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主要问题

　　文献史料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理应受到重视，这应该说是一个“常识”。然而对当代文学来说，似乎就不那么简单了。尽管21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人开始认识到文献史料问题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推出了一批阶段性成果，但由于起步晚，研究者认知和素养滞后，再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当代文学研究仍程度不同地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泛理论化”的路径，无视或忽视文献史料的现象依然相当普遍。即使有相关的史料整理、考辨和研究，大多也停留在初级阶段，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不仅不能与古代文学相比，就是与近现代文学也存在较大差距。当代文学从1949年发轫以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至今已有六十余年，是可以而且有必要考虑学科体系的建设了，而学科建设就有文献史料学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确也累积了较为丰富的文献史料，对之如何清理、甄别和研究，并进而充实、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提升研究的学术水平、层次和规格，也是摆在我们当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本文拟从历史、现实和研究主体三个方面探讨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历史困境与存在问题，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鉴于当代文学史料生产、传播和评价过程中融涵了诸多因素，因此，对它的探讨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历史、现实与学界的许多敏感复杂的问题，并带有自我反思的成分。大量事实表明，我国当代文学正处在历史转换的一个“拐点”上，如果我们高度重视文献史料并从各方面提升史料研究的能力，在研究的思路和范式上进行由“重论轻史”向“史论并重”的战略转移，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史编写和学科建设完全可望在现有基础上得到新的拓展。www.11665.com
　　一、 历史困境： 意识形态的影响
　　这里所谓的“历史困境”，主要是指在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当代文学史料破坏之外，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料存在、发现及解读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或明或隐的影响。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自发端以来就与意识形态有紧密的纠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次文学思潮或文学争鸣往往与狂风暴雨式的审查和批判密切相关，不少历史文献或文学作品因被意识形态认为不合“规矩”而毁于一旦，而更多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私人书信、日记和未及完成的作品，“几乎就处于自生自灭之中，其意义根本就来不及在文学史家那里得以衡定”[1]114。“文革”时期民间史料收藏者赵一凡逝世后，由他多年细心收藏、编辑、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学资料遗失、破坏情况严重，有的被保姆当废品卖掉，如果没有徐晓和鄂复明的抢救，几乎就要完全毁失。从这个角度来说，像《无梦楼随笔》这样极具时代反叛性和思想性的史料能够留存下来简直就是奇迹，尽管张中晓的父亲后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往往因为各种整风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程度不同地削弱了自身保护、收集、整理分析史料的能力。据《吴晗传》作者介绍，吴晗写作《朱元璋传》（初版名《明太祖》）时就被要求用“历史的方法论”对原作的史料呈现和解读方式进行修改，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对书稿作了两次改写，根据阶级分析的方法再塑了朱元璋的形象[2]292295。但史料考据的严谨并不能反证史料运用过程中意识形态的不在场，而恰恰是政治话语的规约使该作因尊奉“历史的方法论”而丧失了原本应有的生动和激情。至于像老舍的《正红旗下》与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使作者主动放弃了写作，或是像《刘志丹》这样刚出版就被强令收回销毁，或是像阿垅的《诗与现实》这样被某日报的“几百个字”的批判逼得“书就不能卖了”[3]59，或是像《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未能“完美”切合当时政治所要求的“历史逻辑”而作出大量修改，并迅速用新版代替旧版作品，更是不可胜数。
　　更为严重的是，受“文革”等特定时期“一体化”机制的规约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被纳入云波诡谲的意识形态视域中的史料本身是有问题的。在某些特定历史时期内，政治权力不但直接从历史中“删除”史料，同时还以更隐秘的方式参与甚至控制史料的“生产”，其过程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臆断，有的甚至颠倒是非。如在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中，就存在通过“拼接”的方式将胡风与舒芜等人的通信打散、错置、嫁接、重新组合，并结合注释、批语进行了符合意识形态希望的“再解读”，从而为胡风和他的追随者定下“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罪名。这种近于粗暴的史料处理方式和叙史态度无疑为嗣后正常的史料工作开展开了恶劣的先例。而随着那一时期意识形态的日益“左”倾，这种“取其一点、随意点染”的史料研究思路不但影响了史料收集整理的正常流程，更“指导”了文艺运动的参与者们将历史材料与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对接，以达到打击“政治敌人”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在丁、陈反党集团冤案中，因为胡风在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是“可以合作的”，就“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力而又有利的‘口实’”[4]45。王蒙回忆，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批判者“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枪毙命”[5]230231。而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主要发言人甚至脱离胡风的文稿，“随便抓一两句来照自己的意思任意解释”[3]110，113。
