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新著《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研读

　　樊星新著《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收入该书的24篇专题文章，是作者20余年来对当代文学作品中“探讨国民性”与“叩问神秘主义”这两大文学现象深入进行思考后所形成的研究成果。全书围绕1980年以来当代大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重新探讨国民性问题”这一主题展开论述，深入揭示出当代作家在探讨国民性问题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眼光与微妙思考。通过考察当代作家在现代化浪潮中对于“国民性”问题的新思考，表明了他们对于“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主题既有所继承又有所质疑并有所超越的新立场与新思维，全面论述了他们在重新认识“国民性”的复杂性方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取得的文学成就。该书还辟出重要篇幅，对当代文学中的神秘主义思潮进行了辨析梳理，并试图挖掘出神秘主义所蕴涵的丰富内涵。这是一部史论结合、点面兼顾、蹊径独辟、视野开阔、经得起推敲与检验的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著述。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摇摇欲坠的帝国门户，中华大地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迫使一向以“天朝自居”的国人的精神自信受到了重创，“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便长久牵动着有志于拯救民族危亡的一代代的中国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注意力。wWW.11665.com从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立人”思想到毛泽东“六亿神州尽舜尧”的浪漫理想，都体现了伟人们关于“改造国民性”的理想主义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设计；“而在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和毛泽东关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教导以及一次次旨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传统的政治运动中，则显示了他们对民族劣根性的深深忧虑。在他们的心中，理想主义的豪情与深刻了解现实的忧患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心潮的起伏而此消彼长。”（第25页）作为对苦难记忆的沉痛缅怀，新时期始，“改造国民性”的忧思是与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紧密相连的。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再到“寻根文学”，循着先辈们“改造国民性”道路的不断掘进，再重新回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这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文学似乎在这个看似“从终点回归原点”的风雨跋涉中，完成了一次充满了艰辛却不乏温暖的心灵之旅。在对当代作家作品全面把握、宏观鸟瞰与个体分析、“解剖麻雀”后，樊星对“改造”与“回归”这一文学现象阐发了独到的见解并发出了“屈子之问”：“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当代人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精神和民间世俗活法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当我们发现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程度上是一次传统文化精神与民间世俗活法回归神州大地的大潮时，便不能不一方面感叹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强大，另一方面产生了这样的思考：‘改造国民性’的设计是否已经被现代化和世俗化的浪潮抛入了忘川之中？回首百年烟云，为什么我们既明显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同时又没有（或许也不可能）完全像伟人们设计的那样摆脱掉传统的影响？巨变中又有所不变的事实蕴涵了怎样的文化之谜？一切都值得好好思量。”（第26页）——这段精辟的论述与炽烈的追问，既是全书的总纲、立论之枢，又体现出了论者高屋建瓴的哲学之智与缜密的逻辑才华及带有浪漫楚辞风格的文风。阅读全文，书中像这样呈排比递进、水涌浪高、时而眉锁春深、时而慷慨激昂的理论观点与激情文字，通篇皆是，若海滩拾贝，赏心悦目。
　　当代作家群，繁星丽日；当代文学作品，蔚为壮观。“文学即人学”，用文学的方式，探讨、表现“国民性问题”这一纷繁浩长的思想主题，一直是当代作家情之所系、笔之所述的重要领域。浩如烟海的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者本人既要通读泛读，又要重读精读——这便实在是对批评家的体力、精力、定力与超脱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作为一部带有鲜明史学风格的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专著，《当代文学与国民性研究》一书，既要有对单个作家作品精神旨趣的深刻领悟与独到发现，更要站在“史”的高度，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大陆当代作家作品的总体状貌与文学精神、书写风格的流变进行全景式的理论梳括。没有深厚的哲学功底、政治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修养，还有一流的语言掌控能力互为支撑，是很难驾驭“当代文学同‘国民性’与‘神秘主义’之关系”这两组宏大课题的。一个好的文学评论家，往往能在“读与研”、“入与出”之间，随心所欲，自由转换，“三言两语，寥寥数笔，作家气质，作品风格，即可传神，便抵其旨”。我们不妨从本书中随意撷取锦章佳句片段，以证上言之不虚。如作者在论述“新写实小说”作家作品风格时指出：“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写出了‘活着’的烦恼与无意义；方方的《风景》、余华的《现实一种》解构了‘家’的温馨，展示了家庭暴力的残酷；苏童的《妻妾成群》、《红粉》消解了‘女神’的神话，剖析了女性心理深处的阴暗；他的《刺青时代》、《黑脸家林》和刘恒的《逍遥游》、《黑的雪》则质疑了‘童心’的传说，还原了少年的喧哗与骚动……一时间，虚无主义的浪潮大涨。”（第6页）
　　夹叙夹议，汪洋恣肆，情感浓烈，充满哲思，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如作者在对“阿q精神胜利法”作了一番心理学上的探究之后，发现了阿q性格的复杂与一言难尽：“阿q，绝不仅仅只属于中国，他也属于世界。他是一切自大又自卑、保守又趋时、蛮横又卑怯的人的‘共名’，也是所有在无奈的困境中不得不自我安慰的人们的‘共名’。甚至，他还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成了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的命运守护神。”接下来，论者在详细考察了经济学家于光远，作家聂绀弩，文化人吴祖光、尹瘦石、胡考、刘尊棋、黄苗子、丁聪等人关于“五七干校”题材的系列回忆散文后，用大段感情充沛、夹叙夹议的文字，对在逆境中怀揣“精神胜利法”、始终保持乐观、豁达之心的苦难的人生发出了热情的生命礼赞：“这是怎样的人生境界？似乎是逆来顺受的无奈，又何尝没有蔑视痛苦、蔑视强权的豪放！古往今来，多少智者是凭着这份乐天的情怀、豪放的气概超越了绝望与颓唐！”樊星进而指出“‘阿q精神’绝不仅仅是麻木灵魂的同义语”，既有麻木的“阿q精神”，也有大智若愚的“阿q精神”。二者的距离十分微妙，但一望便知。“大智若愚的‘阿q精神’竟然成为苦难中的知识分子坚韧生存的精神支柱——这，恐怕是鲁迅先生和新时期启蒙运动的推动者难以料到的吧。而如果这样的体验和感悟可以成立，那么，它很自然便显示了‘阿q精神’在逆境中的某种必要，从而也就构成了对‘改造国民性’主题的质疑”（第31页），又如在分析了以阿城、李杭育、郑万隆、郑义、莫言等为代表的“寻根派”作家作品的风格气质后，樊星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作品“展示了民间文化传统的绚丽多彩、充满生机”，同时，作者又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对呼唤文化传统“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深长忧思：“如果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中本来也有自由的精神、豪爽的气派、高超的智慧，那么，笼统地提‘改造国民性’是否合适？当代人应该做的，也许是继承、弘扬这样的优良传统。在这样的立场中，显然体现了当代作家民族主义情感与民本主义情感的合一。”（第34页）在考察了部分当代作家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后，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论者忧时伤世、针砭时弊的愤怒与深沉，体现了批评家心怀天下的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应该承认，‘反智主义’对于知识异化、知识分子庸俗化的激烈批判未尝不是一剂猛药。它提醒人们注意：在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年代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异化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危机。没有‘反智主义’作为破除知识迷信、‘精英崇拜’的解毒剂，知识难免发生可怕的病变。同时，它像瘟疫般流行的后果又敲响了社会可能退化、人性可能肤浅化、粗鄙化的警世之钟！”（第217页）——立论者深重的忧思，绵长的愁绪，无边的怅怀，跃然纸上，振聋发聩，促人猛醒，令人肃然起敬！