腻,而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笔下的儿童视点往往集中关注着的是成人所忽略的细节和人物,如边缘人物,弱势群体以及没有生命的自然界生物和动物等,社会总是将这些非常态人格赋予其“道德归罪”,认为这是上天对他们的惩罚和所得的报应,然而儿童对他们的爱却是表现对人性开化的反驳。
  如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只有“我”会与团圆小媳妇接近并同情她的遭遇,陈旧的储藏室对于“我”来说却是阿里巴巴“芝麻开门”后的藏宝库。小狗花子在萧乾的“我”眼中就是一位忠实而又有趣的玩伴,一只小老鼠也是鲁迅儿时生活的乐趣来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历数的后花园动植物更是让人应接不暇: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轻捷的叫天子、油蛉在低唱、蟋蟀在弹琴、还有蜈蚣、斑蝥、何首乌藤和木莲藤、覆盆子、赤练蛇等等。
  (三)本真美的释放——呈现特殊的审美效果
  儿童的“无知者无畏”精神在文本中较全知全能的文学叙事而言,给文学文本带来的是神秘、奇幻,儿童的本真丰富了作品的魅力。文学本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要像生活又要不像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创作要求,而儿童的视角恰能保持对生活和生命的原生态,这种朦胧的,未知的体验带来的混沌美、神秘美、本真美正是不可靠叙事的不可靠存在。
  在现代儿童文学中的人物群像中,也许没有快乐的匹诺曹,没有不愿长大的彼得潘和可爱的笨狼,但是现代背景下作家笔下所传来的孩子们的笑声已然让我们感受到了温情和怜爱。凌淑华和冰心两位女性作家以她们的细腻对儿童的天真浪漫有细致的刻画,如《凤凰》中的枝儿把拐骗她的人认为是好朋友,而在《离家的一年》中精细地扑捉了他和小姐姐的质朴姐弟情。冰心的《寂寞》中小小拉着妹妹做冰淇淋,在河里玩耍后站到太阳底下晒干等情节都被小主人公认为是无比有趣的娱乐活动。
  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民族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1949年的70多年的历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中国能独立于世而探索奋斗的历史。滚滚红尘带去了昨日的喧嚣和纷争,留给后代人的这张血色浪漫画卷,是文学家和史学家两位画匠共同完成的力作。在中国曲折复杂的命运变化和中西文化的冲撞下,比之现代性在成人世界中所显示出的矛盾和张力,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立在儿童身上里却显得微弱与镇定,这不仅是因为对儿童的心理探寻还处于文字的涂鸦阶段,也是儿童自身无法参与到文本的探讨与创作中的缘故。
  四、结语
  历史与社会在不断变迁,人物群像也在不断进化与退化。儿童作为文学叙事的新视角为许多作家所喜爱,在当代的生命延续表现出更多的丰富性和多义性,文学中不再以儿童为美与爱的对象,儿童亦是有血有泪,有伤有痛,典型如余华的生命成长痛史,王安忆、铁凝的女性成长经历,韩少功和莫言笔下的儿童则是生命力退化的象征。这种对“人之初,性本善”的转型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儿童已然成了异体:如仇恨、杀戮、嫉妒等,皆是对传统的儿童形象的颠覆和扭转,而这些抵达人性深处的作品也将儿童形象演绎得更加深刻而复杂。
  参考文献:
  [1][意]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m].单中惠,译.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38.
  [2]程光伟.中国现代文学史[m].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
  [3]鲁迅.鲁迅集·杂文卷[m].广东:花城出版社,2001:14.
  [4]浦漫汀.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卷[m].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234.
  [5]胡从经.晚晴儿童文学钩沉[m].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1-15.
  [6]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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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揭爱平 [标签: 中国 现代 文学 不可靠 情人 不可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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