　　凡此种种，就必然造成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存在严重的真伪问题，而且因为意识形态话语自身的不稳定，新旧史料之间往往充满矛盾、对峙，有的甚至成为永远无法破解的历史谜团。比如周扬在各个批判运动中咄咄逼人的表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也正是因为“温情主义”，与一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6]50，以致被斥为“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而受到批判，直到“文革”期间被当作资产阶级文艺黑线“总头目”打倒。而历史的悲剧还在于，在当时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下，甚至连“被批判者”都会不由自主地制造假史料，主动歪曲历史真相：或是为了自保而不惜书写有违历史事实的“检讨书”、“揭发信”，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检讨体足以引人深思的是，这种“检讨体”不但存在于政治批判运动中，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作家笔下仍然存在。如沈从文为《杨振声文集》写的序《我所知道的杨振声先生》中写道：“不光没有一点文采，里面也没有谈及半点与杨振声的友情和对杨振声文学创作的评价，而写的近乎批判证明的材料……全文仅720字。”转引自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或是如“胡风集团”的一些人，一面抵抗来自意识形态的审判，一面却依然以“简单的追究行政责任的办法”参见《读夏衍同志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以后·编者按》，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29页。再如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与何其芳等人的反驳也充满了“意识形态性”，几乎每一个反驳都足以判定两人的“反动政治立场”。来讨伐文艺论敌。至此，史料被有意塑形或被迫沦为论证意识形态合法性、构筑政治话语权威性的垫脚石，甚至被随意涂抹改动，以“嵌入”主流话语中。

　　但是，这种“伪史料”和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应景式史料”并非没有价值。陈寅恪说过，“伪史料中有真历史”[7]65；翦伯赞也曾言：“保存在所谓正史上的史料，也不是完全可以从正面看得出来的；但在它们的反面或侧面，却往往暗示出一种重要的历史内容。我们若是把这种有暗示性的史料放弃了，那便是重大的损失。”[8]107这些史料尽管有很多真假掺杂的成分，“但对于多元地呈现以及研究那个历史时段的人与事，无疑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9]10；通过与其他文献的互相比较，它们还可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还原历史的“现场”，为深入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文化语境提供历史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漠视或舍弃那个特殊历史话语年代的“伪史料”和“应景式史料”的主要原因。
　　意识形态对文献史料的影响虽然存在于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但当我们出于研究的需要去发掘和整理当年这些史料时，仍可从中发现它们与当下之间的关联。如20世纪80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直接影响了稍后几年的“重写文学史”活动；再如编辑某些名家的全集或文集时，他们在特定时期、场合的“发言”就成为相当暧昧的选题——事实上在编写几位重要文坛领导人的“文集”或“研究资料”过程中都存在因各种原因而导致的关键资料缺失的问题如袁良骏曾对洪子诚提起20世纪80年代初他编丁玲研究资料时，有的材料和文章丁玲就不让收。参见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页。再如黎之曾指出，《胡乔木文集》与《乔木文丛》中未选入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以及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关于文学艺术团体为争取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的组织任务》。他对于《周扬文集》的编辑失误也有论述，包括漏收1956年周扬在作协理事会上的讲稿，以及在作者去世的情况下对文集第五卷随意删改的情况。详见李世涛《我接触过的周扬、林默涵和胡乔木》，载《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1期，第7098页。另龚育之的回忆文章《几番风雨忆周扬》中也提到《周扬文集》第三卷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考虑”：“文艺界一些同志非常地不赞成他（周扬）把《大辩论》这些文章再编进今天出版的文集中去”。参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另外，诸如《xx冤案始末》这类“史料翻案”的研究著作中对“史料”的选择、利用和阐读是否就符合史料研究“客观”、“全面”的要求，编写过程中是否隐含了作者某种出于“翻案”的“意识形态先行”理念，也都是值得反思的。；还有，作家的回忆录以及目前比较时兴的口述史等“抢救史料”运动，在内容上是否存在当事人出于各类原因而“曲笔避害”或“沉默不语”的可能——其实这些“避讳”不仅是出于对文坛要人的“尊敬”，同时也含有对敏感问题的小心谨慎。但正因如此，文献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才得以充分凸显。“在当代领域，目前对史料搜集的侧重点在于档案文件、历史记述上。因为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历史相伴生的历史特性，查找相关档案文件，梳理当权者与文人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还原历史语境的关键所在。”[10]3536
　　但由于意识形态从未引退，它的始终“在场”不仅左右和决定“前三十年”当代文学史料的“如何生产”和“如何存在”，而且还关涉如今的学人“能说什么史料”和“怎么说史料”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史料被完整保留下来，也可能由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无可奉告”。由于当代文学中涉及意识形态的档案文件和历史记述大多藏于中央、地方及有关部门的档案馆，带有很强的“保密”性质，一般不愿也不便向社会公开，这就为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增添了难度。程光炜曾对这种“藏而不宣”的原因有比较详细的总结，大致包括如下五个方面：（1）材料属于国家机密，原则上不能和当事人或研究者见面；（2）材料牵扯到更高一级领导部门，牵涉到文艺界前领导人之间不便公开的矛盾，可能会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发展的整体形象；（3）当事人当时的检查、日记和信件与20世纪80年代后的“再叙述”有某些出入，或出于政治禁忌与自我保护的心理，不愿使之进入公众阅读视野；（4）由于材料积压过多而空间有限，故有关部门将档案作为废纸予以清理；（5）当事人对“历史”的改写或删节，致使文学事件变成没有上下文的孤立和缺少真实性的个案[11]190。尽管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这样官方性质的资料研究机构陆续以出版物的形式披露部分历史细节，但这种总体排外式的档案资料管理制度仍在无形之中造成了史料研究的被动局面。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建设较之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之所以显得特别薄弱和滞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目前可以看到的政策性突破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的颁布以及各地档案馆的建立和开放。我国档案管理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980年，中共中央作出开放历史档案的决定；198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档案局发布了《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1987年9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198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但《档案法》的执行情况却并不理想，大量事实证明，档案馆中的史料不少虽早已超过了档案法规定的“保密”三十年的时限，但至今仍被视为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封存在那里，没有及时向社会“解密”。根据《档案法》规定，至少1981年之前的档案已经处于对公众“开放”的状态了。但据媒体报道：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11年5月31日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承认还有六成本该解密的档案并未向社会公开，并以“涉及国家利益、个人隐私和名誉权”为由，“按国际惯例延期开放”在“开禁”与“保密”之间，史料资源平衡的把握和尺度的拿捏使史料问题不断逸出学术研究的范围，主动或被迫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是当代文学史料的无奈，也是其独有的“特征”。参见《国家档案四成公开》，载《人民日报》2011年6月1日，第11版。。显然，档案的意义远远不止于资料的保存，当档案以文献史料的方式进入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无比丰富的矿源，有巨大的可资勘探的空间；有的虽只露出其中的“冰山一角”，但却对整体当代文学从理念到实践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遗憾的是，大至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不少“大历史”，小到1980年对电影剧本《苦恋》批判这类具体事件的官方记录和领导人的具体指示，这些至今仍藏于档案馆中的文献史料相当于一个个被禁止发言的“历史口述者”，因为未被“解密”而无法参与并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哪怕它保留和记录了最具原生态的历史本真。可见，档案的“封闭”不但直接导致学术研究的延宕，这种行为本身也对文献史料造成了“遮蔽”。                           

　　正如有研究者总结的，在某种程度上，“史料是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它的发掘则是动态的，往往是带有主观性和时代性的。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史料的重要并赋予理性的自觉，那么即使碰到被遮蔽的史料，也有可能在梳扒整理的基础上给予解蔽”，“特别是对与主流文学思想相悖的新史料的发掘”[12]119更是如此，档案馆中所藏的文献史料就属于后者。尽管我们可以通过现有旁证或考据还原一部分被隐藏起来的历史，但总不及史料亲自现身对历史加以说明，如此，史料研究者的考证也能避免变成又一个“孤证”。《档案法》的颁布显然有利于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建设，但正如前文提到的，它在现实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同时大量图书馆、档案室等资料保管机构仍然对普通研究人员和公众“闭关”，重收藏而轻使用的保存态度以及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的史料“被保密”等，都造成了史料流通和研究过程中的断裂。凡此种种，都加剧了史料工作相互间的封闭性，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基础性建设造成了不少困难。
　　二、 现实问题： 科技、市场和全球化语境下的尴尬
　　尽管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带来累累伤痕，在其生成、解读、取舍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投下了无法抹去的浓重阴影，以致深深影响到今天和将来，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方面，并不是全部，导致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困境的也并非只有意识形态。当代文学的“后界开放性”，使它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在不断“生产”文献史料而使之呈现活跃增长状态的同时（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等其他学科从总体上讲不具有这种文献史料“再生产”的能力），也不断遭遇过去从未有过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点在当代文学“后三十年”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表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最突出的也许是来自现代科技对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冲击。著名学者樊骏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指出：史料工作作为宏大的系统工程，有它自身完整的独立品格和丰富内容，随着史料数量的迅速增加，对整理鉴别的要求必然提高，以目前停滞的研究手段无法应对交叉边缘学科和综合分析的兴起，也不能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及时反应。换句话说，面对新的不同于过去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史料形态，史料工作也有必要更新其研究方法，逐步实现由文字手工实证研究向现代化、科技化的史料学研究方式转变，即史料工作需要实现“社会化、现代化”[13]214。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史料自身不断累积，原有的研究方式已无法完全应付巨大的整理需要；另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储存技术的日新月异，为研究提供了相当新颖便捷的工作方式。这就要求史料研究与时俱进，主动应对日益复杂、不断革新的工作方式。事实上，如今文献史料中已经融涵了多种多样的电子化技术：图书馆和档案馆是现代化史料的集散中心，照片、录像、光盘、网络文件平台等储存方式都可以成为搭载史料的载体。这些现代化的手段大大缩小了资料的保存空间，延长了保存年限，方便了资料的查找和修改，节省了史料查找、整理、校对工作的时间。比如一部几十卷的《郭沫若全集》可能需要大半个书柜才放得下，当研究者需要查找里面的一段话或几个字时无异于大海捞针。而通过扫描输入电子系统之后，就拓宽了使用者的范围（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全集的价格），节省了反复整理查找的精力和时间，研究者只要使用搜索功能就能快速定位所找资料的位置，有需要的则可以通过文献传递、复制或直接打印获得具体文字。
　　史料保存和查看方式的变化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史料形态。如2006年的“韩白之争”，不仅让我们认识到网络这种大众传媒的独特功能价值，而且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收集、保存和开发、利用网络史料的新课题。这也意味着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开始进入了数字化、媒体化阶段。需要指出的是，文献史料的数字化、媒体化并不排斥文献史料的考证，相反，它与传统的史料考证相辅相成。因为有些电子版的史料在操作过程中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错版”，而使用电子资源的研究者往往不再直接阅读原版材料。如果轻易相信电子史料就是“正确”的，那么就会导致史料研究出现错误。以笔者的亲身经历来说，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得内依的信》，由于原版是竖排版本，而能查阅到的电子版可能出于当下阅读的方便改换成了横排版，在这转换的过程中就出现了诸如字体、着重号、标点等偏差或遗失。这种因“高科技”造成的史料差错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警惕和改进。另外，网络材料在上传、编辑与删除时的随意性也加大了对史料真实性甄别的难度和强度，同时提出了以网络等新媒体为载体的文学史料的“学术信度”与“引用规范”等一系列学术规范层面的新问题。
　　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文学史料的存在和发展，使它由纸质转向非纸质、由实体转向非实体、由视觉呈现转向综合表现，在史料形态和范围诸方面都得到极大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已迎来了“文献资料爆炸”的时代，“它使史学不再限于朗格诺瓦和塞诺博斯所主要依据的书面文献中，而代之以一种多元史料的基础”[14]86。尤其是像网络资料这类在过去研究中并不存在如今却正迅疾发展的虚拟史料，因为承载了更多的科技含量，也具有更加广泛的受众，更有必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纳入搜集的视野。无论怎么说，我们应该跟上时代的脚步，关注新史料领域的开发和应用，只有这样，才能尽早完成从传统校勘学向现代文献史料学的转变。
　　其次，是来自俗化史料的挑战。这里所说的俗化，又分以下两种不同情况：第一，为迎合消费市场的需要，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眼球刺激”，用带有“暴露”个人隐私性质的口吻和笔调向人们兜售有关当代著名作家或文坛高层领导人的史料。这部分史料不仅格调低俗，而且往往未经严格考证、整理和研究便匆匆抛向市场，以满足大众消费之需，甚至出现“怎么乱怎么写，怎么流行怎么编”。对于作家个人经历、作品写作过程或是政治事件、历史人物史料的重视无可厚非，事实上，有的史料虽然作者本人避而不谈，但它的确很有益于文学研究。比如林斤澜提到：老舍的两个剧本《虎啸》、《桃李春风》都与一位名叫赵清阁的女士合作完成，两人在重庆时期关系密切；后者还保留了不少20世纪40年代老舍的信件，在“文革”中这些信成为老舍被批判的原因之一此处详细史料介绍可参见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傅光明《老舍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页。。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当小心翼翼地区分对待私人和公共性之间的张力和区别……对任何私下事件和行为的挖掘也只是加深我们对论述对象的公共行为的理解”[15]166。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追求“还原历史真相”，的确需要“私人性”的史料支持，但对于此类史料的发掘是为了进一步深入解读作家作品、完成对当事人行为背后心理状态的探究等等，而不是直接将这些材料真伪不辨、添油加醋地拼贴出售。然而目前不少作品以“野史”笔法勾画严肃复杂的政治事件，对文坛要人及彼此之间矛盾的随意夸大和恶意揣测，热衷于对所谓“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的披露，使文献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沦为追求市场效应的奴隶。这种对史料刻意“俗化”的做法对当代文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不仅没有好处，相反因有悖正常的学术之道而使其滑向歧路。事实上，这些行为哪怕是就单纯的商业行为来说也是不足取的，更不用说以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对之进行考量了。                           

　　除了对“私人性”史料的恶意炒作，上述所说的俗化还表现在对经典革命历史作品低俗叙述的曲意奉迎。如何评价当代革命历史作品即通常所说的“红色经典”，这当然比较复杂。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来看，虽然当年这些曾引起轰动的作品似乎不再那么吸引人，其中不少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有的甚至相当突出，但它们并非没有价值。比如黄子平对丁玲、王蒙作品中“病的隐喻”的思考，孟悦对《白毛女》变迁的考察，就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启迪，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则建立在具体切实的史料爬梳和辨析基础之上。史料的搜集与叙述不可能是纯客观的，不同的立场、方法和角度使史料不可能也不易被“穷尽”。这意味着作家必须将重述的作品建立在严肃、切实的史料爬梳和辨析基础之上，将深切的历史之同情与时代之新知互相交融。对待“红色经典”也同样如此，如果像小说《沙家浜》和电视剧《红色娘子军》那样，让阿庆嫂在你死我活的敌我之间大搞“三角恋爱”，叫吴琼花举起人性的旗帜与人“争风吃醋”，随心所欲地对原有文本进行改造和发挥，那么一俟这些“噱头”被消费，将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作为文学史料的“红色经典”的态度，并使后者“失去其文化的、历史的、生命的资源”，从而使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沦为简单粗暴的解构历史的元话语活动。尽管这种“再叙述”在狭义上可能与艺术传播问题有更密切的关联，但不论是创作这样“没有更多的思想或现实意义”[16]242的作品，还是对这样的“改编”不加辨识地套用“人性”给予认同，或者将其当作一种思想艺术“创新”，都存在对“红色经典”原著是否尊重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当下部分作家、评论家历史观（史料观）、价值观和艺术观的虚无、低俗和混乱。
　　最后，是来自域外特别是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语文学史料的挑战。这也是跨地域、跨文化、跨语际的全球化语境下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需要面对的，是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早在前几年就有人将“港台方面的文学作品、文学评论、文学争论、文学评奖等”列为当代文学史料一个重要方向并指出：“港台（尤其是香港）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在海外的最大集散地，在那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积聚着极为丰富的各种材料，并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大陆学者写作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材料源。”[17]54事实上，“香港和大陆的文学文化，包括左翼文学文化”，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息息相关”[15]168，而“国统区的文艺政策后来也延续到台湾”，也就是说，这两个地区的文艺“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对照来看的”此为陈思和在2009年3月20日香港岭南大学“我看当代文学六十年”圆桌论坛上的发言。具体可见王德威、陈思和、许子东主编《一九四九以后：当代文学六十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428429页。。近年来，随着香港、澳门回归，台湾地区与大陆关系的发展，大陆与港澳台地区文学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基础性的史料建设已经展开，出现了《以文学史料开拓研究视野——台湾〈文讯〉杂志与大陆当代文学》[18]这类关注于史料沟通交流、相互影响的学术文章，也有学者提出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关于“世界华文文学史料”概念的提出与具体研究情况，可参见袁勇麟《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012页；袁勇麟《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第6873页；庄伟杰《华文文学史学与诗学研究的跨文化思考——兼谈华文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发掘及文学史书写》，载《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5页。的概念，1989年还成立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等等。但相对于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华语文学界之对“大中华地区”当代华语史料研究的“活跃”根据袁勇麟的考证，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文史料工作都已取得一定的进展。具体可参见袁勇麟《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回顾与展望》，载《甘肃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第1012页。，大陆则显得“冷静”很多，学界普遍存在着对史料工作关注度不高、史料鉴别考证困难、原始史料分散、公共资源保存不足等问题，有的专著甚至出现引用作家姓名出错、性别颠倒等让人哭笑不得的基本史料错误如《隔岸江花——台湾女性散文透视》一书中将“梁凤仪”误作“张凤仪”，将陶然先生误认为女性。参见袁勇麟《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管窥》，载《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第6873页。。香港大学文社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涉及香港当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工作1975年，香港大学主办“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并编成《香港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资料汇编》，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资料。参见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转引自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主编《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富有意味的是当时他们所能使用的材料并不见得比大陆学者多。正如一位香港史料工作者所感叹的，他自己没有特殊技能，有的只是耐力和小心，假如内地研究者能在这方面用功，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必然更加丰富[19]73。可见史料工作的最大阻碍并不在史料本身，而是在于史料意识的缺乏，在于“明知有而不作为”的消极史料观。因此，除了进一步打通学科的地域障碍，充分认识大陆以外文献史料对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很有必要追问目前史料工作的态度和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所以，它就自然而然地具有文献史料“跨域”存在的问题。域外史料与域内史料是相辅相成的“资源共同体”，它们彼此既有同质性，又有相对独立性。而对域外史料来说，它的开发利用不仅能有效地丰富、充实和拓展当代文学史料的内涵和外延，而且还能为当代文学领域里发生的历史事件和文学思潮找到合理解释，像苏联斯大林和高尔基有关文学与政治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讲话、日丹诺夫有关报告，以及西方话语下的海外汉学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等，就属于这种情况。但遗憾的是，由于时空阻隔与意识形态差异造成的理解偏差等各种原因，人们的热情受到影响，不少研究者对之表现了冷漠，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就算是专业性质的“作品选”或“史料选”里也很少看到这类史料，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关于〈星〉及〈列宁格勒〉杂志所犯错误的报告》以及“日丹诺夫主义”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坛创作和文学批判运动产生的影响，似乎没有受到大陆研究者特别的关注，甚至在文学史里都很少提到《报告》和日丹诺夫。当学界大声疾呼当代文学史料匮乏，抱怨史料不开放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可以从“他者”角度观照和解读当代文学，将其纳入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和话语空间中加以审视？                           

　　实践证明，对域外史料的关注正是我们现代人应有的一种思维理念和胸襟。我们呼吁打破现有文学研究的狭小格局，站在更高也更为开放的视野中，发掘、处理和把握史料问题。
　　三、 研究主体问题： 自身认识与素养的局限
　　如前所述，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原因造成了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的困境。但史料工作终究是人的工作，它看似最客观，其实还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因此，它的困境和问题同时也与研究主体有关，从这里也可找到原因。
　　应该看到，近年来当代文学领域一直不停地在进行反思，而20世纪80年代作为历史转折的关节，更是成为了这种反思的一个理想时段与切入点。通过反思，人们不仅实现了对已逝美好旧梦的追忆，而且也找到了影响嗣后创作和研究的 “问题之源”。但在此次“重返”80年代活动中，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当时的“泛理论化”思潮。正是这股被大家疏忽了的文学思潮的强势存在，对当时乃至今天的当代文学文献史料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毋庸讳言，20世纪80年代涌动的“泛理论化”思潮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那时刚走出“文革”不久，人们思想观念十分滞后，当代文学学科也处于发轫阶段，所以“观念创新”成了压倒一切的“主旋律”。这就有意无意地诱导和促使整体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不仅给予“理论”（而不是“审美”或“实证”）以超乎寻常的高度关注，而且如钱理群所说，往往也喜好借用某种“理论模式”的构建来进行观照把握，以谋求学术上的创新和突破钱理群曾在发言中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中想象的作用，讲到建立理论模式、假说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讲到不能搞材料的‘爬行主义’”，但并没有完成在“阅读、辨别、鉴定材料”方面的“飞跃”这一基础性史料任务。参见孙玉石、严家炎《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第97115页。。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人们崇尚的是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想”或“主义”，它们在满足作为研究主体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社会价值、“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20]45的自我期盼的同时，也使“理论思想”及其相关的“理论模式”的功能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而“在理论思想体系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方法一般说来是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当方法论革新有助于认识和利用所研究的对象时，这就成为发展科学的有力杠杆”。事实也正是如此，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和其他方法的融入，的确可以“丰富充实原来的理论思想体系，甚至由此导致新的学说、新的学科的诞生”[21]62。
　　然而，这些理论阐释及其话语权威是否无须约束便可自由产生意义并进而完成自我论证呢？随着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由“广场”撤回“书斋”，文学研究也逐渐由“批评化”向“学术化”乃至“学科化”转换，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回望20世纪80年代，人们发现“泛理论化”的结果是可以留下的学术累积并不多，他们开始对“虚假的理论姿态”[22]110提出质疑：由于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均是“舶来品”，当研究者不对其所代表的观念和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加以辨认就断章取义“拿来”使用，“自然就会犯形式主义的谬误”[20]371。当然严格地讲，这也是百年中国文学的普遍症候，诚如胡风批评的，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先驱都存在为了启蒙而一味“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23]165的问题，重“理论”而轻“实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通病。当代文学所不同的只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严重，也更突出罢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想到，他们希冀由理论的途径完成学科与世界学术研究的接轨，但由于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对理论的过于迷恋或过度阐释，不但未能有效地实现这种对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风的浮躁和功利化倾向。人人都喜欢谈大问题，但却疏于实证，也无意于实证，一切似乎都是“不及物”（即文献史料）。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地成为一种“传统”并一直延续至今，影响到目前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樊骏、钱理群和孙玉石都曾撰文指出评职称和进行学术考核时，考察标准对史料研究表现出的“不屑一顾”：“且不说至今还有人将史料工作视为‘小儿科’，在职称评定中史料研究成果不予承认的现象还时有发生”[24]83，“即使一些好的成果，一拿到那个会上，不是嗤之以鼻，也是看成二等、三等的”[25]108。这种情形不仅严重伤害了史料工作者的研究热情，同时也说明当代文学学科意识模糊和不确定，尚停留在比较主观化、批评化的非自觉阶段。也正因如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理论热”之后会出现另一种历史的必然：“我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26]49显然，这是研究主体自身局限所致。当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史料占有的基础之上，它的日益成熟、完善乃至“历史化”，是诸多方面因素的合力形成的。文献史料是其基础，没有文献史料支撑的研究不但虚蹈凌空，而且极易蜕变为有悖事实的个人主观臆断或“哲思冥想”，对学术声誉和价值造成不应有的损毁。在这方面，我们有不少教训值得记取。
　　已有徐庆全、刘锡诚、黎之、李辉、傅光明、洪子诚、李洁非、程光炜、陈思和、於可训、金宏宇、谢泳、霍俊明等学者就此发出过呼吁，并用自己的实践在史料建设方面作出了探索。作为研究者，为了推进和发展当代文学学科，我们也有必要在史料问题上对自己的主体认知与素养等进行反思及调整。
　　首先，我们不但要高度重视基础性的史料整理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性作用，而且还要对之具备一种整体性观照和把握的思维理念。钱理群曾以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和自己读书时“为研究路翎就先编他的《著作年表》……后来写《周作人传》，首先做的就是编了30万字的《周作人年谱长编》”为例，说明史料准备对重要研究课题来说“是完全必要的”[24]89。然而这种“个人”的史料收集和整理很少顾及超出自己研究以外的其他方面，更少以“系统建设史料学科”为前提开展客观的、有计划的史料工作。据此，笔者认为我们不但需要重视史料的“独立准备”，还必须区别“独立准备”与“独立提出”的不同：“独立准备”是指史料整理工作的个体活动，“独立提出”则是新史料的发现或对旧史料作出新的解读。前者是学术研究的必经阶段，但并非最终目的，后者是史料研究的理想结果与理性提升。换句话说，面对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独立准备完全必要，但又不能停止在“只有考据和严谨”，“还应该提倡一下创造性思维”[27]98，在“丰富史料事实”的基础上“自觉追求研究的新意”，使史料的发掘与学术思想的深化形成“良性的互动过程”[24]89，以“系统的、理论化的”研究取代传统的“个体的、手工业式的”研究，最终实现自我史料观和学术价值观认识由“小”到“大”的转变。                           

　　其次，我们还需要在具体的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找到能够适应、克服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困境和不足的新方式，避免再次滑入纯理论研究的泥沼。如有研究者将版本学、目录学引入史料研究的视野，提出加强史料研究中的“版本意识”可参见金宏宇、杭泰斌《中国现代文学的汇校本问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6期，第150161页；金宏宇《新文学研究的版本意识》，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12期，第5762页；金宏宇《新文学版本研究的角度》，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第239247页。。此研究以前也有人做过，但将标题、封面、插图、扉页引言、序跋、注释、版权页等“副文本”进行系统的版本学意义上的考证，研究它们的改变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原版的“本性”关于“副文本”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见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70183、209页。的学术整理却很少见。就书籍的版本而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修改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修改“虽然有出于艺术完善考虑的，但更多的是非艺术性修改”[28]58。比如杨沫对《青春之歌》前后稿的修改就不是出于完整作品情节、丰富人物形象的考虑，而是在被主流意识形态批判后向其靠拢的一次主动尝试。再比如近期有人提出“金庸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将原作重新批阅增删，修改润饰”，因此，“现在读者所翻阅的、批评家所研究的金庸小说的文本，正是经过十年修订的版本，是以经典文学‘改写’的金庸小说，是作为印刷文化的文学书籍，而不是最初在报纸上连载的原作”[29]79。这一考察一方面回答了金庸小说如何超越传统武侠小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也对包括金庸小说在内的现有研究提出了质疑：文学研究应以原始版本为“基础文本”，如果我们研究的文本是经过作者本人大量修改的、已经脱离了最初风貌的作品，这样的研究本身是否有问题，可否视为一种错位的研究？
　　事实上，不但是作家作品，就是对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变化过程，甚至于领导人涉及文艺政策的讲话与之后印行出版发表的文字之间存在的“不同”，也有考证并加以分析的必要。这类工作需要研究者熟悉不同版本内容，了解版本工作的程序，比较、分析不同版本间存在的细微差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是通过变动几个理论名词可以实现的，而必须真正坐下来、静下心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进行校勘，这就有一个对自己原有心态以及知识结构与学养进行调整的问题。同时，由于当代文学作品或文献史料的版本变化往往与政治有关，因此版本学的考察还与政治文化研究相联系，这就为当代文学“一体化”的深度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通道。
　　最后，正是由于此前学人没有普遍形成自觉的史料意识和“述学”观念，当代文学才会在20世纪80年代身不由己地走向“不及物”的理论泛化。因此，反思研究主体还提醒我们要重视当代文学后学人才尤其是具有文献史料意识和功底的后学人才的培养。刘增杰认为，“文献学之根本”在青年学人的培养[30]96；陈平原主张现今重点大学应将研究中心转移至研究生的培养和学生基本学科能力的训练[31]9497；钱理群等学者也每每提及史料积累在研究生学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24]89。而目前当代文学学科规划和多数学校的培养方案中，却往往对史料整理、发掘、考证等都未作要求。研究生培养是“功利+速成”，从理念到体制都在催逼学生在很短时间内拿出可作“量化”的研究成果，而不允许也没有时间让他们做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史料“攻坚战”。如此这般，就必然导致这方面后学人才培养只能寄希望于“自学成才”，并且因缺乏训练或“独立准备”不足而产生诸多问题，有时甚至闹出笑话。吴福辉曾直接表达过对当代文学研究生完全搁置史料的不满，就对待基础史料的无所谓态度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搞历史小说的竟然没有读过施蛰存、茅盾、郑振铎、绛燕……研究80年代农村题材的也没有读过孙犁、柳青、李准、刘绍棠”，还有的学生“不肯去查第一手的材料，注释里随便地转引。有的传记在学界已经受到严肃的批评，但引用者似乎毫无所知，仍然放心大胆地大段大段引用”[22]109。凡此种种，当然不能不阻碍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而我们呼吁的正是这样一种“史论结合”的当代文学后学人才培养方式：“教师尽可能搜集更多新鲜的材料并注重传授全新的文学史方法论，其目标乃在培养学生崭新的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学生则由此以异常敏锐的神经抓住最前沿的理论路数并尝试完成自己的文学史叙述实践。”[32]54吴福辉和邵宁宁对此有形象的定位：“现在提倡文献学研究，除了符合我们当前的现代文学的新的理论之外，和我们当下的学风需要做某些纠正也是有关系的。但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把新材料的发现和新观点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33]31这就重新回到了史料与理论如何结合的话题上来。正如前文所说，史料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处于一种动静结合的状态——这不但是指史料的发现和研究处于动态的过程，同时也是指史料整理与理论阐释之间处于动态的平衡。我们从不否认理论的意义，并认为阐释与实证是互补而不是对立的，史料发掘最终目的在于“学术创新”和“文学史观的变革”，在于对“文学研究的重新发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史再审视”[15]161，这些都离不开理论对史料的概括、把握和提升。但在目前学风浮躁，普遍存在理论泛化、意义和方法崇拜的情形之下，强调“论从史出”，尊重历史客体，似乎更有必要，也更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